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对教师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其主要在于:
        一是教师是革命的对象。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队伍作了分析,其基本看法是大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赞成马克思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因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只是从世界观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大多数人还相差很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文革”中,毛泽东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这个三方面的分析被混合在一起然后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统统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教师也就当然地成了“革命的对象”。在“文革”中,教师始终是“垃圾”、“苍蝇”、“败类”、“教唆犯”,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信徒和“师道尊严”的刽子手。甚至还流行着一种“知识分子同工人是天然对立的”的谬论。认为“知识分子舒服,工宣队就不舒服”,在学校里,“如果大多数人开心,说明我们的教育革命失败了;大多数人心情不舒畅,说明教育革命是成功的。”从根本上把教师放到斗争的对立面。
        二是教师无用论。“文革”中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广泛流行,“知识有害”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宁可少读两本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论,成为否定教师作用的基本理论观点。一方面,以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为由头,把“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加以批判,认为这是搞“师道尊严”,是修正主义的“复辟”、“回潮”,是“压制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极力诋毁教师的劳动,抹杀广大教师对国家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宣扬“教师有罪”。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给予学生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甚至连讲授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也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学者”和“旧教育遗留下来的一种资产阶级偏见”,实验室,教研组是“资本主义顽固堡垒”,学校中各种学科和专业是“资产阶级法权”、“修正主义的东西”,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被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腐蚀,变成了“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的教师天天在讲台上放毒”,是“教唆犯”,学生上课是进了“豺狼虎豹之口”。
        三是实行专政。“文革”中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遭到肆意篡改,采取了一条对付敌人,处理敌我关系的政策来对待广大教师。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大棍子”打人,整得广大教师抬不起头来。“文革”开始后即大搞教师下放、把大批“公办”教师转为“民办”,下放劳动。在理论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在批判、斗争、改造、教改的实践中使用他们;甚至有人提出:“对教师的改造,就象水中按皮球,压一压,下去了,一松手,又浮上来,”必须“永远把他们压在深水之中。”这种“教育”、“改造”,“使用”实际上就是专政。张春桥就曾经宣扬“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镇反始终未能触及到文教战线,该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要抓几个人,枪毙几个人才解恨”。
        在这种对待教师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革”中刮起了好几次大整教师的风,“文革”一开始就大批地下放教师、公办转民办,1972年以后的“张铁生事件”,“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王亚卓事件”、“永乐中学事件”以及批“教道尊严”的运动等,严重地挫伤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人格尊严,使教师不敢认真教学、不敢管理学生、管理学校,使学校教育陷入混乱,成了四人帮阴谋政治的基本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