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十六回,不题撰人,署“惜花主人批评”,实亦并无评语。今存主要有清初“醉月山居梓行”本; 光绪己亥上海卫记书局刊恒德堂本,改题《银如意》; 光绪二十九年福记书庄石印本,改题《如意缘》。
        
        书叙司马约与赵如子、赵宛子恋爱婚姻事。
        郑振铎先生在评介此书时曾说:“在我们许多小说中……以女子为中心人物的极少,而写女子自动的去寻求夫婿,一如男子的去寻求妻室者,则恐怕只此一书而已。”又说:“在佳人才子书中,此书又别开了一个生面。”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宛如约》塑造的赵如子,确是中国小说史中不可多见的形象。她出生农家,父母早亡,从族叔祖读书,因聪慧异常. 而诗文皆有所成,又美艳绝伦,因此,不愿苟且就婚,于是男装出游,要选择一个自己中意的丈夫。来到郡城,游于司空学士家花园,被学士相中,欲选为坦腹东床。可她却看上了学士公子司空约的诗,钦慕他的才学,主动和诗,暗托终身。知道司空约赴西湖游春访美,惧其有得,又追寻至西湖,未遇,遂题诗于通衢要路,“众中传信”,引司空约至自己的家乡寻访,终于订立婚约。司空约入京赴试,如子以婚约尚在冥冥之中,恐怕他“一时得意,改变初心”,又男装暗随入京,以便“提撕点醒”,经过若干曲折,而终于成就婚好。
        赵如子这个形象的前半段作为、遭际,很有点象徐渭《四声猿·女状元辞凰得凤》 中的主人公黄崇嘏。黄崇嘏以一乡间女子,男装赴试,得中状元,除受成都司户参军,为周丞相看中,欲选作乘龙快婿; 后知其为女身,因使与子配合。这里的最大差别就在:一个是主动追求夫婿;一个则被动应允成婚。《牡丹亭》 中的杜丽娘,作为文学典型,其生命力无疑比赵如子强得多,然仅就其思想而言,在同一个平面上比较,却又是难望赵如子项背。游园惊梦,杜丽娘对柳梦梅的爱是在梦中施行,主动者实还是柳生。《两交婚》中的辛古钗,开诗社择婿,却要以与弟择妇为名,入诗社的,也只能是大家闺秀,不过是想借此扬名,以引快婿入门求娶,与《宛如约》中的另一女主人公赵宛子的垂帘考诗择婿,相去且远。《平山冷燕》中的才女山黛、绛雪也赖天子下诏相婿,方得如意郎君,《白圭志》 中秀英的出走、《驻春园》中云娥与黄珍的私奔,盖先有成约,后迫形势,不得不然,亦非主动。唯《玉娇梨》中的卢梦梨乔装路遇苏友白,伪以妹许的行为尚与之差近,尔后,梦梨亦须赖舅父许婚才得如愿。至如小姐丢一块手帕、遗一支玉钗的暗中勾引,丫鬟、保姆传诗递简的作合,才子佳人小说中尽多,而佳人实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更不能与赵如子相比。如子这个形象,使人想起杨家将中穆柯塞里的穆桂英,《薛丁山征西》中的樊梨花,虽不是同一类型,却也颇有点巾帼须眉气。
        作者为她的女主人公取名如子,倒确是不虚。如子做出了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笔下才子干的事情。从大胆、勇敢、主动地追寻佳偶这一点来说,她有点象《定情人》中的双星、《两交婚》中的甘颐、《春柳莺》中的石池斋、《英云梦》中的王云。在理法如磐的封建社会,“不待父母之命、媒约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双星等的行为是很有点悖于孟夫子的教训的。以一弱女子而象有悖圣教的男子那样去寻求所爱,执著、大胆,不正是封建理法的叛逆么?双星等才子已足堪称颂,如子的这种精神就更值得称扬了。
        经历了明中叶以后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思潮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契机。应该说,还在哲学家们进行激烈的“理”、“欲”论争之先,新兴的市民阶级已经用自己的实践,向传统的伦理、习惯的生活提出了挑战。作为生活反应的文学,便既有对哲学的探索、更有对这一时期新旧生活交错,新旧伦理并存的描绘。文学家也在反思,在新与旧之间作出抉择,表明自己的意愿、态度。撇开众多的其它问题不谈,这期间,在婚姻伦理方面,在新兴的市民中间,便很有些新的东西出现。许多吴下市民的情歌便是这种新因素光芒的折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不以王三巧儿有外遇、再嫁人为淫而唾弃,《闻人生野战翠浮庵》不因女尼与闻人生野合而嫁为大不韪,便是市民这种意识的反映。这种思潮的兴起,使一些上层人士也部分地改变着自己原来的传统观念。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理、欲势不两立,到李贽的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再到王夫之的“理存于欲”,“欲即理”、“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理欲统一论的发展,便明显地露出了新思潮发展的痕迹。这种思潮也促使一些文学家对现实的历史的婚姻与伦理观念进行反思。明末清初的某些纵欲主义作品,那样着意于色欲的赤裸裸的描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禁欲、灭欲的一种反动。这是作家们反思的结果。
        自汤显祖的《牡丹亭》描绘了杜丽娘的缘情而死、缘情而生之后,文学家们更重视了“情”在婚姻中的作用,许多作家把“情”看作了美好婚姻的基础。一见钟情式的爱恋婚姻为众多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所乐道。在孔孟之道的一“心”一“性”之中,楔进一个“情”字,在“收心正性”的喧嚣中,加进一声“定情”的呐喊,尽管作者往往只是在“守经”的前提下允许为“情”而“从权”,在“守常”的基础上容许为“情”而“达变”,这种认识的渐变中的局限性,已于闭塞窒息的上层社会环境中透入了一股清新空气。这也正是明中后叶先起于市民阶级,慢慢波及社会其他阶层的那股新思潮的继续。
        然而情之为物,实甚虚玄;情之所系,必有依凭。两情所系,或基于才、色、德; 也可重财重势重权。《宛如约》中的司空约与赵如子、赵宛子的美满婚姻,其基础自非财势门第: 如子只是一个农家女子; 宛子虽系少师遗女,然其考诗择婿,则完全摈去财虫禄蠹,抛弃门第功名; 当然更非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子、宛子父母双亡,司空约的父亲则是小说史中颇为少见的开明父亲形象——他不以未来的媳妇乔装出游、抛头露面、私许终身为轻薄,反以为其与儿子两相爱悦“乃美事”;他十分理解热恋中的儿子的心情,儿子乡试得中,鹿鸣未饮,家门未进,却先派人往赵家坳向如子报喜,他知道后“不禁大笑道:‘好个痴儿子,才中了,连家里也不说一声,转差人先到赵家去报喜,可笔之极’。笑一笑,因又想道: ‘这女子若果是赵白,却也怪他不得了,待他回家时,到不如我替他做成了罢。’……”;他鼓励儿子,“唯婚姻之事要在尽力图之”,甚至告诉儿子,所行只要“皆合情理”,‘便“自行可也,不必拘拘于我。”司空约与赵如子、赵宛子的婚姻,正是在“自行”自主之中进行的。虽有两个媒人,且一个是县尊,一个竟贵为天子,但这所谓媒人,实不过虚设而已。司空约与如子、宛子婚姻的成就主要是“才”。司空约尝言:赵如子其人“只要人才美,入他之意,……其余浮艳,似乎动他不得。”这里虽才美并称,其实,如子见司空诗,慕其才而暗许终身之时,二人并未眸面,其容貌之好丑,自不得而知,司空约也是一见如子所和之诗,慕其才而感其情。二人的好合,诗为之交通,才为之撮合。显然,作者是把“才”放到了婚姻的第一要位。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结褵而重才,本非罕见,但真正把“才”作为男女婚配的第一要素的却并不多。而且,不少才子佳人小说之重才,实也不过借此以慨叹自己才无售所,愤然于无怜才之人而屈沉下层,希望有人识才爱才而拔居庙堂。《平山冷燕》中天藏主人序说:“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这一番话,大约可称这些作者的心声。《宛如约》的作者却是真真正正地在探索婚姻这个社会的重大的问题,这也就格外值得重视。
        “才”在男女婚姻中地位如此重要,无才的岂非要皆作怨女旷夫?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此中的矛盾与危机,因而安排了另外一些人物和情节。李吏部之子李最贵思娶才女赵宛子,晏尚书之女晏小姐思配才子司空约,各矜门第,各以势压,结果无成; 虽然天子为李公子、晏小姐撮合,两人却相互嫌厌,而至你要我死,我欲尔亡。天子牵红线,也未能使其自省。于是,作者又安排了一个让这对各相嫌厌的夫妇自省的机会——参加司空约与赵氏二女的婚礼,使其目睹“才美”,认识自己,知道不配,终于安分而嫌隙俱消,夫妇和好。这样的安排,能否让人自省,固很难言,但这却确是作者解决矛盾与危机的一种设想。在这里,《宛如约》的作者提出了解决婚姻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原则一非 “门当户对”,二非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贵为天子这样的媒妁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原则是: 在男女各各自省的基础上做到 “才相若,貌相当”。作者以为,男女婚配若能做到“才相若,貌相当”,便上合“天心”,下副“人望”。主张婚姻自主,配偶自择,要求男女双方“才相若,貌相当” 的婚姻观,毋庸赘言,在“往往美男守丑女,好女配拙夫,”颠颠倒倒,不合理婚姻悲剧遍见的社会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一夫多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文学作品多有反映,才子佳人小说尤甚。《宛如约》也未脱此道,写了如子、宛子的“双栖”。但分析起来,似还与一些小说的津津于此不同。这种不同,并非是作者反对一夫多妻制,而是说他对于这种制度尚有一点 “保留”。他认为,“双栖”须有前提,要双凤“同心”而不露“异调”,因为 “异调露出从违,便生嫉妒”,婚姻就不会美满。而“同心”的基础则是“情投意合,爱恶一般,你之所喜,正我之所怜。”因此,作者在写司空约赴试,途经曲阜,偶为少师遗女赵宛子之仆拉入府中考诗,而与宛子相互钦慕才学,宛子欲托以终身之时,才会写他反反复复,婉言谢绝,直到后来宛子为恶少李最贵所迫,如子知,又十分佩服宛子的才情,感激司空约对自己的忠诚,为他们暗中撮合,这才成就婚姻。当然,作者的这种思想并不先进,但在“一夫多妻”制尚存的当时,也可算是一种“改良”。
        《宛如约》是一部有某些闪光思想的小说,但不是一部十分成功的小说。作者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认识,其实是很不深的,因此,他所反映的,他只能是社会的一些表象。就其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对社会罪恶的批判而言,《宛如约》则不仅去《牡丹亭》甚远,即与《金云翘》、《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也有一定的距离。从艺术上讲,《宛如约》也还显得稚嫩,有一般才子书的框套,缺少一些好才子书曲折复杂的情节。唯不求助鬼神,不依赖因果报应的法门,只是信笔而书,很值得称道。其刻画人物,一是运用心理描摹,且细腻传神,时有可观; 一是运用焙托对比,以深化人物的性格。书中着力描写的自然是司空约与赵如子、赵宛子,作者却又特花了不少笔墨,写李最贵夫妇的嫌厌,这一回自然是情节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设计这一对人物,实也是为焙托司空约夫妇,在对比之中,见出司空约夫妇的“才”、“美”,显出他们婚姻的美满。这大约可说是此书艺术上的两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