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因而就把社会作为学校来看待。也就是说“社会即学校”的地方,才能真正行“生活即教育”,要行“生活即教育”,必然是要“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认为“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能够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还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的唯一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社会即学校”本质上是“学校消亡论”的口号,否定了学校作为特殊的社会职能机构的存在。陶行知自己也说过,假如他拿了一省或全国的教育权,他会毫不迟疑地“停办学校,改设工厂”。这个思想他始终没有改变,并且贯彻到他的办学实践中。1927年办晓庄师范时他就提出“宇庙为学校,自然为吾师”,到1946年办社会大学时仍赞颂“青天是我们的圆顶,大地是我们的地板,大阳月亮是我们的读书灯,二十八宿是我们的围墙”。又提倡“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都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都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都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这样,教师的指导和主导作用被取消了,教科书的地位被否定了,系统的科学知识被忽视了。因此,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等学校里基本上没有课堂教学,学校教育活动整天都是扫地、烧饭、种地、做工、演戏、说书之类。这种“学校”不仅把教育和学校的特点和基本职能取消了,而且抹杀了教育和学校在阶级社会中总要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的政治需求的性质,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此外,“社会即学校”也直接抹杀了劳动人民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否定了劳动人民争取学校教育的权力,因为社会就是一般劳动大众的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