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针》,全称《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鸳鸯针》,题“华阳散人编 辑,蚓天居士批阅。” 卷首有序,后署“独醒道人漫识于蚓天斋。” 残 存第一卷。另有《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一枕奇》 二卷,其第一卷与 《鸳鸯针》 所存之一卷同; 《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双剑雪》 二卷。后二 卷无序无图,编辑及批阅署名同《鸳鸯针》。《鸳鸯针》卷首有图八叶。 孙楷第先生指出: 三书实为一书,原书名 《鸳鸯针》。书本四卷,书肆 析前两卷单行,则为《一忱奇》,析后两卷单行易其卷本,则为《双剑 雪》。三书五卷,去其重复,得四卷十六回。卷演一故事。
        
        其一卷四回的故事叙: 明朝年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秀才徐鹏子,生活清 贫,靠出卖乃祖做官时的几爿房屋田亩为生。才学文章,自视甚高,却屡屡困 于场屋。有一年,他满怀信心参加科举,期望题名,“文福双齐”,不料却被一 个叫丁全的钻营之徒买通本府莫推官,偷梁换柱。待到榜发,徐鹏子名落孙山, 那个丁全却顶了解元。当他得知偷窃疑情后,心内生愤,乃与另一学内秀才绰 号叫 “白日鬼”的周德商议,欲到监场告状。而周德趋炎附势,通告并撺掇丁 全设计陷害,将徐家的丫头掠去私藏,告徐鹏子一个谋杀的罪名,由莫推官受 审,投入牢房。而丁全则鲜衣好马,上京城会试去了。因他 “做人滑滔,见事 乖巧”,竟也中了 “低低一名进士”。再说那徐鹏子,坐了三年监牢后,其妻将 房契转让给新进巡抚,才得脱身。为了生计,遂远行去做幕宾,途中尝尽风波 之苦。后因伴读翰林公子,得到翰林的赏识,不久中得进士,官封“北京刑部 主事”。徐妻王氏千里访夫,屡屡颠踬,终于在郊外与徐鹏子偶然相遇,始得团 圆。而丁全却因其干父严世蕃倒台,科场案发,撞在徐鹏子手中,真情大白。而 徐鹏子却“以德报冤”,将丁全罪名开释了。后徐鹏子官至吏部尚书,三子克绍 书香,中得举人进士,皆为名宦。
        二卷四回叙: 明朝天顺年间,江西南昌府新建县秀才时升(大来),家业贫 困。一次在外出借贷路上,遇到了一位“壮士”的慷慨赠银。“壮士”者,大盗 也。不过“盗亦有道”,这个名叫“风髯子”的“大盗”是一位劫富济贫、除暴 安良的高人侠士,常在暗中相助时大来。后时大来远走广东潮州府,给一位任 知府做幕宾。不意知府女儿在途中被人所劫,其首领即为风髯子,告时大来搭 救,知府女儿得以获释,但因此时大来也惹祸上身,被知府关入牢房,由风髯 子打通关节获救,并赠银助其逃难。后时大来得一袁姓乡宦收留,叹赏其才,得 府县第一,被考试官择用为县公子伴读,不料这位学道就是原来的广东潮州知 府,幸得知府小姐探知隐情,私放出门。后时大来高中科举,授刑部主事,并 相救风髯子陷狱之苦。在位上,他操守廉明,声誉卓著。任知府得到呵责,其 女则由时大来作伐,与风髯子结为秦晋。后时大来官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赐尚方剑,总督三边。不久看破世情虚伪,乃与风髯子等一起 “驰驿荣归”。
        其三卷四回叙: 明朝崇祯年间,山东东昌府秀才宋连玉,世家华胄,满腹 才学,却不计世间名利,与十来个要好同伴,结成文社“翼社”,限期聚会作诗, 其学内有一个叫卜亨的秀才,田连阡陌,家世富贵,却绣革草囊。仗着名势,在 士人中到处招摇撞骗,以假瞒真,每逢题诗作文,则靠两个随行书童案下投递, 剽窃诗文以为己有。他又到处刊刻文稿,送人览阅。会试时装病骗取宋连玉信 任,并请其代为出考,得中魁元,但为时人所疑。不久宋连玉得中解元,但因 不满时政的“纵贿容奸”,遂挂冠而去。而卜亨一日被一傅御史请到家中,拟题 要他案头作文,并紧闭门锁。卜亨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便乘晚从御史家的狗 洞钻出,玷了一身的肮脏。最后被朝廷捕获,下场不妙。(其后文字欠缺不清)
        其四卷四回叙:明朝万历年间,南京水西门外有个叫范顺的,薄有家产,但 为人刻薄,嘴头尖酸。他开有一所米行。江西米商吴元理(有德),有千余担米 代请范顺寄存,有急事转道回老家去了。范顺趁米价上涨的当儿,卖掉了这位 米商的存米,得了许多银子,并用此本钱做生意,得利极多。当吴元理回南京 索米时,范顺夫妻却心生黑心,撒赖鲸吞。为扩大财路,范顺挂船去进更多的 米,途中又在饶州府收购了一座木材山。因偷鱼收卖而与 “贼情”牵连,得吴 元理搭救。又因贪色风流,赔尽老本。而他的妻妾,趁他外出期间偷奸养汉,与 人淫乱,事败后,妾被人发卖,家业散尽,其女儿也被逼出嫁。待得范顺回家 时,已一片荒凉,无奈只好投靠女儿。而吉人自有天相,吴元理得了那座木头 山,非但没蚀本,还大大赚了一笔,并且不计前嫌,着力帮助范顺。而范顺经 历了人世间许多风波,也终于洗心革面,二人遂成生死莫逆之交。
        《鸳鸯针》的题名,出自于元遗山的《绝诗三首》之一:“晕碧裁红点缀匀, 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把绣成的鸳鸯比喻 为艺术作品,意谓学艺不是轻易地教给别人方法,而是要使人潜入其中,躬身 实践,掌握其奥妙要领。在小说中移用其意,但已不是针对学艺而言,而是把 “鸳鸯针”当作救世、治世的良方,对现实社会痛下针砭的意思。即所谓“痛下 顶门毒棒,此针非彼针,针针相投; 一针两针,针针见血。” (独醒道人《鸳鸯 针》序)小说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小说认为世道衰落,社会病入膏肓,需 要有识之士,即所谓的“智者”来力挽狂澜于既倒,予以 “救治”、“医国”。而 “医国”的过程,则是“先工针砭,后理汤剂,迨针砭失传,汤剂始得自专其功。 然汤剂灌输肺腑,针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于肺腑也。” (独醒道人 语) 而当时社会黑暗腐败,“黑海狂澜,滔天障日”,追名盗利,趋尚成风,因 此,小说要用 “鸳鸯针”来“医王治国”,救世济世。
        《鸳鸯针》描写的主要是明中后期的历史状况,第四卷提到的 “闯贼”和 “倭寇”,则是晚明的历史折射。明代中后期,朝政废驰,吏治腐败,官宦当道, 奸佞横行。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一般老百姓和寒门儒子,深受其害。 对于这些社会腐败现象,小说表达了极大的愤慨,总是用犀利、抨击的笔触予 以深刻的揭露。第三卷中的“吏部关昌时”,“纵贿容奸,变乱成法”,搜利攫夺 钱财,中饱私囊。时大来之妻为了营救丈夫,倾尽家产,也救不了丈夫囹圄之 苦,亏得豪侠风髯子送了“二百两赤金”给新到的按院,按院“关照”知府,才 得以出狱。时大来出狱时不知详情,以为是遇着了“廉明按院”,倒被风髯子抢 白了一通,认为“这般凑巧,那般清廉,若是都恁样起来,天下该久已太平了。” 时大来至此才如醍醐灌顶,如梦方醒,认识到了 “孔方兄”的作用。任知府任 会稽知县时,因 “诈了原告,又诈被告”,被调任到江西靖安县。但他一上任, 就不再“靖安”了,“连地皮卷尽,还恨那树根生得不坚牢”。他“财运颇亨,管 粮抽税,加三加五,又搜克了无限银子。”尽管朝野已有 “物议”,却照样不妨 碍他升官发财,打听到广东潮州是“有生发去处”,就升任去做潮州知府了。一 些读书人做了官,就挖空心思搜罗钱财,“终日敲人拶人,横着心肠刻剥人的东 西,就是富堪敌国,也还不知靥足。”地方官们不仅贪赃,而且枉法,动不动就 将老百姓和寒儒拿去监禁、鞭打。第一卷中那个为丁全顶名的莫推官,因为得 了丁全的“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就将王法置于一边,昧着良心算计迫害徐 鹏子,诬他一个谋杀罪,搞得他家破人亡。第三卷中的那个任知府,以怨报德, 几次欲陷时大来于绝境。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里,公理与良心的天平一切都 倾斜了,封建统治机器的一切都被锈蚀了。那些如狼如虎的差役、狱卒、巡捕, 也一个个狗仗人势,横行无忌,敲诈勒索。以致作者慨叹 “强盗何曾在绿林”, 官府狱卒的狠恶,使强盗反而变得可亲了,“世上谁人能得君”! 这是小说的愤 极痛极之言!
        《鸳鸯针》中描写得最精彩的,是对于士人中“假名士”的毕肖而锐厉的讽 刺。有人说它是“一部早于吴敬梓 《儒林外史》百年的短篇儒林小说”。(王汝 梅《 〈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 确是十分有理。在此之前,我们还不曾看到如 此凌厉的“绝世奇文”(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封建社会中的 “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阶层),一旦达到 “士”的地位,就有可能 和机会踏上官宦之途,以圆满读书人“封妻荫子”,“名显乡里”的理想之梦。当 然,仅仅到达“士”的地位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否则, 即使你有满腹才学,也是“无处货与帝王家”,甚至永远沉沦下療。因此,当士 子们在通过科考向仕途进军的时候,总是要竭力在上司及同僚面前表现自己的 才能,推销自己的价值,以度博得上层官僚的赏识和提掖。这种风气沿袭盛行 的结果,是把许多麕集在社会下层的士子导引到对所谓“名士”声望的渴望和 歆羡上。因为只要够得上 “名士”的称号,就可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或进或 隐,从容自如。而且,他还可以在士人中左右逢源,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 “从来有真名士,就有一般假名士”。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真正的“名士”, 应该是胸罗才学,率真自然,卓荦不群,象魏晋南北朝时的嵇康、阮籍一样, “手挥太极,目送归鸿”,具有超脱于名利之外的风格气度,炯然独立的耿介个 性。而“假名士”,则往往是媚俗寅缘投机之徒,他们往往是用欺骗的手段欺世 盗名。如《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匡超人之流,就是“假名士”的所为了,对 此,吴敬梓曾给予无情的讽刺和嘲弄,很不幸的是,《外史》中“假名士”形象 并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隔代单传”,我们可以在这部《鸳鸯针》中找到他们 血缘姻亲关系。因为,小说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虚嚣气质,顽钝面孔,咬 文嚼字,装模作样” 的假名士卜亨。
        卜亨家境豪富,“田连阡陌,屋齐云霄”。还有 “汗牛充栋”的藏书。但他 不学无术,镇日介带着书童帮手吃喝玩乐。他生就一口三寸不烂之舌,“论古谈 今,驳帝批王”,最好挚龙附凤,“年家”、“世谊”的,只要能攀援,就极力奉 承,不听他便赖死赖活。因他手段灵活,打通了关节,就 “顺顺溜溜”做了个 秀才,终日在读书人中间 “交游”。他又要装饱学,临案作诗,总是挥毫泼墨, 潇洒淋漓——原来是他事先串通好两个随身书童给他传递剽窃的名诗名句。这 一着果然骗过了许多人,老实的宋连玉蒙在鼓里,竟以为他作诗“清新隽永”, “灵健有致”,杯酒功夫,就“花盘锦簇”了。卜亨还标榜斯文,花架子十足,当 士人们去他府上聚会时,但见:
        
        四旁都是笔架。……一架堆的是秘书逸史,并十三经廿一史。一 架堆的是坊刻诗文,历程大小题,房书行卷,韩求仲文……一架堆的 是历朝明公墨迹石刻,及我朝沈石田、唐六如、董玄宰、文征明的手 笔,都是锦轴玉签,越发堆的耀人眼目。中间悬一匾道“古道照人”…… 几上列着一部按季缙绅,一部历科履历,一部尺牍争奇。旁堆着无数 当道书札请启及本省府县县官名帖。红红绿绿,真是玩之不尽。
        
        他仿佛开了一个书铺,学问的气势足以唬人,然而他却连《四书》 的章节、庄 子的句意和 “云破月来花弄影”这样的名句都不曾知道! 他不通文墨,进场之 后只考了个“六等一名”,但他却在士人面前信口胡诌,说是“高兴起来……那 文意笔势,也不觉得滔滔水涌,收煞不来。”而在真实的试卷上,他老兄却是 “白的处多,黑的处少”,而被督学批为“何物白丁,滥叨黉序。”但他不思收敛, 竟然刻起文稿诗集来,“逢人便送,就象是布施经本一般。”他又偷偷地在乡试 卷上假冒考官批语,把“自己” 的文章极力奉承,从此又增加了一份 “乡试朱 卷”的“拙刻”。而他也由此搜刮了许多银子,一般的士子更是对他更是趋之若 鹜。“就是放个屁,人只道是香的,稍不如意,就大呼小叫的骂。”这渐渐暴露 出他的无赖本性来。第四回中,他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因作不出诗文,只 好钻狗洞而出。小说对这样的 “假名士”,“真草包”的鄙琐、低劣的品质作了 愤怒的抨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对于那些“士林匪类”和士林中趋炎附势、胁肩谄媚的小人,《鸳鸯针》讽 刺的锋芒,也没有丝毫的宽容。第一卷中的丁全凭恃钱财,打通关节,不仅攫 取了徐鹏子的科业,还捏造罪名,使他陷入囹圄,其所作所为,实与匪类无异。 士林小人,则惯于落井下石,出卖良心,如第一卷中与丁全合谋陷害徐鹏子的 “白日鬼”周德,第二卷中那个坑骗时大来妻子营救银两的吕游之,就是小说中 士林丑类的典型。
        《鸳鸯针》在痛斥假名士的同时,对那些才情富赡、品行清纯的“真名士”, 则予以歌颂和赞美。“真名士”虽然也追求科举功名,但并不把科举功名当作进 身仕途的唯一目的,即便是进了仕途,他们一般也能清正廉明。第二卷中的宋 连玉“至诚无伪”,狷介独立。他中了进士,入了翰林,但因为看不惯官场的 “纵贿容奸,变乱成法”,就约合同伴参了一本,“不候旨下,竟自挂冠而去”,把 到手的功名弃之如敝履,在隐匿山林、古朴守拙的生活中保全他个性的独立和 道德的完善。他与《儒林外史》 中王冕一样,能摆脱尘世名利的羁绊。这在封 建社会的知识阶层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第一卷中的徐鹏子和第二卷中的时大 来,也是作者推崇的士人形象。他们温良恭俭,为人坦诚,有古道热肠。他们 身出寒门,能体验百姓的苦难,因此在官位上也能体恤民情,爱护百姓,又能 以国家利益为重,平藩勘乱,屡建殊勋。一旦功成名就,他们就学古代的伯夷、 叔齐和鲁仲连的所为,退隐而去。对比那些欺世盗名的假名士而言,他们可谓 是浊世中的高士,淤泥中的青莲。《鸳鸯针》的作者礼赞这样的高人雅士,让他 们有一个良好完美的结局,以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真善美必然战胜假丑恶。
        《鸳鸯针》内容的第二部分,即第四卷四回,主要是描绘世情,抨击世风的 浇薄。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的商品交流扩大了。 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商品经济的发 展,势必冲击固有的传统价值和道德体系。乐天桃源式的自然生活图景被在商 品交流中所产生的狡诈、欺骗、悭吝等世俗劣行蒙上灰暗的色彩。为了攫取金 钱,可以不择手段,“红了一双眼,连父兄也不认识了。” 金钱使人变得鄙吝, “一文钱不过界,一粒米劈着两边”,金钱更激起人们的贪欲。南京商人范顺鲸 吞了另一个江西商人吴元理寄存的一千担米后,就公然开起“范记米行”来。但 他并不知足,安守产业,而是冒风险出船去经商,以图扩大产业。甚至买下陌 生地方的一片山林,期望以后能有更大的收获。作为一个商人形象,范顺是失 败的,因为他是靠强夺别人的财富而发家的; 他出外经商,并没有赚回一个子 儿,而留守在南京的产业也被其妻妾偷情养奸而丧失殆尽。但作为一个商品经 济社会环境中的市井细民,范顺的形象倒是成功的:他盘剥精明,奸险狡猾,口 厉心贪,自私自利。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市民形象画廊中生动的一角,可以 与《三言》、《二拍》 中塑造的市民形象媲美。
        综上所述,《鸳鸯针》“砭士林,刺世情”的主题意旨的发挥是比较成功的。 尽管它并没有 “灌输肺腑”,“攻刺膏肓”,但却揭出了封建社会中的种种毒瘤, 起到了某种“惊世”、“醒世”的社会功效。特别是在“士林讽刺”的创作题材 的拓展上,《鸳鸯针》较以前的小说(包括文言小说)有比较突出的进展,其讽 刺艺术的运用也显得颇为成熟。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后起的杰出的儒林讽刺小 说《儒林外史》,具有发轫起始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