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最初是以“实利主义”的译名,于一九一二年由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介绍而引入中国,此后经各种教育刊物不断专文阐述,逐渐对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产生影响。1919年5月1日开始,实用主义教育杜威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到中国进行了两年两个月之久的讲学,足迹遍及辽宁、河北、山东、浙江、福建等十一个省。杜威到各地的演讲的内容,除了逐日在报刊上发表外,还出了几个专集,其中《杜威五大讲演》一书流行最广。这样,杜威的教育理论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就反对形式教育,反对旧教育的意义来说,杜威的教育理论有一些积极进步的成分。比如杜威认为初等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儿童读许多书,获得许多丰富的知识,而是在于养成将来应用的能力、技能和习惯”;至于中等教育则“求知识较重”。但是,由于杜威哲学基础和教育理论固有的局限,在中国流传之后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我们应引以为鉴:
        1.助长了“教育救国论”
        实用主义教育学认为:一种哲学主张要使它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效果,必须通过教育。杜威在《教育哲学》的演讲中曾直言不讳地把教育说成“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既然教育如此万能,这就无形中助长了“教育救国论”。杜威来华时,正碰上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他硬说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产生,是由于教育不普及和工人无知,以此来诱惑中国的知识分子听众,通过平民教育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都是与杜威教育主张分不开的。
        2.“教育无目的”论的欺骗性
        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教育哲学”时,依据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关于教育目的的观点,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指出:“教育的自身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有人,父母和教师,才有目的。”这就是说“教育目的”应该从属于教育过程,“这过程就是它自身的目的,除过程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这样,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一方鼓吹教育万能,另一方面又否定教育有目的,两者相互矛盾,于是他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又搬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的论点,鼓吹教育目的是“养成适应环境的人”,使他们具备“应付环境的技能”。而就当时中国来说,所谓适应环境无非是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甘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而不是去参加革命,寻求解放。所以说,这是一种欺骗人的麻醉剂。
        3.“儿童中心主义”
        杜威从生物化心理学出发,认为儿童的心理内容基本上就是以本能活动为核心的习惯、情绪、冲动、智慧等天生心理机能的不断开展、生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教育是促进本能生长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杜威提出了“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原则,并成为他的教育理论的核心。如此,实用主义教育从旧教育、旧学校压制儿童个性的一端走到了过分强调儿童的另一端,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但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国的中小学却流行很广,尤其是以实用教育学为理论基础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更是泛滥一时,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