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史通俗演义
《樵史通俗演义》,作者署“江左樵子”,真实姓名与生平不详,仅
知其曾亲身经历过明清鼎革之变。书凡八卷四十回。约成于清顺治年
间,因遭禁毁,传世极少。有清初写刻本,曾于1937年排印出版,后
因“七七事变”发生,未及发行。1988年,中国书店据北京大学1937
年版影印发行。
书叙明天启朝时,宦官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把持朝政,一 些无耻的官员如崔呈秀、魏广微、阮大铖等纷纷投靠,结成魏党。朝中不少官 员 (特别是东林党人) 不仅不愿依附魏忠贤,杨琏、左光斗等人还屡上奏章弹 劾他。可是明熹宗对魏忠贤却极为信任,朝政均交与他处理。为了扫除异己,阮 大铖等人将不愿归顺的官员的名单编成“点将录”等名册,并按着名册或逼他 们退隐,或将他们罢官。魏党还制造冤狱,将杨琏、左光斗等人一一逮捕,折 磨至死。
天启七年,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登基后,逐步 削去魏党权势,最后下令将魏忠贤押至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自 杀于途中。接着,思宗一面赠恤天启间被害诸臣,一面对魏党诸人分别处以立 斩或革职等处罚。这些措施颇得朝野拥护,但未能解决明王朝内外交困的危 机。
崇祯二年,后金兵大举攻明,并迅速占领遵化等要地,直逼北京城。正巡 抚河南的范景文闻讯起兵勤王,大军行至金县时,把总李自成因军粮与王参将 发生争执,并把他杀了,随后即投奔闯王高如岳。不久,高闯王战死,李自成 继任闯王。经过几年转战,李自成的军队已发展到几十万人,湖广一带的张献 忠也拥兵十万,屡败官军。此时,河南连年荒旱,举人李岩不忍百姓流离饿死, 就将自家的粮食散与本甲饥民。各处的饥民要求本地富户也发粟济贫,杞县知 县却以收买民心,谋图不轨的罪名将李岩投入大狱。被激怒的饥民杀了知县,救 出李岩,并在他带领下投奔闯王。李岩还向李自成引荐了牛金星等人,并建议 实施广泛争取民心的措施,闯王军队的声势从此更为浩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攻占北京,思宗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发兵山海关, 被吴三桂部及清军所败。李自成退回北京,听牛金星谮言杀了李岩,不久又率 部西撤,最后在罗公山为侄子李过所杀。
思宗自缢后,南京的百官拥福王即位,年号弘光。福王登基后,忙的是选 淑女、绣女,弄得江南人心惶惶。此时马士英因拥立有功,掌管朝政,并起用 了魏忠贤余党阮大铖。阮大铖得势后,便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与复社人士。握有 重兵的左良玉闻讯后,从湖广一带起兵东下。马士英不顾清军压境,竟将军队 调去抵御左军。清军长驱直入,史可法在扬州坚守了四天后殉难。清军又渡江 占领南京,弘光帝、马士英等弃城出逃,弘光小朝廷就此灭亡了。
《樵史通俗演义》按时间顺序铺叙了明天启、崇祯、弘光三朝二十五年间的 朝野大事,其中又以客魏阉党与东林、复社间残酷而激烈的党争、满清政权的 崛起与南侵、李自成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为三项主要内容。在明末清初 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环境中,曾出现了一批描写正在发生或刚结束不久的军国 大事的时事小说,它们最显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品的内容与时代基本平行,而 《樵史通俗演义》 则是清初时事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小说作者“樵子”的生平不详,但通过对书中内容以及他所发议论的分析, 却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倾向。作者在第二回中写道:“千秋话到兴亡处,掩卷 无言祇自唏”;在第七回中又说:“可怜一点忧时泪,洒向千秋论世人。”这些诗 句颇能反映出他著书时的心情,即对明王朝的灭亡十分感慨与痛惜。在具体描 述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三大事件时,作者首先是极为痛恨魏党的篡权乱政,同情 与支持东林党人的抗争,所谓 “谱到奸回和泪写”,确为这位“樵子”的心声。 当写到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时,作者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与污蔑,憎 恨之情溢于言词。至于对明清鼎革这一大事件,作者一方面是惋惜于边战失利, 书中又间或称明为“国朝”,表现出追怀故国的感情。但在另一方面,又不敢对 清军入关南侵置一贬词,就连提到 “四夷馆” 时也小心翼翼地改称为 “四方 馆”,显然是生怕触犯满清统治者。这立场不同于那些奋起抗争的明遗民,但作 者只是不愿得罪新朝,并没有象另一部描写同一内容的时事小说《新世鸿勋》那 样,去称颂“大清开国皇仁布,喜和风甘露”。总之,作者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 立场上看待这场社会大动荡。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却似胆小怕事,而且身经战 乱之后,又显得较为消沉,《自序》 中所言“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正是 这一心情的写照。
正如“樵子” 自己所言,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补正史而垂千秋”,在开 卷第一回中,他又自负地写道: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宗旨既 然如此,作者在铺叙天启、崇祯、弘光三朝大事时便力求实录。他一方面辑入 了不少当时的诏书、章奏、檄文、函牍等文献,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撰 写。如写到魏党迫害东林人士时,作者就注明是“昔在京师曾目睹,非关传说 赘闲词”;而所述范景文起兵勤王一节,则是“范质公每向友人述之,非劈空描 画,以资谈柄也。” 由于这部作品记录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且又作于 《明史》等史书修撰之前,也由于满清统治者后来又篡改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因 而此书的史料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过,《樵史通俗演义》并非全是实录, 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李自成义军的描写上。在全书上,惟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较有 故事情节,但也最不可靠,作者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敷演,有的则纯 属编造。如李自成因妻子不贞,将其杀害一节,就是作者模仿《水浒传》中潘 金莲与潘巧云的故事而写成的。这明显地有悖于作者原先“为正史作津筏”的 宗旨,后来有的史家未能细察,将这部分内容也录入了史书,结果反而混淆了 史实。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樵史通俗演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的致命缺 陷是体例混杂。作者并没有掌握小说创作的基本章法,既想写成小说的模样,同 时又刻意追求史传笔法。为了追求实录,作品中嵌入了相当多的诏旨、奏章等 文件,显得十分枯燥乏味,如第二十四回总共只有四千余字,而引录的诏旨、奏 章就占了三千余字,令人不堪卒读。作品没有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只是按着 时间顺序记时事、述轶闻而已,因此作品中也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甚至没有 可称为主人公的人物。书中前前后后写到了百余人,但他们都是随着对事件发 展的描述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形象也都模糊苍白,更不必说有什么典型人物 的塑造了。
在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一部分讲史演义的作者尊奉“羽翼信史而 不违” 的信条,但随着对小说功用认识的深化以及创作经验的逐步积累,许多 作家在实际上已渐渐地放弃了这一违反小说创作规律的原则。到了明末清初时, 通俗小说的创作开始在总体上向独创过渡,许多作家已懂得了应对生活素材作 概括提炼,合理的虚构、捏合等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若从通俗小说 创作的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力求照生活原样实录 的主张是创作方法上的倒退。然而,《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之所以会出现 并能成为当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明清鼎革之 际激烈的社会大动荡迫使广大群众去关心朝野大事,时事小说正是在这特定的 历史环境中应读者的要求而出现的。时事小说反映的是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的 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们对此还来不及作认真充分的咀嚼与反思,再加上他们又 不具备以小说形式统摄历史内容的功力,于是写出的作品就显得粗糙拙涩,结 构、情节等也都芜杂支离。这些缺陷本是时事小说的通病,而在《樵史通俗演 义》里,它们又表现得更为典型。
书叙明天启朝时,宦官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把持朝政,一 些无耻的官员如崔呈秀、魏广微、阮大铖等纷纷投靠,结成魏党。朝中不少官 员 (特别是东林党人) 不仅不愿依附魏忠贤,杨琏、左光斗等人还屡上奏章弹 劾他。可是明熹宗对魏忠贤却极为信任,朝政均交与他处理。为了扫除异己,阮 大铖等人将不愿归顺的官员的名单编成“点将录”等名册,并按着名册或逼他 们退隐,或将他们罢官。魏党还制造冤狱,将杨琏、左光斗等人一一逮捕,折 磨至死。
天启七年,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登基后,逐步 削去魏党权势,最后下令将魏忠贤押至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自 杀于途中。接着,思宗一面赠恤天启间被害诸臣,一面对魏党诸人分别处以立 斩或革职等处罚。这些措施颇得朝野拥护,但未能解决明王朝内外交困的危 机。
崇祯二年,后金兵大举攻明,并迅速占领遵化等要地,直逼北京城。正巡 抚河南的范景文闻讯起兵勤王,大军行至金县时,把总李自成因军粮与王参将 发生争执,并把他杀了,随后即投奔闯王高如岳。不久,高闯王战死,李自成 继任闯王。经过几年转战,李自成的军队已发展到几十万人,湖广一带的张献 忠也拥兵十万,屡败官军。此时,河南连年荒旱,举人李岩不忍百姓流离饿死, 就将自家的粮食散与本甲饥民。各处的饥民要求本地富户也发粟济贫,杞县知 县却以收买民心,谋图不轨的罪名将李岩投入大狱。被激怒的饥民杀了知县,救 出李岩,并在他带领下投奔闯王。李岩还向李自成引荐了牛金星等人,并建议 实施广泛争取民心的措施,闯王军队的声势从此更为浩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攻占北京,思宗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发兵山海关, 被吴三桂部及清军所败。李自成退回北京,听牛金星谮言杀了李岩,不久又率 部西撤,最后在罗公山为侄子李过所杀。
思宗自缢后,南京的百官拥福王即位,年号弘光。福王登基后,忙的是选 淑女、绣女,弄得江南人心惶惶。此时马士英因拥立有功,掌管朝政,并起用 了魏忠贤余党阮大铖。阮大铖得势后,便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与复社人士。握有 重兵的左良玉闻讯后,从湖广一带起兵东下。马士英不顾清军压境,竟将军队 调去抵御左军。清军长驱直入,史可法在扬州坚守了四天后殉难。清军又渡江 占领南京,弘光帝、马士英等弃城出逃,弘光小朝廷就此灭亡了。
《樵史通俗演义》按时间顺序铺叙了明天启、崇祯、弘光三朝二十五年间的 朝野大事,其中又以客魏阉党与东林、复社间残酷而激烈的党争、满清政权的 崛起与南侵、李自成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为三项主要内容。在明末清初 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环境中,曾出现了一批描写正在发生或刚结束不久的军国 大事的时事小说,它们最显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品的内容与时代基本平行,而 《樵史通俗演义》 则是清初时事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小说作者“樵子”的生平不详,但通过对书中内容以及他所发议论的分析, 却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倾向。作者在第二回中写道:“千秋话到兴亡处,掩卷 无言祇自唏”;在第七回中又说:“可怜一点忧时泪,洒向千秋论世人。”这些诗 句颇能反映出他著书时的心情,即对明王朝的灭亡十分感慨与痛惜。在具体描 述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三大事件时,作者首先是极为痛恨魏党的篡权乱政,同情 与支持东林党人的抗争,所谓 “谱到奸回和泪写”,确为这位“樵子”的心声。 当写到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时,作者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与污蔑,憎 恨之情溢于言词。至于对明清鼎革这一大事件,作者一方面是惋惜于边战失利, 书中又间或称明为“国朝”,表现出追怀故国的感情。但在另一方面,又不敢对 清军入关南侵置一贬词,就连提到 “四夷馆” 时也小心翼翼地改称为 “四方 馆”,显然是生怕触犯满清统治者。这立场不同于那些奋起抗争的明遗民,但作 者只是不愿得罪新朝,并没有象另一部描写同一内容的时事小说《新世鸿勋》那 样,去称颂“大清开国皇仁布,喜和风甘露”。总之,作者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 立场上看待这场社会大动荡。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却似胆小怕事,而且身经战 乱之后,又显得较为消沉,《自序》 中所言“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正是 这一心情的写照。
正如“樵子” 自己所言,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补正史而垂千秋”,在开 卷第一回中,他又自负地写道: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宗旨既 然如此,作者在铺叙天启、崇祯、弘光三朝大事时便力求实录。他一方面辑入 了不少当时的诏书、章奏、檄文、函牍等文献,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撰 写。如写到魏党迫害东林人士时,作者就注明是“昔在京师曾目睹,非关传说 赘闲词”;而所述范景文起兵勤王一节,则是“范质公每向友人述之,非劈空描 画,以资谈柄也。” 由于这部作品记录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且又作于 《明史》等史书修撰之前,也由于满清统治者后来又篡改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因 而此书的史料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过,《樵史通俗演义》并非全是实录, 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李自成义军的描写上。在全书上,惟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较有 故事情节,但也最不可靠,作者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敷演,有的则纯 属编造。如李自成因妻子不贞,将其杀害一节,就是作者模仿《水浒传》中潘 金莲与潘巧云的故事而写成的。这明显地有悖于作者原先“为正史作津筏”的 宗旨,后来有的史家未能细察,将这部分内容也录入了史书,结果反而混淆了 史实。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樵史通俗演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的致命缺 陷是体例混杂。作者并没有掌握小说创作的基本章法,既想写成小说的模样,同 时又刻意追求史传笔法。为了追求实录,作品中嵌入了相当多的诏旨、奏章等 文件,显得十分枯燥乏味,如第二十四回总共只有四千余字,而引录的诏旨、奏 章就占了三千余字,令人不堪卒读。作品没有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只是按着 时间顺序记时事、述轶闻而已,因此作品中也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甚至没有 可称为主人公的人物。书中前前后后写到了百余人,但他们都是随着对事件发 展的描述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形象也都模糊苍白,更不必说有什么典型人物 的塑造了。
在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一部分讲史演义的作者尊奉“羽翼信史而 不违” 的信条,但随着对小说功用认识的深化以及创作经验的逐步积累,许多 作家在实际上已渐渐地放弃了这一违反小说创作规律的原则。到了明末清初时, 通俗小说的创作开始在总体上向独创过渡,许多作家已懂得了应对生活素材作 概括提炼,合理的虚构、捏合等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若从通俗小说 创作的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力求照生活原样实录 的主张是创作方法上的倒退。然而,《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之所以会出现 并能成为当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明清鼎革之 际激烈的社会大动荡迫使广大群众去关心朝野大事,时事小说正是在这特定的 历史环境中应读者的要求而出现的。时事小说反映的是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的 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们对此还来不及作认真充分的咀嚼与反思,再加上他们又 不具备以小说形式统摄历史内容的功力,于是写出的作品就显得粗糙拙涩,结 构、情节等也都芜杂支离。这些缺陷本是时事小说的通病,而在《樵史通俗演 义》里,它们又表现得更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