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崖主人辑,守朴翁编。十二回。成书年代不详,当为清代作品。 存稼史轩刊大字本,卷首 “闲情老人”序,阿英另藏两种残本,序文 均佚。
        
        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一向关注现实生活,着意描摹下层民众的生 存状况,并以劝善惩恶、警醒世人为宗旨。其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下层民 众质朴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及审美趣味相互渗透,使作品的思想倾向呈现出 复杂的状态。短篇白话小说集《醒梦骈言》 中所收小说即属此类作品。这部小 说集共收12篇短篇小说,一般认为均据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描写现实生活的 故事改写而成。书中小说按题材可细分为三类: 恋爱、婚姻、家庭生活。
        本书第一、三、九回分别描写曾学深与翠云、孙寅与阿珠、姚寿之与莲娘 三对青年男女的恋情。在文学作品中,“始乱终弃”的负心男子不胜枚举,但这 几篇小说中的三位书生却都是痴情人。武昌秀才曾学深与观音庵美貌女尼翠云 一见钟情,他深切同情翠云的悲苦身世和凄凉处境,遂不畏传统伦理道德的巨 大压力,与翠云私订终身。后曾学深因苦恋翠云而病笃,直至生命垂危,几经 周折,终与还俗的翠云成婚。苏州秀才孙寅生性忠厚,举止木讷,家境清贫,但 颇具才气。他为追求俏丽的富家女阿珠,割掉枝指,以致血晕于地; 他见到阿 珠后,一往情深,魂随阿珠而去;后孙寅因恋情受阻,日夜思念阿珠而病亡,其 魂化鹦鹉飞至阿珠家中,屡屡向她倾诉衷情。在阿珠爱情感召下,孙寅还魂复 生,与阿珠结为佳侣。四川秀才姚寿之与富家女莲娘互相爱慕,莲娘因其父阻 挠而病危,寿之不惜割下胸肉配药为莲娘医治。莲娘病亡,寿之亦大恸而亡。姚 寿之与莲娘在地府互诉衷肠,寿之又得到太守亡女冰娘的爱慕,三人遂因情还 魂,有情人终成眷属。封建社会中的男子拥有许多特权,他们眠花宿柳、访艳 青梅却可称为风流韵事,并为某些人津津乐道。但小说中这三位书生对三位少 女十分尊重、深深爱恋,并为此不惜一切,义无反顾,读之令人感动。封建时 代的青年女子为争取幸福的婚姻,往往需付出生命为代价,如《牡丹亭》 中的 杜丽娘等。但男子为追求爱情而出生入死,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并不多见,因 而三位书生的痴情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重重压迫和束缚,翠云、阿 珠、莲娘三位少女虽社会阶层不同,但无一不遭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桎梏。翠云 自幼孤苦无助,在观音庵中长大。古卷青灯,寂寞僧房,却不能泯灭她心中跃 动的青春之火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她虽与曾学深相爱,却对两人之间由传统 伦理道德筑造的巨大藩篱心存恐惧。然而,在曾学深的真挚之爱鼓励下,翠云 终于冲破束缚,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富家女阿珠久居深闺,没有勇气反抗 “父母之命”的训诫。她虽然亦爱孙寅,但因父母阻挠,只能将愁苦强压心底。 当孙寅魂化鹦鹉之后,阿珠在巨大的心灵震动下终于萌生了自主婚姻的思想,誓 死与孙寅结合。阿珠经历的情感历程,是一部分少女恋爱心态的真实写照。相 比之下,富家女莲娘对爱情的追求则十分决绝。莲娘天资聪慧,颇富才学; 也 以绣帕题诗方式自择佳婿,对姚寿之的诗作极为欣赏,两人互订终身。莲娘父 母因寿之家境不富而拒绝嫁女,却把莲娘许嫁另一富家子弟。莲娘屡次设法安 慰寿之,后见父母之意已定,则抑郁成疾,一病而亡。莲娘与寿之在地府仍然 情深不移,终于共同复生,结成伉俪。莲娘宁死不与封建礼法妥协,对爱情的 追求坚决而不迟疑,读之使人赞叹。
        封建家长作为封建礼法的维护者与代表,必欲主宰青年男女的幸福。但 “父母之命”如一条无形的绳索,成为众多青年男女婚恋生活的羁绊。许许多多 的爱情悲剧往往是青年男女的父母所制造,青年人的幸福恰恰断送在号称为他 们谋取幸福的父母之手,这种怪异的文化现象怎能不令人沉思。然而,“情不知 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 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黑暗天幕中,爱情 的闪电频频闪耀,众多的青年男女为了获得真正的爱情,背叛父母,冲决封建 礼教牢笼,生而赴死、起死复生,生生死死中盈溢着血泪、凝聚着真情。这几 篇小说中的青年男女是幸运的,他们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赢得了幸福; 但在 与封建势力的搏斗中,有多少有情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却仍是爱情的悲剧结 局。这几篇小说的结尾均写才子中举任高官、佳人富贵受诰封,固然未脱“才 子佳人”小说程式化的模式,但却表达了作者的祝福与希冀; 这种祝愿也许浅 薄,也许纯属幻想,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
        无论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构成的婚姻,还是历经艰难抗争而 成就的美满姻缘,普通人的婚姻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往往或遭飞来横祸,或 因产生矛盾而破裂。本书第二、四、六、十、十一回几篇小说即分别描写婚姻 生活的波折。
        社会的动荡是千万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如第十一回描写明朝崇祯末年,宋 大中与新婚妻子辛娘因避乱逃难,被歹徒李某设计拆散。辛娘被李某劫持到南 京,辛娘不甘屈辱,她杀死强盗后投湖自尽; 李某之妻王氏被其骗娶后,在李 某对宋大中一家行凶时,愤然阻拦,被丧心病狂的李某推入水中。宋大中与王 氏获救后,在患难之中产生爱情; 后两人共赴南京祭奠辛娘时,与获救的辛娘 意外团聚。普通人的婚姻在黑暗、动荡的时代毫无保障,他们不仅要承受国家 变乱的灾难,而且还要遭受强贼恶霸的迫害。小说对宋大中夫妻及王氏的不幸 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赞颂了他们虽遭世乱但对爱情仍忠贞不渝的行为,对 李某的恶行进行了鞭笞。此外,小说对辛娘与王氏两位女性的形象刻画也比较 生动。在动乱之际,妇女的命运往往尤其悲惨,但在危难面前,辛娘机智、刚 烈,不屈不挠;王氏疾恶如仇、正义凛然,决绝而又深情,给人以深刻印象。再 如第二回描写明朝洪武年间,山东商人张恒若因燕兵入掠而与新婚妻子羊氏离 散,竟然一别数十年。张恒若在此期间四处飘泊,境况凄惨,直至年已七旬方 与羊氏重逢。普通人的命运如此不幸,读之令人酸鼻。
        封建婚姻制度及传统伦理道德是造成婚姻不幸的另一重要原因。如第四回 描写山西秀才俞大成之继室孙氏悍妒,其妾蕙兰贤慧;孙氏不仅百般管束俞大 成,而且百般虐待蕙兰。最后俞大成被迫出走,蕙兰被孙氏典卖。应当指出,俞大 成婚姻的不幸,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而不是所谓孙氏式的“妒 妇”造成。这种婚姻制度维护了男性的特权,却制造了妻妾间的矛盾和家庭的分 裂;这种婚姻制度使妇女的人性扭曲:或如孙氏性格渐趋泼悍,或如蕙兰一味逆 来顺受,使妇女不仅深受异性压迫,而且还要遭受同性的折磨。但小说的作者以 维护封建婚姻制度为宗旨,为违背封建礼法的孙氏和模范遵守封建礼法的蕙兰 安排了不同结局:蕙兰被卖,却巧遇俞大成,蕙兰成为正妻;孙氏后亦被父母所 卖,却被俞大成买来做妾。蕙兰生子,其子长成后竟官至宰相;孙氏为妾做牛做 马,饱受屈辱后,早亡。作者安排的这种结局比同类题材的清代小说《疗妒缘》更 加残酷,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视为封建婚姻状况的真实反映。
        作者不仅奉封建婚姻制度为圭臬,而且极力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如第六回 描写张维城之长女月英美貌,她违抗父命拒嫁清贫的秀才兴儿,最后却嫁一赌 徒,家产被荡尽,丈夫亦早亡,月英只得出家为尼,生活清苦,寂寞凄凉。张 维城之次女月华虽貌丑,但遵父命代姊出嫁,后不仅容貌变美,而且丈夫兴儿 官至宰相,夫贵妻荣。这篇小说所写即是著名的 “姊妹易嫁” 的故事,作者的 主要目的并非谴责月英嫌贫爱富,而是抨击她违抗 “父母之命” 的 “非礼”之 举,正如小说篇名所示: “违父命孽由己作,作姊嫁福自天来”。显然,月英的 婚姻悲剧、月华的幸福均由作者虚构而成,意在劝诫世人,恫吓敢于象月英那 样自主婚姻、违抗父母之命者。但是,由父母作主的婚姻悲剧不胜枚举,又造 成了多少“孽”、如何能说“福”? 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婚姻波折,与上述几篇小 说不同。相比之下,这篇小说缺少的是现实生活的基础,更多的是作者思想观 念的图解。
        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且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石。 家庭的状况如何,对封建统治而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书第五、七、八、十 二回主要描写封建社会中家庭内部纷争及兴衰。
        封建统治为维持家庭的稳定,制订有一整套家礼,以明确家庭成员间的关 系。这决不汉仅是 “礼”,事实上是 “法”。第五回描写江西巨富平长发的嫡庶 六子不睦,嫡系平衣兄弟结成一党,欺凌庶出的平白兄弟; 对平衣兄弟三人的 种种欺侮,平白均令其两弟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封建家礼关于兄弟之间的关 系的规定首先是长幼之序,其次是嫡庶之别;“兄仁弟悌”是兄弟间的行为准则, 兄长应使诸弟顺从,应亲仁宽厚; 诸弟应竭力事兄,不管兄长待己如何,都应 至诚至敬。平衣兄弟违背家礼欺辱平白兄弟,而平白率两弟诸事忍让,“酿和气 感化顽残”,堪称守礼楷模。因此,作者安排平衣、平白两家的不同结果,以示 惩诫,以维护家礼之尊严: 平衣亦有嫡庶四子,亦不和睦; 四子相互殴斗,以 致家破人亡,平衣因此狼狈不堪。平白屡屡为平衣家排解纠纷,后平白父子均 乡试中举。最终,平衣兄弟经家难而醒悟,焚香立誓,从此平氏嫡庶兄弟相亲 相安。兄弟之间本属手足之情,本应互相敬爱;但封建家礼却强调长幼尊卑,规 定兄弟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以符合封建礼法的根本原则。因此,兄弟之礼尽管 表面上温情脉脉,实则在生活中激发出种种矛盾。家礼本身的不合公理,即是 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
        封建家礼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婆媳之礼,它要求媳妇对婆婆绝对孝顺,百 般侍从,不得有丝毫抗拒行为;婆婆对媳妇则是当然的监督者,且有权打骂,有 权责罚。这又是一种女性对女性的压迫。第七回描写湖广秀才李右文遗孀黄氏 百般虐待长子成大之妻顺儿。顺儿虽忍辱负重,百依百顺,但黄氏仍强令成大 休妻。成大虽与顺儿夫妻情深,但又要按家礼规定做孝子,只得忍痛将顺儿逐 出家门。黄氏次子成二之妻房姑,性格暴烈,不仅降服成二,而且将黄氏视为 奴仆,令其执役。面对不孝之媳,黄氏却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终致积劳成 疾,重病不起。后黄氏悔悟,令成大迎回顺儿。房姑不孝,终遭报应,最后亦 痛改前非,与顺儿共同尽心服侍黄氏。作者以封建家礼为准则,塑造了顺儿、房 姑两个截然相反的儿媳形象。顺儿实为遵守封建家礼之典范,却仍为黄氏不容, 而成大则被封建家礼置于两难境地——一边是母亲,一边是爱妻,最后,成大 为了维护母亲的权威,为了做“孝子”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置顺儿于死地。顺 儿是 “贤媳”,因此她虽感冤屈,但仍然接受了残酷的处置,甚至曾毅然赴死。 在封建社会中,象顺儿这样的 “贤媳” 可谓不胜枚举,她们的心灵被封建礼法 所麻醉,她们的处境极为悲惨。作者对顺儿是持同情态度的,对黄氏则有所谴 责。但作者同情顺儿是因为顺儿模范遵守家礼的规定,却受到 “不公正” 的待 遇,而非痛恨封建家礼的虚伪和残酷。作者对黄氏有所谴责是因为黄氏错怪了 守礼的儿媳,却对违背家礼的儿媳没能施以有力的惩罚,而非指责封建家礼为 婆婆们规定的在家庭中和婆媳关系中拥有的至尊地位。房姑的形象是被作者在 某种程度上有意歪曲的形象,作者将现实生活中敢于反抗封建家礼的房姑式的 儿媳,塑造成天性暴戾,毫无恻隐之心,只有利己之欲的恶妇,以此说明黄氏 姑息此种违礼之媳显系重大失误; 并以房姑的形象与顺儿作一对比,以说明黄 氏遭受房姑的虐待是自食恶果。但是,作者对房姑式的违背“婆媳之礼”、“夫 妻之礼” 的女性是不能容忍,遂以天道的名义,以卫道者的精神,给房姑以无 情的打击: 令她三子亡其二,人财两空。顺儿与房姑的形象实为作者 “善”、 “恶”观念的化身,这两个女性均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都是作者用来维护封建 伦理道德的祭品。
        上述小说主要描述了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第八、十二两回则将家庭的 兴衰啊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小说描写广东秀才尤牧仲一家因遭屑小的骚扰、 破坏,骨肉分离,家产荡尽; 后尤氏后代迷途知返,使尤家重新兴旺,屑小亦 遭惩处。小说还描写巨富方正华一家的由盛至衰,由败而复兴的故事,表现了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者的描写,仍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准则,以警劝世人为 目的,但由于将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拓宽了表现家庭生活 的视野,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感性认识更加丰富。
        《醒梦骈言》具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所收小说既表现了市民阶层及其他 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夹杂有明显的封建伦理精神,其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其 中,既有对青年男女勇于追求爱情的赞美与感慨,又有维护陈旧、残酷的封建 婚姻制度和僵化、虚伪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喧嚣; 既表达了民众的平实愿望: 家 庭内部应兄弟、婆媳、夫妻和睦相处,父慈子孝,婆善媳贤,夫妻敬爱,持家 宜俭朴,切勿奢侈亦不应吝啬,又竭力将这种愿望纳入封建礼法的范畴之中,使 二者混为一体,令读者自觉接受。本书的编辑者利用这种复杂的思想倾向,使 读者珍视婚姻和家庭的温暖与稳定,增强家庭内部的凝聚力。而封建国家与封 建家庭具有某种同构关系,加固家庭这个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有可能避免 因家庭纷争、婚姻破裂而导致的社会的动荡和失衡。这样,也就引起了巩固以 血缘宗法制为统治基础、以封建伦理道德为重要统治手段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 这,即是本书编辑者警世、“醒梦”的终极目的。因此,虽然这本小说集表现出 的思想倾向不无矛盾之处,但是编辑者的宗旨却是始终如一的。
        《醒梦骈言》系改写成书,但它丰富了原作的内容,使作品更具可读性。全 书各篇小说均结构完整,文笔生动流畅。在清代短篇小说集中,本书虽非上乘 之作,但亦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