清代吴敬梓著,五十六回 (一说五十五回),成书年代约在乾隆十 三年 (1748) 至十五年 (1750) 之间。目前见诸记载的最早刊刻年代 似在乾隆三十七年 (1772) 至乾隆四十四年 (1779) 之际,但此一刻 本未见流传。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 (1803) 的卧闲草 堂本(五十六回),此后诸种刻本大都以此为祖本。建国后有张慧剑的 注释本 (五十五回) 和南京师大的整理本 (五十五回本,第二次印刷 时“幽榜”回作为附录印出,则成为五十六回本),以及李汉秋的汇评 本、陈美林的新批本。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幽榜”),前 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正文从第二回开始,故事发生在明代成化末年,上距 “楔子”约一百二十年;结束于第五十五回“四客”故事,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 三年,下距“幽榜”二十一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故事主要是叙写元 朝末年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自学成才后,因不愿相与知县时仁和乡绅危素,避 走山东济南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乃回到故乡。不久, 母亲病死。又隔了一年,天下大乱。吴王平方国珍,特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 平天下之策。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由 此,王冕预知 “一代文人有厄”,乃及时避居会稽山中。
        到了成化末年,山东兖州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办学堂,夏总甲推荐周进 来教馆。周进为一老童生,先后受到秀才梅玖的嘲弄和举人王惠的白眼,感到 无限屈辱。一年后又失却馆地,更是满腹怨嗟。随姊丈金有余去省城为商人记 帐时去贡院游览,见到号板,怨愤至极,一头撞去,不省人事。后得商人资助 捐监应试,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御史,点了广东学道。他在主试南海、番 禺两县童生时,识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不久,范进又考取举人,但 却喜极而疯,为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范母也因喜极而亡。在乡绅张静斋 劝说之下,范进乃与他去房师、高要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二人正在候见汤知县 时,当地乡绅贡生严大位又前来攀识。
        严贡生因横行乡里,被告到县里。不料汤知县居然准了状,严贡生不得不 避走省城。县里差人找到他的老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胆小怕事,找两位舅爷 廪生王德、王仁来了结乃兄官司。不久,严监生妻王氏病重,又花了大量银子 打点两位舅爷才将妾赵氏扶正,接着王氏病故。婚丧两事一共花了四五千两银 子,严监生十分肉痛,气恼交加,宿疾发作,以致一病不起。此后,赵姨娘唯 一的儿子又夭折,严贡生乃乘机谋夺乃弟家产,大兴讼事。
        此时,周进已升任国子监司业,他识拔的弟子范进也被钦点山东学道。范 进赴任之日,周进乃以当年在薛家集教馆时的学生荀玫相托。
        荀玫与王惠同榜中了进士。不料荀玫母死,正值朝廷考选科、道,王惠劝 他谋求夺情,被驳回后返乡守制。王惠赴南昌知府任,与前任太守蘧佑之子景 玉办理交接。后又升任南赣道,正遇宁王谋反,王惠降顺。宁王被擒,王惠匆 匆逃走至浙江乌镇时,遇到蘧景玉之子蘧公孙。公孙赠他二百两银子,他则将 一只枕箱交于公孙。公孙从枕箱中发现一本《高青邱集诗话》,乃以自己 “补 辑”名义刻印出来,从此被人视为少年名士。湖州娄琫、娄瓒宴请鲁编修,鲁 编修在席上见到蘧公孙,乃将女儿许与公孙。不久,鲁编修与蘧佑先后病故,公 孙做名士之心也有所收敛,结识了在文海楼选文的马纯上。此时,家人宦成拐 带丫头双红出逃,被捉回后,在差人唆使下,以“钦犯”王惠的枕箱为要挟,扬 言要首告蘧公孙,幸得马纯上用全部束修赎回枕箱,方才了结此案,马纯上则 离开嘉兴去杭州书坊文瀚楼。
        马纯上游西湖,接济了拆字少年匡超人。匡超人返乡后又得知县李本瑛的 识拔,入学成了秀才。不料,李本瑛被诬告,匡超人在潘保正指引下,前往杭 州投靠他的房分兄弟潘三。从此,匡超人又结识了西湖名士景兰江、赵雪斋、支 剑峰、浦墨卿,簇拥着胡三公子游西湖、做诗会,潘三则劝说他不必相与这些 人,并且指使他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因此,匡超人也积攒了不少银两,娶了 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李本瑛案情昭雪后升任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此时潘三 已被拿。匡超人得到李本瑛书信,就将妻子送往乐清乡下,只身前往京城。在 李本瑛活动下,匡超人考取了教习,又娶李本瑛外甥女为妻。当他返乡取结时, 原配郑氏病死,正遂他的心愿。取定了结又乘船北上,在船上遇到冯琢庵、牛 布衣。
        船到扬州,冯、匡二人换船北上,牛布衣却搭江船到了芜湖,寄寓在甘露 庵中,不料却患病不起,老和尚为他经营后事。住在附近的少年牛浦郎,一日 晚间来庵中借着灯光读书,老和尚准备将牛布衣诗稿给他看,他却等不及,先 行偷了出来。不久老和尚入京,他索性假冒牛布衣招摇行骗,新补知县董瑛慕 名来拜,匆匆一叙而别。从此,牛浦郎学得一身势利,与岳家卜氏兄弟相处不 谐,乃去安东县投靠董瑛。路上遇着牛玉圃,两人认作祖孙。牛玉圃带着他去 扬州盐商万雪斋家。牛浦郎因跌入水塘,受到牛玉圃的冷遇,正好他从子午宫 道士处听到万雪斋的出身,就故意诱使牛玉圃当众说了出来,因而被万雪斋辞 退。牛玉圃方知上当,将牛浦郎痛打一顿,丢在河岸上。牛浦郎得到过路的黄 客人搭救,同去安东,又被黄客人招赘为婿。董瑛此时即将升任,乃向接任的 向鼎交代,请他关照牛浦郎。不料真牛布衣妻子寻夫而来,告到县里。
        向知县因断了这一无头官司,被人向按察司参处,却被按察司门下戏子鲍 文卿怜才解救。不久,鲍文卿又回南京重操旧业,向知县升任安庆府,路过南 京,邂逅文卿,邀其父子来衙门相会,赠送其银两,又为其子廷玺娶妻。不久, 向鼎升任福建汀漳道,文卿则返回南京,病重而死,廷玺不得义母欢心,去苏 州寻兄,而乃兄又亡故; 再去扬州,投靠季苇萧,从此结识了扬州一班名士如 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士等; 回到南京后又投靠到杜慎卿门下。杜慎卿邀了南 京城里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戏子,高会莫愁湖。事后,鲍廷玺向他求助,杜慎 卿却介绍他去天长自己的族弟少卿处。
        杜少卿为人豪爽,极重孝道,又不会理家,家人王胡子伙同张铁臂等人讹 骗其财产,鲍廷玺也趁机索讨一百多两银子而去。不久,少卿家产将尽,听从 老管家娄焕文的劝告,移家南京,得识各地齐集南京的名士。少卿与娘子同游 清凉山,自由自在地生活。未曾料到巡抚大人将他荐举博学鸿词科,他不得不 去安庆致谢并面辞,李大人不允所请。归来后,李大人又遣人来催促,少卿乃 装病辞去。此时,迟衡山正倡议修祭泰伯祠,杜少卿、庄绍光等人极表赞同,共 襄盛举,并推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任主祭。经过多时准备,选定四月初一 举行祭祠大典,四处齐集南京的名士、选家都参与盛会,南京的民众也挨挤着 来看。
        祭祠以后,与会的人又都星散,此时寻父二十年的郭孝子又来南京,以杜 少卿为首的南京名士并不因他是王惠之子而冷落他,赞扬其孝行,赞助其银两, 帮他前往陕、川寻父。到了成都府外的庵里,王惠却坚决不认其子。不久,王 惠病死。郭孝子背着骨骸返乡。途中遇到萧云仙,劝说他去效力朝廷,乃父也 要云仙去平少保处投军。在平少保帐下,云仙率兵收复青枫城后,筑城垣、修 水利、垦田地、兴学堂。后去应天府任江淮卫守备,因此结识了虞育德等南京 的大名士。过江时,他在扬州码头又邂逅曾在青枫城教书的沈大年。
        沈大年正送其女琼枝去扬州宋为富家完婚。岂知宋为富乃以讨妾对待,琼 枝乃只身逃往南京,写扇作诗,为人刺绣谋生。江都县差人前来缉拿时,她正 向杜少卿娘子诉说自己遭遇,她终被押入江都。在船上,有一汉子带着两个婊 子也去扬州。那汉子刚到家,汤镇台的侄子汤六老爷就来厮混,又勾引汤镇台 两个儿子汤由、汤实到妓院来吃酒。
        汤由、汤实乡试落第后去父亲任所镇远府,正值苗民作乱,汤奏平了乱,却 被降三级调用。父子三人一齐回到家乡。汤镇台请余特教导其子,余特不就,而 去无为州秋风。不料私和人命事发,因关文中误写“贡生余持”,乃为其弟余持 蒙混,胡涂了结官司。余特又去南京,得与杜少卿等时贤聚首,但不久虞育德 远赴浙江,余特又回到五河,被虞华轩请去教育儿子,旋又被选为徽州府学训 导。老秀才王蕴来拜老师,余特很看重他。王蕴曾鼓励三女儿殉夫,后又觉伤 心,乃去游南京。在南京由邓质夫陪着去泰伯祠凭吊,但未见到南京一班名人。 不久,武书回到南京,正欲去回拜邓质夫,却被高翰林请去作客。客人是万中 书,但却是冒充的中书。东窗事发,幸得凤四老爹相助,秦中书出了银子,才 捐了一个真中书。
        凤四老爹送万中书回浙江,顺便向杭州朋友陈正公讨回欠债做回南京的盘 缠,但陈正公则被毛二胡子骗去了银两,凤四老爹出面为他讨回银两就返回南 京,去回秦中书的话。秦中书却与陈四老爷在妓女聘娘处鬼混。不久,秦中书 进京补缺,陈四老爷又往福建寻表兄徐九公子去了。聘娘被虔婆所逼,剃度为 尼。陈和甫的儿子也做了和尚,却与同是测字的丁诗争闹不休。此时,在南京 市井中倒出现了几个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 做裁缝的荆元,他们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与前此出现的名士并不相同。
        这就是《儒林外史》的故事梗概。这些故事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表 达了什么样的主旨呢?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评论。吴敬梓至友程晋芳 说这部小说“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卧闲草堂本卷首闲斋老人序又 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前一种见解,尚见之于杨锺羲的《雪桥诗 话》 (三卷卷七); 后一种见解,又见之于东武惜红生的增补齐省堂本序。但卧 本评语则揉合了这两种见解,一方面指出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 另一方面又认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后来,胡适则认为“批评 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吴敬梓传》)。1950年以来,研 究者大多着眼于它对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嘲讽,同时又肯定它揭发封建礼教 的虚伪。笔者以为《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 长篇小说。
        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 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 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特别是这部小说反映的生活时 代跨度很大,几乎囊括了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 从其具体描写来看,虽然假托明朝,但却是反映了清朝康 (熙) 雍 (正) 乾 (隆)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的政策之下,或 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 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吴敬梓对他们既有讽 刺也有表彰,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从他们的生活情景入手,作者还深刻地揭露 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了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 失望告终,而将目光注视“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了作者新的理想 与期望,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不满以时文八股取士 的王冕这一艺术形象,使之成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尔后方于第二回开始,到 正文结束的第五十五回之中,刻划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士人性格,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从而猎取富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 白首穷经,却未博一第,生活困苦,甚至卖儿卖女,如倪霜峰;有的寄人篱下, 为人作幕,周游四方,以致客死他乡,如牛布衣;有的故作放达,名士自居,攀 附豪门,以谋衣食,如西湖名士、娄府清客等等;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或 为盐商西席,如余有达; 或去边陲教书,如沈大年。而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 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如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着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 银”;周进、范进中进士后成为学道,又为推行曾使自己受尽苦楚的八股科举制 度效力。不但已经获取功名的士人认为唯有做举业才是 “光明” 出路、才是有 无学问的唯一标准,如施御史即说“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鲁编修亦 说“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高翰林同样认为“如果肚里通,就该中了 去”。即连功名未遂的士子亦热中于举业、执着于科场,马纯上就说“人生世上, 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 刻荣宗耀祖”。因之,全国士人于时文举业莫不趋之若鹜,如醉似狂,全身心都 受到腐蚀毒害。而为了取得功名,又不惜通关节、营贿赂,上下勾结、公开买 卖,大批士人除了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以外,全然不知尚有其它学问,甚至 即连四书、五经也未见得读通。总之,这一制度造就了大批既无操守、又无学 问的士子,少数变为统治阶级成员,绝大多数则沦落终身,既使已经腐败的吏 治日益腐败,又使业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趋败坏。
        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他们洁身自好,重视出处,讲究修养,看 不起八股时文,而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杜少卿不愿 “守着田园做举业”, 虞育德“也不耐烦做时文”。由于看不起八股举业,连带着也看不起举业出身的 士人,如杜少卿根本不理睬那些 “灰堆里的进士”,迟衡山当面教训高翰林说 “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 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他们主 张教育须有益于政事,提倡礼乐兵农,目的在于如迟衡山所说“成就出些人才, 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如果说,祭泰伯祠意在倡导; 那么平定青枫城就着重于实践。然而,曾几何时泰伯祠已然颓圯,无人问津;萧 云仙修复青枫城,反被追赔,投闲置散。吴敬梓通过形象的描绘,反映出礼乐 兵农理想已经彻底破灭,而倡导与实践这一理想的名贤也已风流云散。
        吴敬梓原先的理想虽已破灭,但并未止步不前,他又进行新的探索,从下 层人民身上发现了新的品质,从而予以热情的赞扬。虽然添 “四客” 只是整部 小说中的一回,然而其份量却不轻,“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 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又 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在所添四客的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身上,仍 然有着士人书、棋、画、琴的痕迹,然而他们毕竟是来自下层,有着劳动群众 的品格。他们凭一技之长谋生,不依附他人,不企求功名富贵,因而能保持人 格的尊严。尽管吴敬梓为时代和阶级所局限,对于他们是否能代表生活发展的 必然趋势,尚有一定的保留,然而却已对他们寄以期望:“看官!难道自今以后, 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 《儒林外史》 的么? 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 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这分明表示,作者晚年视做“贤人君子”的人,已 不再是能受到“朝廷”“旌扬”的士人,而必然是属于来自下层的“四客”一类 人物。二百多年前的吴敬梓能做出如此深刻的思考,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清醒 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所创作的 《儒林外史》不仅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 生活及命运,而且又反映了他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就其艺术手段来说,它 是一部讽刺小说,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则是一部以描写知识分子命运入手批 判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
        《儒林外史》不仅思想内容崭新,而且艺术风格独特,在我国小说之林中显 示出摇曳多姿的风貌。
        首先是它的讽刺艺术,其成就比之于世界讽刺文学大师莫里哀、果戈理亦 不逊色。鲁迅认为在它之前,说部之中没有 “足称讽刺之书” ( 《中国小说史 略》); 而在其以后,如此“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 (《中国小 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确,吴敬梓继承了 《诗经》开创的 “美刺” 传统,他创 作小说《儒林外史》意在“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挽救其同阶层的 读书人。如同邱炜萲所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客云庐小 说话》)。吴敬梓用意在于“醒世”而非 “骂世”,但尽管作者的讽刺是善意的, 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却自不同,鲁迅说过:“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 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 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 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 们会觉得 ‘暴露’ 更多于 ‘讽刺’。” ( 《什么是 “讽刺”?》) 的确,不但小说中 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即连一些下面人物也有许多 “缺点”。他们确是一 群 “不可收拾” 的没落者,作者最后亦不再对他们抱有幻想,而将期望寄予 “市井” 中的 “奇人”。这样的描写已非传统的 “讽刺”概念所能全然范围,其 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至于 《儒林外史》 的讽刺手法,可谓丰富多样,变幻莫测,随着情节的展 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如行山阴道上。例如,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 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 “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 “不入时目”、没 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 “才气也 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 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 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嘲讽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相互揭 了底。作者有时又让他们彼此互吹乱捧,从而构成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 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极高,目空 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 “且 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 者的 “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 “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 捧得越高,在读者的眼里也就贬得越低。又如,作者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 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 偏说成是 “为嗣续大计”; 寻男色,又说成是 “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 “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 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夫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 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 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银子”。作者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 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 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玖的“递呈丁忧”,言 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再如,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 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吴敬梓极善 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 “进”在发迹前受 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认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的足迹从 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中了举,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 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口口声声喊“贤婿老爷”。老童生周 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的敬重、奉承, 连当年他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 “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 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份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虔诚恭敬,而后又傲慢无 礼。牛浦郎初见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 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 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到杭州时,见到潘自业之初,也曾 “欢喜之极”,“作揖 行礼”,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他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入狱后,要会他 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作者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 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 刺意味的手法。此外,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 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 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作者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 “面如傅粉、眼若点漆”,“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 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 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象。读者至此方才明 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作者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以后,穿 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 老爹柱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 ‘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 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急 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 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作者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 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作者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 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在小说中,冷讽热嘲,相互错出,嬉笑怒 骂,皆成妙文。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 举数种,鲁迅称赞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 《中国小说史略》), 是非常切当的。
        其次是它的结构艺术,在我国古代小说作品中可谓别树一帜,极富独创性。 卧闲草堂本在评语中曾对它的艺术结构做了充分地肯定。但到了 “五四”运动 前后,开始有人对它独特的结构艺术表示不满,如《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 “《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 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 处 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 将谓其以人为干耶?然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 ‘势利’ 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指 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 时是产生一些影响的。例如胡适尽管对吴敬梓及其 《儒林外史》多所肯定,但 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时则颇多微词,说它完全是短篇杂凑,“没有布局”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甚至鲁迅在有关著作中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其 实,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为安排情节、刻划人物从而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 的评价服务的,只要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就是成功的结构。在这一艺术表现的 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 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曾经评说他自己的作品: “《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 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 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 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 ( 《写给阿·谢 ·苏沃陵》)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是 一个很好的驳正。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前期广 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吴敬梓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 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 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 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不妨将它的艺术结构略作分 析。
        从纵向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以下几条线索: 知识分子中 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 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 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 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 遭遇的描写,作者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 得吏治日益腐败、黑暗; 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 坏、道德观念日渐薄弱; 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 已。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 对肯定人物予以表彰,希望他 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作者失望。作者的期望落空,不得不舍弃 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 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向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幽榜”以外,可分成三部分,作 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别主次,精心地安排在这 三大部分之中。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为理 学所毒害的士人。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六回,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士 人虽依然存在,但重点则在于描绘正面人物的理想及其破灭的过程。第三部分 从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五回,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正面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 们的影响还在;类似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其不堪。 因此,在第五十五回中,作者不得不“述往思来”,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 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至于“楔子”与 “幽榜”则先后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 题,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总之,《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二个 主角为中心,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 认识社会、了解生活; 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直接 引导读者在小说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
        过去有的论者认为《儒林外史》这样的结构艺术 “其源出自太史公诸传” (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一见解其实是源自卧闲草堂本评语,如卧本 第一回回评就指出“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第五十六回回评中又 说“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束全部大书”云云,均可见此 种评论由来已久。但吴敬梓在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时,虽然借鉴了以 《史 记》为代表的正史的构架,却又独出机杼,有所发展。他所惨淡经营的艺术结 构确实具有创新意义。虽然细枝末节处不无纰漏可寻,但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创 作也难以尽免的,不宜苛求。
        除此而外,《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艺术、运用语言的艺术,均有鲜明的特 色和独创性,此处就不一一论述了。总之,无论就思想意义或是艺术表现而言, 《儒林外史》都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