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自己认为他的“生活即教育”的主张,是师承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演变而来的。他说,“从教育即生活”到“生活即教育”“翻了半个跟斗”,其实本质上仍没有走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圈套。
        陶行知曾把“生活即教育”概括为:“一、是生活便是教育;二、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三、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四、所谓之‘教育’未必是生活即未必是教育”。那么什么是生活呢?陶行知说:“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活不己的就是生活。”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本质上与杜威的生活就是对环境的应付或适应的庸俗进化论是一致的。这种“生活”即没有社会性,也没有阶级性,因而“是生活便是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当然“教育”也既没有社会性、也没有阶级性。它完全是一种生物过程。他的所谓“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死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等都是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的。
        “生活即教育”的理论抽去了社会生活的社会性和生活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本质,把“生活”仅仅看成是儿童个体的“生长”和饮食男女的本能活动,而认为教育就来源于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是教育,“生活”需要就是教育目的。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否定了其社会上层建筑的功能和职能,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存在的必要性。在客观上,它不仅不会积极地启迪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改变现实生活,而且会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去适应当时的半殖民帝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放弃改造生活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