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教育质量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四人帮”一伙企图利用教育为其阴谋政治服务,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有:
        一是“资产阶级质量观”论。这是在教育质量问题的一顶压人的帽子。“四人帮”一伙为了把教育变成其政治篡夺的工具,肆意歪曲国家教育方针,歪曲衡量教育质量的客观标准,偷换国家教育方针的政治内容,把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对立起来,鼓吹只“抓两头”(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者),取消智育。宣扬“不学文化、也能做出贡献”的理论。在此理论下,白卷“英雄”被树为典型,是“真正的又红又专”。“打了零分,但大是大非清楚,有用。”“能反潮流,和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其目的是要搞乱人的思想,搞垮教育事业,利用教育培养其政治上需要的工具。在这种教育质量观下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文肓加流氓”,“草包加打手”。张铁生可谓是真典型。
        二是“九斤老太”论。“文革”中的一些错误的教育质量观点破坏了教育事业,严重降低了教育质量,不但引起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不满,这在社会上也受到许多正直人士的抵制。为了对付这种抵制和不满,教育战线上又掀起了一股批判“九斤老太”、“复辟派”的风潮。张春桥说:“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论必须批判。”在此论点影响下,打群架的流氓阿飞被看成“有长处,打仗很勇敢”,“青年捣蛋一点,我们觉得有希望”,学校里无政府主义泛滥。使在校青少年在思想上、学习上都受到严重影响。“四人帮”一伙一方面抓住一两个伪造出来的典型、大肆宣扬现在的教育质量如何之高,是“过去无法比拟的”,把抵制“文革”以来对教育质量的破坏的人们作为散布“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进行批判,企图瞒天过海,盗名欺世;另一方面还紧锣密鼓,明枪暗箭,要揪什么“七十年代的(九斤老太)”,把矛头指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努力纠正“文革”以来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状况的周恩来总理。在所谓批“九斤老太”、“复辟派”、“今不如昔”论的调子下,“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等,顺理成章地成了教育的指导方针。
        三是“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论。“文革”以来,教育作为突破口,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也成了“四人帮”一伙的政治阴谋的根据地。而重新评价“文革”以来的教育质量,就等于要抄“四人帮”一伙的老巢,否定他们的政治资本,把他们赶出教育领域,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所不容许的。因此,讲教育的客观质量,抓教育的客观质量,对他们来说,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所以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肓,也是最大的胜利”,这种“文肓”论对“文革”中教育质量起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
        四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论。“文革”中的一个前提论点是十七年教育讲究的教育质量,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革”中广泛宣传了诸如“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学了专业忘了专政”等观点,还有一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作为其证据。因此,抓教学业务就是“智育第一”,抓课堂教学就是“关门办学”,钻研业务就是“白专道路”,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社会上评价教育质量的口头禅和通用的标准。总之,一抓教育质量问题,就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予和安排下,学校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而“四人帮”一伙却把它批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典型。
        教育质量的评价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应是直接从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中来的,社会的要求也必须是通过教育的自身运动来反映的,抛开教育的自身运动要求,来评价教育质量只会使教育质量失去客观依据,成为可以任意利用的工具,最终使教育本身受到践踏和破坏,使教育失去其成为教育的根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