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以后,国家教育方针都是按毛泽东同志的表述确定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在“文革”中,却由张春桥提出了一个二难推理:“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在这里诡辩术冒充了辩证法,一点论代替了两点论,把国家教育方针中“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和“劳动者”这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要么是“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要么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根本没有的。这样一来,国家的教育培养目标就被篡改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和“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文革”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树立典型。1973年,大学招生试行考试,辽宁出现了一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不但未受到批评和教育,反而被塞进大学,突击入党,成了“敢于反潮流的英雄”,“工农兵学员的优秀典型”、“教育革命的闯将”、“新生力量的代表”。这个典型的树立、在当时教育界起了极坏的作用。首先是在大学招生考试问题上捏造罪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否定十七年的教育,使“两个估计”得以谬种流传。其次是制造了教育领域的混乱,颠倒了是非。再次是借支持“新生力量”、“新生事物”而培植亲信,网罗党羽。总之,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拿了这块石头“好打人”。
        二是“诱以官、禄、德”。在这一错误的教育方针之下,对所谓“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大搞所谓“反潮流入党”、“造反做官”,以及“一出戏主义”(即演好一台戏即可做官入党等)、“一支曲主义”,“一个舞主义”、“一本书主义”、“一封信主义”(效迷信)等,竭力把青年学生卷入阴谋政治的漩涡,把国家教育方针纳入阴谋政治的轨道。
        三是思想灌输。在这一错误的教育方针下,培养“有觉悟”成了培养“帮”觉悟。当时,文化部即在所属的五、七艺术大学(实际上是部属所有艺术院校的联合体)对学生进行“无限忠于江青”的教育,“培养对江青的感情”,“要把这种感情的培养贯穿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两校”还一次又一次地布置要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张铁生更是“觉悟很高”的典型,在这个典型的示范下,全国各地、各学校都涌现出了一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使学校教育基本陷于瘫痪的状态。
        教育方针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根本大法和根据,它的每一点更动和解释都必然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和谨慎的措施保证,否则、一旦随意,貌似改革,实则制造混乱,只会给教育实施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