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五四”以后最有影响、最著名的进步教育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变革的时期。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6年回国以后,选择了一条教育报国的改良主义道路。他曾担任南京高等师范的教务主任。1920年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1923年,他本着爱国的热情,与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他还幻想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阶级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决心要把乡村学校办成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并于次年创办了晓庄学校。在这所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办期内,陶行知确立了自己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理论,并在学校试行。1930年5月,“晓庄”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闭,陶行知受通缉逃往日本。1931年春回到上海后,又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和宝山间(孟家木桥村)办起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新乌托邦幻想,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那末中华民国是变成何等庄严的一个国家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陶行知把工学团当成了“中华民族之救命圈”。然而后来工学团中止于敌人的炮火中。
        陶行知前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没有工农劳苦大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而用教育去改造乡村的面貌,只能是一种幻想。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与革命的任务背道而驰,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去营建一种幻想中的乌托邦,最后只能是脱离革命,走上“教育救国”的岐途。陶行知前期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基本上就属于“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范畴。由于受杜威的影响而将其理论变换形式搬移到中国来,这也是陶行知“到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所幸的是,陶行知及时认清了自己的错误,很快走上了人民民主义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