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的教育政策,一方面重视儒士,让他们做官,为他的新政权服务,另一方面又对知识分子取严重的不信任态度,猜忌他们,对不同意见者进行镇压,特公布法令说,“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帝王的臣属,都应该为帝王服务,环宇之中士大夫有不愿为帝王服务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列于为帝王服务的属臣之外,对于这种人,就应该杀其头而灭其家。”对自认为不忠于朱明王朝的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所进文件进行检查,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特别是因为他是以农民起义而起家,长期被正统观念看作“贼”,和他曾经做过和尚(“僧”),所以对与“贼”和“僧”相同的音字特别忌讳,总认为是读书人在变着法子揭他的老底,于是肆意牵附,形成洪武时期的文字狱祸,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又一黑暗时期。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所写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意即您是天生的圣人,世人的楷模)等语,朱元璋看了大怒说:“生”就就暗示我曾经做过和尚,“光”是剃头,也是讽刺我做过和尚,“则”是“贼”,是暗示我是强盗出身。于是就把他斩了。这一时期还有大批教师、学官,被加上“大不敬”的罪名,惨死于文字狱祸。清人赵翼在《明初文字之祸》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因文字著述而被滥施杀伐的案件,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因内有“作则垂宪”而杀头;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因内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头;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写《贺冬表》,因为有“仪则天下”而杀头;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贺正表》,因文内有“建中作则”而杀头;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因文有“睿性生知”而杀头;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因文有“圣德作则”而杀头;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因文有“寿域千秋”而杀头;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文有“遥瞻帝扉”而杀头;祥符县学教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文有“取法象魏”而杀头;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冬官赐晏笺》,以文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而杀头;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文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而杀头;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文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而杀头。本来上面这些话都是传统的歌功颂德的常用语言,本在逢谀,却成为了死罪的根据,其原因,除“则”与“贼”、“生”与“僧”近外,有如“帝扉”(帝王的门)与“帝非”同音,“法坤”与“发髡”(剃头)同音,“取法”与“取发”同音,“有道”与“有盗”音同,“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等。
        在这种任意的文字狱祸下,当时举国上下,人人自危,真弄得京官每天早晨入朝上班,必定要与妻室儿女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才互相庆贺,以为又活了一天。朱元璋这种乱定学宦儒士的罪名、妄加诛杀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具体表现,它不仅对明初,而且对以后的教育政策也起了极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