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金瓶梅
丁耀亢著。十二卷六十四回。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自称紫阳道人。另有木鸡道人等别号。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约卒于清康熙九年 (1670)。山东诸城人。成书于清顺治十七年 (1660)。现存有顺治原刊本与山东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各藏一种珍贵的早期抄本。1988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排印本。
《续金瓶梅》故事,紧接《金瓶梅词话》第一百回“普静师荐报群冤”情节。书叙西门庆转世托生为东京富户沈通之子,名金哥;李瓶儿转世托生为东京袁指挥之女,名常姐; 潘金莲转世为山东黎指挥之女,名金桂; 春梅转世为东京孔千户之女,名梅玉。其时金兵进犯山东,天下大乱。吴月娘系子孝哥随众弃家逃难。途遇强人抢劫资财一空。袁常姐被宋徽宗所宠东京名妓李师师发现,惊为天人,遂假传圣旨选聘而将常姐据为己有,更名银瓶。金哥在金兵入侵后沦为乞丐 (后三世转生为内监)。银瓶在李师师行户中当了一名艺色双全的乐妓,被洛阳富户翟员外梳拢,收为外室。此时,银瓶爱上了郑千户之子郑玉卿。郑玉卿系花子虚托生,貌美而心歹。银瓶背夫随玉卿潜逃。途中,玉卿将银瓶卖与扬州盐商苗青。在扬州苗家,银瓶痛遭苗妻虐待而自缢身亡。
梅玉因慕荣华富贵而嫁与金将之子金哈木为妾。大妇粘太太系孙雪娥转世托生,百般折磨梅玉。梅玉不堪其苦,夜寐惊梦,乃知此为前生虐待孙雪娥之报,遂出家为尼,潜心修行。
金桂依然生得似花如玉,淫态毕露。所嫁之夫为山西守备之子,疲烂不堪之废人刘瘸子(系陈经济转世托生)。金桂淫心难以满足,又怨又气,终成痼疾,变成石女。其母只得将她送往大觉寺削发为尼。
吴月娘与孝哥在逃难途中失散。后来孝哥皈依佛门,终于母子团圆。月娘亦削发为尼,潜心佛事,享年八十九岁,坐化飞升。十多年后,孝哥亦坐化成佛。母子双双善终,而成正果。
对于这样一部小说,为什么清统治者要明令禁毁,对作者严加迫害?传统的说法是因为小说写了 “淫”。该书中确有些淫秽描写,但与《金瓶梅》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矣。据此,小说似会遭禁毁,但作者不至于锒铛入狱。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说,该书“多背谬妄语,颠倒失论,大伤风化”。看来书中的“背谬妄语”,为清统治者所不容。
《金瓶梅》结尾写到金兵大举南侵,徽钦二帝北狩,人民流漓失所,逃难他乡。《续金瓶梅》承袭前作的这一情节大事辅张,描绘了金兵入侵,穷兵黩武,烧杀抢掠,鱼肉人民及其所建立政权的残暴统治这样一幅惨痛的历史画面。《金瓶梅》是明托宋事实写明事,《续金瓶梅》是明托宋事实写清事。对此虽然作者没有明言,但蛛丝马迹随处可见。第十四回写道:“且说大明万历年间,金陵朱之蕃……状元及第,……此是近事。”第六十二回还有“后至明末,果有东海一人”云云。第六回中出现“锦衣卫”、“厂卫”的提法,这是明制。第二十八回、三十五回中出现“蓝旗营”“旗下”等提法,这是清代的八旗制度,更为清代所独有。这些情况表明,丁耀亢笔下的所谓“金人”、“金兵”,实际上指的是清统治集团。《续金瓶梅》无疑写的是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就是该书的时代背景。明乎此,丁耀亢批判的矛头所向便昭然若揭。
《续金瓶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具有明显的反清倾向。
小说对清统治者入侵中原的暴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表明了作者的强烈义愤。
小说一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即是一幅金兵烧杀抢掠的惨痛场面。靖康十三四年,金兵掳掠山东、河北地方,“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人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这金兵不知杀了几十万人,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小说写吴月娘避兵回城,但见清河县满目疮痍:
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园花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第五十三回写金兵血洗扬州城,“那时扬州城里不下十万人民,杀的精壮男子,老丑妇人不计其数。”那些富豪之家,亦难逃灭顶之灾。小说写道:
金珠如土,一朝难买平安; 罗绮生烟,几处意成灰烬。翠户珠帘,空有佳人无路避;牙床锦荐,不知金穴欲何藏。泼天的富贵,堆金积玉,难免项下一刀;插空的楼房,画碧流丹,只消灶前一炬。杀人不偿命,刀过处似宰鸡豚; ……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争功劫灰多。
据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载,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明将史可法坚守扬州。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后,清兵大肆屠杀扬州人民达十天之久,惨死者达几十万之众。《续金瓶梅》成书在顺治十七年,距扬州屠城仅十五年。丁耀亢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惨剧,他在小说中花了如许笔墨,写金兵在扬州的肆虐暴行,难道不是对清兵扬州屠城的艺术再现吗?据朱眉叔先生考证,在明末,清兵多次入掠,仅崇祯十二年清兵第四次入掠,攻破济南,大肆屠杀,事后掩埋“城中积尸十三万余”,同时蹂躏了整个山东,“全齐皆灰,臭气遍野,血积盈衢”。多尔衮等从山东、河北俘获人口五十多万。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丁耀亢,是这一幕幕惨剧的亲历者。他在小说中以大量篇幅艺术地再现了清统治者所制造的一次次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暴行,揭示了民族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并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
在揭露侵略者暴行的同时,小说还着意刻画人民深受的苦难。
第五十三回,写金兵血洗扬州时,民间妇女皆遭淫掳之难: 金兀术令搜选三千美女,送一千上北京进与金主,一千随营自用,一千赏与破城有功的将官军校。金兵挨门拘掳,隐漏者两邻不举,十家连坐。妇女们只恨天生下来不瞎不瘸,俱有黑灰搽脸,蓬头破袄,妆做奇丑模样。也有那贞烈妇女投井自缢的、截发毁容的。
被金兵掳掠的百姓成千上万,或作炮灰,或作奴隶变卖。小说写金兵攻打扬州城时,全用汉人打头阵:
城下金兵都是掳来淮安、高邮的蛮子,叫他打头阵,趴城墙,挡那炮石弓箭。后面金兵却提刀掠阵,有一个不争先的,先是一刀一个,死在眼前,谁不舍命。明知上前也是死,且顾眼前的命,可怜只得往前闯去。
买去作奴隶的汉人虽暂时幸免一死,但活着并不比死好受。小说写道:
将我中国掳去的男女,买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条穿透,栓在胸中琵琶骨上。白日替他喂狗打柴,到夜里锁在屋内。买的妇人,用一根皮条、铁钉穿透脚面,拖着一根木板,如人家养鸡怕飞一样。
即使堆金如玉的富商大贾,也难免劫难。小说写到金人大肆搜括富民家财宝货:
那些大商贾们撵出金银元宝,在府堂垛的高有十余丈。…… (兵人) 或是箭射心窝,刀穿两肋,杀的人在堂上横歌竖卧,使在傍看的人畏惧,不敢不献出珍宝来。……那些富民,初时也只说有了财宝买出命来,谁知这人心原是无尽的,见了一千还要一万,见了银子又要金宝,先还哄着,自己献出来,到了三日之后,见富民说都尽了,只得非刑吊拷,火炙刀剜。可怜受尽千般之苦,净了家私,还不保其命,这是富户的结果。
小说从多方面描写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对民众和将士的反侵略斗争,小说则作了热情的讴歌。
第二十一回写到民众的抗暴斗争。河北、东京一带百姓,哨聚山林,保守村落,立起大寨来,远近相连,不下几百营,与金人对杀。太行山 “大寇”王善,联合河北、山东豪杰,四方响应,有二百万人马,把金兵杀得“不敢过河”。虽然小说仍称王善为“寇”,为“土贼”,但因为他立誓抗金杀贼,故赞扬他为“常有报国忠心” 的英雄豪杰。在王善接受宗泽招安“同心杀贼”时,小说写宗泽对王善说:“我国家因朝中用六贼,致的民不安业,失身为盗,原不得己。今日将军肯同心杀贼,以此百万之师,可以直扫北庭,救回二帝,成了千秋名节,又受了封候之赏,因何把这一个英雄付之草野?总因国家不能用人,以致流落。”这一番话显然代表了作者自己的认识。
对誓死抗金的将领,作者更是倍加赞许。第二十一回写东京留守副元帅宗泽,在无兵无饷而要“外防金兵,内防山寇” 的艰难处境中,毅然决定单骑勇赴太行山,招安统率百万 “土贼”的 “贼首” 王善,从而不费一兵一饷收了雄兵百万,组成了一支宏大的抗金队伍。丁氏对宗泽的大智大勇作了充分的肯定。第五十四回写韩世忠、梁红玉在长江金山水面大败金兀术,称韩世忠“料敌如神,行兵有法”,“胆勇出众”。梁红玉乃妓女出身,作者说她“大有个娘子军夫人城的侠气,与世忠一心报国,那里似个妓女”。金山一战重创全军,是她设谋定计,击鼓指挥全军。金兀术被围黄天荡,韩世忠有轻敌之举。是她提醒韩说:“将军不可因一时小胜,忘了大敌”,“岂可因游玩灰了军心”。黄天荡走了金兀术,是她自去临安请罪,“反参韩世忠恃胜玩敌,逗留不进一本”。对如此一位“风流侠女”,作者深表赞许: “岂不是女子中英雄奇事,使人千载敬服”。
《续金瓶梅》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能面对现实,作深刻的反思,揭示北宋之亡的基本原因。
第一,帝王奢泰亡国。第十三回,作者写道:“古来帝王奢泰亡国,说之不尽,勤俭爱民的也自不少,所以国祚绵长,享太平之福,全在这点天心上。”小说将抨击的矛头直指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用了不少篇幅揭露皇帝的昏庸无道。诸如采取花石,建造艮岳,强征民间古董玩器、奇峰怪石、好花异树,“一路拆坏民居,使车运船装,不知用民工几十万,才到汴京。闻这百姓人家有株好花好树,即使公人用黄纸封了,要拆开宅子,使本县民工连根移取,诈得良民钱银无数”;一味贪图享乐,锦衣美食,美女如云,嫖娼宿妓;整日求仙问道,不理朝政,把“国政交与蔡京,边事付于童贯”,弄得国贫民穷,天下骚然,边事废弛,至使金人寇犯中原。如此等等,小说直言指责徽宗皇帝:“全不思自己为君不惜民力,不畏皇天,一味胡弄,到了国势不支,推与儿子,设处收拾,把个天下轻轻送与大金。……总是奢靡浮华,上下偷安,以致灭亡,岂止天运。”丁氏将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皇帝的昏庸,可说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第二,佞臣宠幸误国。小说用了不少篇幅揭露蔡京等“六贼”,南宋汪国彦、黄潜善、秦桧等奸相的误国罪责。这些佞臣对上阿谀诌媚以求皇帝宠幸,对下大肆搜括民众不择手段,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在第五十八回,丁氏发了一通“君臣大义是一朝治乱的根本”的议论,指出: “有了好臣子为朝廷尽忠,天下百姓享那太平之福;有那奸臣拨乱朝廷,杀害忠良,天下自然受这离乱之祸。所以,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才见做书的一片苦心。”他把佞臣们比作蠹虫,说“如要树里自生出个蠹虫来,那虫藏在树心里,自稍吃到根,又自根吃到稍,把树的津液昼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奸臣蠹国,国灭而奸亡”。第三十四回写到南宋奸相汪国彦、黄潜善重立党人碑事,将力主抗金的大臣的“指为党人,一切不用”,把惧怯金兵,力主和议的投降派加以重用。小说写道:
可笑这些邪人们也不讲朝廷军机大事,也不管金兵将到江北,依旧这个一本,那个一本,某人该封荫子孙,某人该加赠某官,终日在朝内昼夜讲恩怨,各立门户起来,彼此拜贺,日日挂匾送屏,忙个不了,……大家上下胡混。
这些描写可谓入木三分,将佞臣误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得相当深刻。
第三,汉奸求荣卖国。小说中写到的汉奸有张邦昌、刘豫、蒋竹山、苗青等人。这些人一味向金人献媚求宠,或受命于金人建立傀儡政权,鱼肉汉族人民; 或为虎作伥,充当金兵屠杀汉族人民的马前卒。小说对这些汉奸的求荣心态、卖国嘴脸作了无情的揭露,其笔墨所到之处,表露了作者对这些民族败类的强烈义愤。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续金瓶梅》 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它无论是对侵略者的愤怒揭露,对昏君对佞臣对汉奸的批判,还是对故国陵谷变迁、山河破碎的深沉哀思,对民众所遭受的苦难的深切同情,对爱国将领的深情歌颂,都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时代的心声。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能以一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为背景,写出当代的整个民族的喜怒哀乐的作品,还不多见。这就是《续金瓶梅》 的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
但是,我们亦应当看到,《续金瓶梅》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其落后的一面亦非常突出。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顽强地宣扬一种腐朽的宗教观念: 因果报应。他将这一场严肃的残酷的民族战争的成败得失,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都装入因果报应这一思想框架中,未加以阐发、评判。可以说,因果报应是统率全书的一条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作者在《续金瓶梅后集凡例》中说: “前刻以因果为正论,借《金瓶梅》为戏谈。恐正论而不入,就淫说则乐观。故于每回起首先将《感应篇》铺叙评说,方入本传。”这乃是全书的一个纲领。全书确实如此 “以因果为正论”,每回回首都引一段 《太上感应篇》或其他经卷文字 “铺叙评说”,然后才叙本回故事。就这样,《续金瓶梅》的全部故事情节,成了 《太上感应篇》 的 “参解”。
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可谓不遗余力,连篇累牍,在故事发展的全过程中,随时随地插入或长或短的说教文字,读之令人生厌。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一是用因果报应思想设计人物形象,按排人物命运。例如,西门庆在《金瓶梅》中作恶多端,在《续金瓶梅》中再转世为失目乞丐,再转世为内监; 淫欲无度的潘金莲转世嫁刘瘸子,后变为石女;春梅转世为人之妾,倍受折磨,再转世生丑疾,终身不嫁而亡。吴月娘则一生好善信佛,八十九岁而善终。丁氏在第一回中写道:“我今为众生说法,因这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遵着当今圣上颁行的 《劝善录》、《感应篇》,都是戒人为恶,劝人为善,就着这部《金瓶梅》讲出阴曹报应,现世轮回。”丁氏正是这样做的。他对转世人物的命运的按排,完全遵循着“阴曹报应,转世轮回”的 “法则”。
二是用因果报应思想解释故事情节发展、变化的原因。第十三回写到金兵攻陷中原,徽钦二帝被俘,京城民众惨遭荼毒。京城民众之难,无非是朝廷的腐败与金人的暴行所致,其原因清清楚楚。对此,丁氏不是没有认识,但他偏偏要从因果报应上来作出解释。他说什么,京城地方淫奢更甚,风俗奢靡,“因上帝恨这人人暴殄,就地狱轮回也没处报这些人,以此酿成个劫运、刀兵、水火、盗贼、焚烧,把这人一扫而尽,才完了个大报应。这些众生遇此大劫,说是天运,不知平日作孽太重,大家凑将来的”。当写到清河县人民遭金兵大屠杀时,他又说: “也是这清河县几年来人心刁诈,士女淫奢,该有此番屠杀。”于此可见,丁耀亢宣扬因果报应论,竟然跌到了为侵略者张目、辩护的地步。
三是当小说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完全与因果报应说背道而弛时,丁氏居然亦能制造出什么“前生后世”来强作解释。例如,岳飞是个大忠臣,一生为国为民,结果被奸臣所害而死于非命;秦桧是个大奸臣,投敌卖国,却善终而亡。这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事实,丁氏无法改变,于是编造出他们的所谓“前生后世”来自圆其说,说岳飞前生是陈桥兵变中的叛将,故有此恶报;秦桧前生是个忠臣,故有此善终。还篡改历史说秦桧“浑身俱是箭眼而死”。“与二子俱死在一月之内,才知岳元帅有灵,在阴司把奸臣现报”,“一日,暴风雷雨将桧坟掘平,雷击尸碎,才见奸臣之报”。这些近乎儿戏的说法,非但荒谬绝伦,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且与丁氏“劝善惩恶”的初衷背道而弛。这彻底暴露了因果报应说的荒唐与虚伪。
《续金瓶梅》还宣扬了“色空”观念。在第四十三回中,作者直言不讳地说:“一部《金瓶梅》说了个 ‘色’ 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 ‘空’ 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因果报转入佛法,是做书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这就是说,作者宣扬因果报而意在指引人们“转入佛法”,从“入世”而转入“出世”。难怪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如吴月娘、孝哥、黎金桂 (即潘金莲)、孔梅玉(即春梅)、孝哥的未婚妻锦屏,一个个都循入空门,以成正果。作者生活在大动乱的年代,满眼所见皆是杀戮、抢劫、腐败、荒淫。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看不到社会的发展,人生的前途,于是只能到儒、佛、道中寻找归宿。
从艺术上讲,《续金瓶梅》不是上乘之作,最多只能算是一部成败参半、得失相当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开创了人情小说创作的先河,以直接反映当时代的社会生活,描绘人情世态,刻画市井社会中的各色人物形象为能事,再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它在小说题材、结构、情节、人物形象塑造、语言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开拓和创新。作为续书的《续金瓶梅》对《金瓶梅》的艺术传统,有所继承,亦有所抛弃。对此,我们有必要作些具体分析。
《续金瓶梅》继承了 《金瓶梅》的某些优秀的艺术传统。大体有以下三点:
一、《续金瓶梅》突破传统小说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传奇故事的框框,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它以作者当时所处的明清易代时期为背景,以再现这一时期的人情世态、社会风貌为宗旨。它写到了皇帝的昏庸,佞臣的误国,汉奸的卖国;写到了入侵金兵的野蛮、残酷和荒淫,写到爱国将领的英勇、机智与惨遭奸臣陷害的结局; 它写到了汉族人民在金兵铁蹄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它写到了社会的急遽动荡: 田园荒芜,粮食匮乏,饿莩遍野,以人为粮,易子而食,析骸为饮; 盗贼蜂起,官吏趁火打劫,天下骚然: “数朝典籍法器,图书古画,商彝周鼎,宝剑名琴,俱被焚烧一空”,中原文明破坏惨重。它还写到了明清易代之际人心的变迁。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纷纷卖国求荣,民族气节沦丧;市井各色人物,富商小贾,大家闺秀,青楼妓女,风流子弟,贴食帮闲,坊间媒婆,佛门女尼等等芸芸众生,在大动荡的年月,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性格、行为模式,作了各种各样的表演,在动乱中升降沉浮。有的人敌我不分,是非不辨,浑浑噩噩,随流逐波; 有的人趁机发国难财,胡作非为;更有甚者,认贼作父,与金人拉上一点关系而深感荣耀。如此等等,作者写出了这一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婚姻观念、审美观念等一系列观念的深刻变迁。可以说,《续金瓶梅》与《金瓶梅》一样,是一部再现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的全景式的作品。
二、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如李师师、蒋竹山、应伯爵等等。
李师师既是个历史人物,又是个艺术形象。作为历史人物,她是个京门名妓,为宋徽宗所宠幸; 作为艺术形象,在小说《李师师外传》、《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中都有所描画。《续金瓶梅》所塑造的李师师形象,比上列小说尤见丰满与性格化。《李师师外传》中的李师师是个爱国者。她被张邦昌献给金帅,吞金簪而自杀。《续金瓶梅》则反其道而行之,把她写成一个依附金人,趁机发国难财,阴险狡诈,最后又被金人凌辱的人物。蒋竹山在《金瓶梅》中是个倍受西门庆、李瓶儿欺凌的草头庸医。《续金瓶梅》则将他写成了一个颇为显赫的汉奸。他靠春药得宠于金兀术,发了大财,封了鞑官四品之职。后又为金兀术出谋划策升为扬州督抚,成为金兵屠杀扬州人民的罪魁。小说把他的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唯财是贪,视色如命的卑污的心态、情态写得入木三分。应伯爵在《金瓶梅》 中是塑得很出色的帮闲形象。在《续金瓶梅》中,他的性格又有发展。 他利用战乱, 想尽一切办法诓人骗钱, 中饱私囊, 成为一个“良丧尽,天理全亏” 的恶虐。
《续金瓶梅》写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市井间的芸芸众生。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在民族战争的大动乱年代中种种人生遭遇的揭示,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升降浮沉,比较准确地表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世态人情。
三、语言比较俚俗,叙事状物,大多使用民间口语,形象、生动、传神。
《续金瓶梅》在艺术上的缺陷比较明显,它未能完全继承《金瓶梅》的优秀艺术传统,某些方面反而倒退了一大步,主要表现为作者对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把握不准。
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两种主要方式。哲学和社会科学以抽象的概念方式反映客观世界,文学艺术以具体的生动形象的方式反映客观世界,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本质区别。《续金瓶梅》以主要篇幅叙事写人,即以具体生动形象的方式来描摹世态人情,因此它确实是一部小说。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又用了大量的篇幅,引述《太上感应篇》 及其他宗教经典文字,并写了大段大段的对这些经典文字的解释性文字。这些文字连篇累牍,枯燥乏味,与通常小说中的 “议论”有质的区别。这表明作者又在以抽象的概念方式反映客观世界(而且是一种歪曲的反映),致使《续金瓶梅》 又成为一部阐释宗教教义的哲学读物。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说: “《金瓶梅》亦有续书,每回首载《太上感应篇》,道学不成道学,稗官不成稗官”。刘廷玑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 《续金瓶梅》既像小说又不像小说这一重大弊端。
在文学艺术中,小说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主要是依靠塑造人物形象来形象地把握和反映客观世界,它特别长于向人物的心灵深处开掘,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各阶级、各阶层各色人物的心态情态。人们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内,以叙事为主而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辅,这就说明,这些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还不够完善。《金瓶梅》则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而以叙事为辅,这无疑是人们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的一次飞跃。在这个问题上,《续金瓶梅》又倒退了一步。
《续金瓶梅》写到近百个人物,大体可分四个类型:一类是历史人物,如宋朝的帝王将相宋徽宗、宋高宗、张邦忠、韩世忠、岳飞、秦桧、金兵将领金兀术等等,作者是在写历史事件时写到这些人物的,这些人物不过是历史事件发生、发展、演化的附属物,人随事出,而非事随人出,人物形象当然不可能鲜明突出。另一类是《金瓶梅》中的原有人物,如吴月娘、孝哥、玳安、孟玉楼、应伯爵等等。吴月娘、孝哥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寄托作者创作思想的正面形象。他们信崇佛教,一生行善,前后皈依佛门而得善终。作者写他们的人生遭际,仅仅是为了给作者竭力宣扬的“善有善报”的宗教观念作形象的注解。这两个人物的功能仅此而已,也就没有必要刻画其个性特征了。第三类人物是《金瓶梅》中人物转世的人物,如李瓶儿转世的银瓶,潘金莲转世的金桂,春梅转世的梅玉等等。这类人物形象稍见生色。作者写她们的非人遭遇,不乏精采感人的篇章,但人物性格依然模糊不清。她们只是“恶有恶报”的宗教观念的形象图解而已。
综上所述,《续金瓶梅》虽然有几个人物,如李师师、蒋竹山、应伯爵等,写得比较成功,但就多数而言,皆面目不清,性格不明。《金瓶梅》的体现的小说观念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种种成功的艺术经验,《续金瓶梅》未能继承下来。
《续金瓶梅》的艺术结构,亦不能恭维。全书可分三大板块,一是摘引与阐释宗教经义,二是叙述宋金之战,三是续演《金瓶梅》故事。在第三板块中又可分为吴月娘、孝哥故事,李银瓶故事,金桂、梅玉故事等三个小板块。这三大、三小板块在全书中轮番搬演,错杂而出,但缺乏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情节的转接生硬突兀。作者企图将吴月娘、孝哥的故事成为贯穿全书的中心情节,但他的实践并不成功,原因在于这一小板块,没有能发挥提领、统帅其他两大、两小板块的作用。加之作者还在这些板块之外,插入许多独立的宣扬因果报应的小故事,更使全书显得支零破碎,杂乱无章。
简言之,《续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皆成败参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其失败的一面,又使它终难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上乘之作。
《续金瓶梅》故事,紧接《金瓶梅词话》第一百回“普静师荐报群冤”情节。书叙西门庆转世托生为东京富户沈通之子,名金哥;李瓶儿转世托生为东京袁指挥之女,名常姐; 潘金莲转世为山东黎指挥之女,名金桂; 春梅转世为东京孔千户之女,名梅玉。其时金兵进犯山东,天下大乱。吴月娘系子孝哥随众弃家逃难。途遇强人抢劫资财一空。袁常姐被宋徽宗所宠东京名妓李师师发现,惊为天人,遂假传圣旨选聘而将常姐据为己有,更名银瓶。金哥在金兵入侵后沦为乞丐 (后三世转生为内监)。银瓶在李师师行户中当了一名艺色双全的乐妓,被洛阳富户翟员外梳拢,收为外室。此时,银瓶爱上了郑千户之子郑玉卿。郑玉卿系花子虚托生,貌美而心歹。银瓶背夫随玉卿潜逃。途中,玉卿将银瓶卖与扬州盐商苗青。在扬州苗家,银瓶痛遭苗妻虐待而自缢身亡。
梅玉因慕荣华富贵而嫁与金将之子金哈木为妾。大妇粘太太系孙雪娥转世托生,百般折磨梅玉。梅玉不堪其苦,夜寐惊梦,乃知此为前生虐待孙雪娥之报,遂出家为尼,潜心修行。
金桂依然生得似花如玉,淫态毕露。所嫁之夫为山西守备之子,疲烂不堪之废人刘瘸子(系陈经济转世托生)。金桂淫心难以满足,又怨又气,终成痼疾,变成石女。其母只得将她送往大觉寺削发为尼。
吴月娘与孝哥在逃难途中失散。后来孝哥皈依佛门,终于母子团圆。月娘亦削发为尼,潜心佛事,享年八十九岁,坐化飞升。十多年后,孝哥亦坐化成佛。母子双双善终,而成正果。
对于这样一部小说,为什么清统治者要明令禁毁,对作者严加迫害?传统的说法是因为小说写了 “淫”。该书中确有些淫秽描写,但与《金瓶梅》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矣。据此,小说似会遭禁毁,但作者不至于锒铛入狱。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说,该书“多背谬妄语,颠倒失论,大伤风化”。看来书中的“背谬妄语”,为清统治者所不容。
《金瓶梅》结尾写到金兵大举南侵,徽钦二帝北狩,人民流漓失所,逃难他乡。《续金瓶梅》承袭前作的这一情节大事辅张,描绘了金兵入侵,穷兵黩武,烧杀抢掠,鱼肉人民及其所建立政权的残暴统治这样一幅惨痛的历史画面。《金瓶梅》是明托宋事实写明事,《续金瓶梅》是明托宋事实写清事。对此虽然作者没有明言,但蛛丝马迹随处可见。第十四回写道:“且说大明万历年间,金陵朱之蕃……状元及第,……此是近事。”第六十二回还有“后至明末,果有东海一人”云云。第六回中出现“锦衣卫”、“厂卫”的提法,这是明制。第二十八回、三十五回中出现“蓝旗营”“旗下”等提法,这是清代的八旗制度,更为清代所独有。这些情况表明,丁耀亢笔下的所谓“金人”、“金兵”,实际上指的是清统治集团。《续金瓶梅》无疑写的是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就是该书的时代背景。明乎此,丁耀亢批判的矛头所向便昭然若揭。
《续金瓶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具有明显的反清倾向。
小说对清统治者入侵中原的暴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表明了作者的强烈义愤。
小说一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即是一幅金兵烧杀抢掠的惨痛场面。靖康十三四年,金兵掳掠山东、河北地方,“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人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这金兵不知杀了几十万人,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小说写吴月娘避兵回城,但见清河县满目疮痍:
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园花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第五十三回写金兵血洗扬州城,“那时扬州城里不下十万人民,杀的精壮男子,老丑妇人不计其数。”那些富豪之家,亦难逃灭顶之灾。小说写道:
金珠如土,一朝难买平安; 罗绮生烟,几处意成灰烬。翠户珠帘,空有佳人无路避;牙床锦荐,不知金穴欲何藏。泼天的富贵,堆金积玉,难免项下一刀;插空的楼房,画碧流丹,只消灶前一炬。杀人不偿命,刀过处似宰鸡豚; ……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争功劫灰多。
据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载,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明将史可法坚守扬州。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后,清兵大肆屠杀扬州人民达十天之久,惨死者达几十万之众。《续金瓶梅》成书在顺治十七年,距扬州屠城仅十五年。丁耀亢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惨剧,他在小说中花了如许笔墨,写金兵在扬州的肆虐暴行,难道不是对清兵扬州屠城的艺术再现吗?据朱眉叔先生考证,在明末,清兵多次入掠,仅崇祯十二年清兵第四次入掠,攻破济南,大肆屠杀,事后掩埋“城中积尸十三万余”,同时蹂躏了整个山东,“全齐皆灰,臭气遍野,血积盈衢”。多尔衮等从山东、河北俘获人口五十多万。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丁耀亢,是这一幕幕惨剧的亲历者。他在小说中以大量篇幅艺术地再现了清统治者所制造的一次次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暴行,揭示了民族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并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
在揭露侵略者暴行的同时,小说还着意刻画人民深受的苦难。
第五十三回,写金兵血洗扬州时,民间妇女皆遭淫掳之难: 金兀术令搜选三千美女,送一千上北京进与金主,一千随营自用,一千赏与破城有功的将官军校。金兵挨门拘掳,隐漏者两邻不举,十家连坐。妇女们只恨天生下来不瞎不瘸,俱有黑灰搽脸,蓬头破袄,妆做奇丑模样。也有那贞烈妇女投井自缢的、截发毁容的。
被金兵掳掠的百姓成千上万,或作炮灰,或作奴隶变卖。小说写金兵攻打扬州城时,全用汉人打头阵:
城下金兵都是掳来淮安、高邮的蛮子,叫他打头阵,趴城墙,挡那炮石弓箭。后面金兵却提刀掠阵,有一个不争先的,先是一刀一个,死在眼前,谁不舍命。明知上前也是死,且顾眼前的命,可怜只得往前闯去。
买去作奴隶的汉人虽暂时幸免一死,但活着并不比死好受。小说写道:
将我中国掳去的男女,买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条穿透,栓在胸中琵琶骨上。白日替他喂狗打柴,到夜里锁在屋内。买的妇人,用一根皮条、铁钉穿透脚面,拖着一根木板,如人家养鸡怕飞一样。
即使堆金如玉的富商大贾,也难免劫难。小说写到金人大肆搜括富民家财宝货:
那些大商贾们撵出金银元宝,在府堂垛的高有十余丈。…… (兵人) 或是箭射心窝,刀穿两肋,杀的人在堂上横歌竖卧,使在傍看的人畏惧,不敢不献出珍宝来。……那些富民,初时也只说有了财宝买出命来,谁知这人心原是无尽的,见了一千还要一万,见了银子又要金宝,先还哄着,自己献出来,到了三日之后,见富民说都尽了,只得非刑吊拷,火炙刀剜。可怜受尽千般之苦,净了家私,还不保其命,这是富户的结果。
小说从多方面描写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对民众和将士的反侵略斗争,小说则作了热情的讴歌。
第二十一回写到民众的抗暴斗争。河北、东京一带百姓,哨聚山林,保守村落,立起大寨来,远近相连,不下几百营,与金人对杀。太行山 “大寇”王善,联合河北、山东豪杰,四方响应,有二百万人马,把金兵杀得“不敢过河”。虽然小说仍称王善为“寇”,为“土贼”,但因为他立誓抗金杀贼,故赞扬他为“常有报国忠心” 的英雄豪杰。在王善接受宗泽招安“同心杀贼”时,小说写宗泽对王善说:“我国家因朝中用六贼,致的民不安业,失身为盗,原不得己。今日将军肯同心杀贼,以此百万之师,可以直扫北庭,救回二帝,成了千秋名节,又受了封候之赏,因何把这一个英雄付之草野?总因国家不能用人,以致流落。”这一番话显然代表了作者自己的认识。
对誓死抗金的将领,作者更是倍加赞许。第二十一回写东京留守副元帅宗泽,在无兵无饷而要“外防金兵,内防山寇” 的艰难处境中,毅然决定单骑勇赴太行山,招安统率百万 “土贼”的 “贼首” 王善,从而不费一兵一饷收了雄兵百万,组成了一支宏大的抗金队伍。丁氏对宗泽的大智大勇作了充分的肯定。第五十四回写韩世忠、梁红玉在长江金山水面大败金兀术,称韩世忠“料敌如神,行兵有法”,“胆勇出众”。梁红玉乃妓女出身,作者说她“大有个娘子军夫人城的侠气,与世忠一心报国,那里似个妓女”。金山一战重创全军,是她设谋定计,击鼓指挥全军。金兀术被围黄天荡,韩世忠有轻敌之举。是她提醒韩说:“将军不可因一时小胜,忘了大敌”,“岂可因游玩灰了军心”。黄天荡走了金兀术,是她自去临安请罪,“反参韩世忠恃胜玩敌,逗留不进一本”。对如此一位“风流侠女”,作者深表赞许: “岂不是女子中英雄奇事,使人千载敬服”。
《续金瓶梅》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能面对现实,作深刻的反思,揭示北宋之亡的基本原因。
第一,帝王奢泰亡国。第十三回,作者写道:“古来帝王奢泰亡国,说之不尽,勤俭爱民的也自不少,所以国祚绵长,享太平之福,全在这点天心上。”小说将抨击的矛头直指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用了不少篇幅揭露皇帝的昏庸无道。诸如采取花石,建造艮岳,强征民间古董玩器、奇峰怪石、好花异树,“一路拆坏民居,使车运船装,不知用民工几十万,才到汴京。闻这百姓人家有株好花好树,即使公人用黄纸封了,要拆开宅子,使本县民工连根移取,诈得良民钱银无数”;一味贪图享乐,锦衣美食,美女如云,嫖娼宿妓;整日求仙问道,不理朝政,把“国政交与蔡京,边事付于童贯”,弄得国贫民穷,天下骚然,边事废弛,至使金人寇犯中原。如此等等,小说直言指责徽宗皇帝:“全不思自己为君不惜民力,不畏皇天,一味胡弄,到了国势不支,推与儿子,设处收拾,把个天下轻轻送与大金。……总是奢靡浮华,上下偷安,以致灭亡,岂止天运。”丁氏将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皇帝的昏庸,可说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第二,佞臣宠幸误国。小说用了不少篇幅揭露蔡京等“六贼”,南宋汪国彦、黄潜善、秦桧等奸相的误国罪责。这些佞臣对上阿谀诌媚以求皇帝宠幸,对下大肆搜括民众不择手段,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在第五十八回,丁氏发了一通“君臣大义是一朝治乱的根本”的议论,指出: “有了好臣子为朝廷尽忠,天下百姓享那太平之福;有那奸臣拨乱朝廷,杀害忠良,天下自然受这离乱之祸。所以,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才见做书的一片苦心。”他把佞臣们比作蠹虫,说“如要树里自生出个蠹虫来,那虫藏在树心里,自稍吃到根,又自根吃到稍,把树的津液昼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奸臣蠹国,国灭而奸亡”。第三十四回写到南宋奸相汪国彦、黄潜善重立党人碑事,将力主抗金的大臣的“指为党人,一切不用”,把惧怯金兵,力主和议的投降派加以重用。小说写道:
可笑这些邪人们也不讲朝廷军机大事,也不管金兵将到江北,依旧这个一本,那个一本,某人该封荫子孙,某人该加赠某官,终日在朝内昼夜讲恩怨,各立门户起来,彼此拜贺,日日挂匾送屏,忙个不了,……大家上下胡混。
这些描写可谓入木三分,将佞臣误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得相当深刻。
第三,汉奸求荣卖国。小说中写到的汉奸有张邦昌、刘豫、蒋竹山、苗青等人。这些人一味向金人献媚求宠,或受命于金人建立傀儡政权,鱼肉汉族人民; 或为虎作伥,充当金兵屠杀汉族人民的马前卒。小说对这些汉奸的求荣心态、卖国嘴脸作了无情的揭露,其笔墨所到之处,表露了作者对这些民族败类的强烈义愤。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续金瓶梅》 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它无论是对侵略者的愤怒揭露,对昏君对佞臣对汉奸的批判,还是对故国陵谷变迁、山河破碎的深沉哀思,对民众所遭受的苦难的深切同情,对爱国将领的深情歌颂,都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时代的心声。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能以一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为背景,写出当代的整个民族的喜怒哀乐的作品,还不多见。这就是《续金瓶梅》 的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
但是,我们亦应当看到,《续金瓶梅》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其落后的一面亦非常突出。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顽强地宣扬一种腐朽的宗教观念: 因果报应。他将这一场严肃的残酷的民族战争的成败得失,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都装入因果报应这一思想框架中,未加以阐发、评判。可以说,因果报应是统率全书的一条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作者在《续金瓶梅后集凡例》中说: “前刻以因果为正论,借《金瓶梅》为戏谈。恐正论而不入,就淫说则乐观。故于每回起首先将《感应篇》铺叙评说,方入本传。”这乃是全书的一个纲领。全书确实如此 “以因果为正论”,每回回首都引一段 《太上感应篇》或其他经卷文字 “铺叙评说”,然后才叙本回故事。就这样,《续金瓶梅》的全部故事情节,成了 《太上感应篇》 的 “参解”。
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可谓不遗余力,连篇累牍,在故事发展的全过程中,随时随地插入或长或短的说教文字,读之令人生厌。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一是用因果报应思想设计人物形象,按排人物命运。例如,西门庆在《金瓶梅》中作恶多端,在《续金瓶梅》中再转世为失目乞丐,再转世为内监; 淫欲无度的潘金莲转世嫁刘瘸子,后变为石女;春梅转世为人之妾,倍受折磨,再转世生丑疾,终身不嫁而亡。吴月娘则一生好善信佛,八十九岁而善终。丁氏在第一回中写道:“我今为众生说法,因这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遵着当今圣上颁行的 《劝善录》、《感应篇》,都是戒人为恶,劝人为善,就着这部《金瓶梅》讲出阴曹报应,现世轮回。”丁氏正是这样做的。他对转世人物的命运的按排,完全遵循着“阴曹报应,转世轮回”的 “法则”。
二是用因果报应思想解释故事情节发展、变化的原因。第十三回写到金兵攻陷中原,徽钦二帝被俘,京城民众惨遭荼毒。京城民众之难,无非是朝廷的腐败与金人的暴行所致,其原因清清楚楚。对此,丁氏不是没有认识,但他偏偏要从因果报应上来作出解释。他说什么,京城地方淫奢更甚,风俗奢靡,“因上帝恨这人人暴殄,就地狱轮回也没处报这些人,以此酿成个劫运、刀兵、水火、盗贼、焚烧,把这人一扫而尽,才完了个大报应。这些众生遇此大劫,说是天运,不知平日作孽太重,大家凑将来的”。当写到清河县人民遭金兵大屠杀时,他又说: “也是这清河县几年来人心刁诈,士女淫奢,该有此番屠杀。”于此可见,丁耀亢宣扬因果报应论,竟然跌到了为侵略者张目、辩护的地步。
三是当小说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完全与因果报应说背道而弛时,丁氏居然亦能制造出什么“前生后世”来强作解释。例如,岳飞是个大忠臣,一生为国为民,结果被奸臣所害而死于非命;秦桧是个大奸臣,投敌卖国,却善终而亡。这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事实,丁氏无法改变,于是编造出他们的所谓“前生后世”来自圆其说,说岳飞前生是陈桥兵变中的叛将,故有此恶报;秦桧前生是个忠臣,故有此善终。还篡改历史说秦桧“浑身俱是箭眼而死”。“与二子俱死在一月之内,才知岳元帅有灵,在阴司把奸臣现报”,“一日,暴风雷雨将桧坟掘平,雷击尸碎,才见奸臣之报”。这些近乎儿戏的说法,非但荒谬绝伦,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且与丁氏“劝善惩恶”的初衷背道而弛。这彻底暴露了因果报应说的荒唐与虚伪。
《续金瓶梅》还宣扬了“色空”观念。在第四十三回中,作者直言不讳地说:“一部《金瓶梅》说了个 ‘色’ 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 ‘空’ 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因果报转入佛法,是做书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这就是说,作者宣扬因果报而意在指引人们“转入佛法”,从“入世”而转入“出世”。难怪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如吴月娘、孝哥、黎金桂 (即潘金莲)、孔梅玉(即春梅)、孝哥的未婚妻锦屏,一个个都循入空门,以成正果。作者生活在大动乱的年代,满眼所见皆是杀戮、抢劫、腐败、荒淫。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看不到社会的发展,人生的前途,于是只能到儒、佛、道中寻找归宿。
从艺术上讲,《续金瓶梅》不是上乘之作,最多只能算是一部成败参半、得失相当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开创了人情小说创作的先河,以直接反映当时代的社会生活,描绘人情世态,刻画市井社会中的各色人物形象为能事,再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它在小说题材、结构、情节、人物形象塑造、语言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开拓和创新。作为续书的《续金瓶梅》对《金瓶梅》的艺术传统,有所继承,亦有所抛弃。对此,我们有必要作些具体分析。
《续金瓶梅》继承了 《金瓶梅》的某些优秀的艺术传统。大体有以下三点:
一、《续金瓶梅》突破传统小说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传奇故事的框框,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它以作者当时所处的明清易代时期为背景,以再现这一时期的人情世态、社会风貌为宗旨。它写到了皇帝的昏庸,佞臣的误国,汉奸的卖国;写到了入侵金兵的野蛮、残酷和荒淫,写到爱国将领的英勇、机智与惨遭奸臣陷害的结局; 它写到了汉族人民在金兵铁蹄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它写到了社会的急遽动荡: 田园荒芜,粮食匮乏,饿莩遍野,以人为粮,易子而食,析骸为饮; 盗贼蜂起,官吏趁火打劫,天下骚然: “数朝典籍法器,图书古画,商彝周鼎,宝剑名琴,俱被焚烧一空”,中原文明破坏惨重。它还写到了明清易代之际人心的变迁。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纷纷卖国求荣,民族气节沦丧;市井各色人物,富商小贾,大家闺秀,青楼妓女,风流子弟,贴食帮闲,坊间媒婆,佛门女尼等等芸芸众生,在大动荡的年月,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性格、行为模式,作了各种各样的表演,在动乱中升降沉浮。有的人敌我不分,是非不辨,浑浑噩噩,随流逐波; 有的人趁机发国难财,胡作非为;更有甚者,认贼作父,与金人拉上一点关系而深感荣耀。如此等等,作者写出了这一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婚姻观念、审美观念等一系列观念的深刻变迁。可以说,《续金瓶梅》与《金瓶梅》一样,是一部再现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的全景式的作品。
二、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如李师师、蒋竹山、应伯爵等等。
李师师既是个历史人物,又是个艺术形象。作为历史人物,她是个京门名妓,为宋徽宗所宠幸; 作为艺术形象,在小说《李师师外传》、《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中都有所描画。《续金瓶梅》所塑造的李师师形象,比上列小说尤见丰满与性格化。《李师师外传》中的李师师是个爱国者。她被张邦昌献给金帅,吞金簪而自杀。《续金瓶梅》则反其道而行之,把她写成一个依附金人,趁机发国难财,阴险狡诈,最后又被金人凌辱的人物。蒋竹山在《金瓶梅》中是个倍受西门庆、李瓶儿欺凌的草头庸医。《续金瓶梅》则将他写成了一个颇为显赫的汉奸。他靠春药得宠于金兀术,发了大财,封了鞑官四品之职。后又为金兀术出谋划策升为扬州督抚,成为金兵屠杀扬州人民的罪魁。小说把他的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唯财是贪,视色如命的卑污的心态、情态写得入木三分。应伯爵在《金瓶梅》 中是塑得很出色的帮闲形象。在《续金瓶梅》中,他的性格又有发展。 他利用战乱, 想尽一切办法诓人骗钱, 中饱私囊, 成为一个“良丧尽,天理全亏” 的恶虐。
《续金瓶梅》写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市井间的芸芸众生。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在民族战争的大动乱年代中种种人生遭遇的揭示,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升降浮沉,比较准确地表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世态人情。
三、语言比较俚俗,叙事状物,大多使用民间口语,形象、生动、传神。
《续金瓶梅》在艺术上的缺陷比较明显,它未能完全继承《金瓶梅》的优秀艺术传统,某些方面反而倒退了一大步,主要表现为作者对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把握不准。
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两种主要方式。哲学和社会科学以抽象的概念方式反映客观世界,文学艺术以具体的生动形象的方式反映客观世界,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本质区别。《续金瓶梅》以主要篇幅叙事写人,即以具体生动形象的方式来描摹世态人情,因此它确实是一部小说。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又用了大量的篇幅,引述《太上感应篇》 及其他宗教经典文字,并写了大段大段的对这些经典文字的解释性文字。这些文字连篇累牍,枯燥乏味,与通常小说中的 “议论”有质的区别。这表明作者又在以抽象的概念方式反映客观世界(而且是一种歪曲的反映),致使《续金瓶梅》 又成为一部阐释宗教教义的哲学读物。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说: “《金瓶梅》亦有续书,每回首载《太上感应篇》,道学不成道学,稗官不成稗官”。刘廷玑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 《续金瓶梅》既像小说又不像小说这一重大弊端。
在文学艺术中,小说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主要是依靠塑造人物形象来形象地把握和反映客观世界,它特别长于向人物的心灵深处开掘,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各阶级、各阶层各色人物的心态情态。人们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内,以叙事为主而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辅,这就说明,这些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还不够完善。《金瓶梅》则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而以叙事为辅,这无疑是人们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的一次飞跃。在这个问题上,《续金瓶梅》又倒退了一步。
《续金瓶梅》写到近百个人物,大体可分四个类型:一类是历史人物,如宋朝的帝王将相宋徽宗、宋高宗、张邦忠、韩世忠、岳飞、秦桧、金兵将领金兀术等等,作者是在写历史事件时写到这些人物的,这些人物不过是历史事件发生、发展、演化的附属物,人随事出,而非事随人出,人物形象当然不可能鲜明突出。另一类是《金瓶梅》中的原有人物,如吴月娘、孝哥、玳安、孟玉楼、应伯爵等等。吴月娘、孝哥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寄托作者创作思想的正面形象。他们信崇佛教,一生行善,前后皈依佛门而得善终。作者写他们的人生遭际,仅仅是为了给作者竭力宣扬的“善有善报”的宗教观念作形象的注解。这两个人物的功能仅此而已,也就没有必要刻画其个性特征了。第三类人物是《金瓶梅》中人物转世的人物,如李瓶儿转世的银瓶,潘金莲转世的金桂,春梅转世的梅玉等等。这类人物形象稍见生色。作者写她们的非人遭遇,不乏精采感人的篇章,但人物性格依然模糊不清。她们只是“恶有恶报”的宗教观念的形象图解而已。
综上所述,《续金瓶梅》虽然有几个人物,如李师师、蒋竹山、应伯爵等,写得比较成功,但就多数而言,皆面目不清,性格不明。《金瓶梅》的体现的小说观念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种种成功的艺术经验,《续金瓶梅》未能继承下来。
《续金瓶梅》的艺术结构,亦不能恭维。全书可分三大板块,一是摘引与阐释宗教经义,二是叙述宋金之战,三是续演《金瓶梅》故事。在第三板块中又可分为吴月娘、孝哥故事,李银瓶故事,金桂、梅玉故事等三个小板块。这三大、三小板块在全书中轮番搬演,错杂而出,但缺乏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情节的转接生硬突兀。作者企图将吴月娘、孝哥的故事成为贯穿全书的中心情节,但他的实践并不成功,原因在于这一小板块,没有能发挥提领、统帅其他两大、两小板块的作用。加之作者还在这些板块之外,插入许多独立的宣扬因果报应的小故事,更使全书显得支零破碎,杂乱无章。
简言之,《续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皆成败参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其失败的一面,又使它终难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