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教政策是两宋统治者治国安邦之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教政策是由其总的治国安邦之策决定的,又是为其总的治国安邦之策服务的。宋代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基本要点是:“兴文教、抑武事”,文武分离、重文轻武;以此来抑制豪门,强化皇权,吸引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参政,提高读书士子的地位,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加强政治思想控制,强化封建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
        “重文”方针的确定和实施,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始。赵匡胤是以“兵变”方式取得政权的,也惟恐他人有朝一日利用“兵变”夺走政权。同时也鉴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队将领拥兵自重的历史经验,他以政治威慑和物质利诱的手段迫使将帅们纷纷交出兵权,导演了“杯酒释兵权”的史剧,将兵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同时调整行政机构,限制其职权。在中央设立枢密院,凡天下所有军队及其编制、军官的选拔和委派以及军队的一切行政指挥之权,全由枢密院统一管理,并将三帅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责职分开,实行以文制军的策略,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人”。为防止地方势力割据,他收其精兵,选为御林军,削弱地方兵力。这些措施都奠定了“重文”方针的基础。
        随着兵权的集中,宋代统治者的战略重点逐渐转向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更进一步重视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作用,读书士子受到普遍的重用,重文轻武的方针更为明确,并得到更全面的实施。宋太宗时曾任用大批文官代替原来的武官,明确提倡“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建立虽然要依靠战争和武功,但终要依靠文化和道德才能使天下大治。”据史书记载,宋代选拔统治人才主要依靠以文史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是科举考试各科中得人最多的一科,宋代的名卿巨公,大多由此科出身。地方各级官吏也以文人充任,正是“重文”方针最突出的体现。
        在“重文”方针的指导下,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目标和标准皆以文行为贵,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受到普遍重视,读书和学文受到特殊鼓励。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就是大力宣扬读书学文极端重要和好处无比的典型材料: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把读书学文强调到了极点。
        宋代的“重文”方针成为整个文教政策的基础和核心,对宋代的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重视科举,提倡兴学,加强学术思想和伦理道德的研究和宣传,扩大文学艺术的普及范围等,都是这一方针的直接体现。
        但是,这种“重文”轻武的文教方针也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把教育的作用片面地夸大到了极端,成了企图取代整个治国方略的地步,一方面,它使全国的军事实力严重地削弱,朝野上下,军旅不振,武功不兴,武备不修,外患屡起,弱不胜敌,只得屈辱媾和,同时又使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官,官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政府腐败,府库空虚,使宋代长期处于冗官冗费、积贫积弱的境地;另一方面,把教育的功能夸到极处,在本质上也否定了教育的存在和其真实的社会功能,使教育走上空疏和形式化的死路。学校教育不习武事,读书士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功名利禄成为知识分子强心剂,腐蚀了读书人的灵魂。专尚文辞、空谈性理、个个成为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弱书生,既不懂经世致务、也不懂风雷战阵,既无“推倒一世之智勇”,也无“开拓万古之心胸”,为宋代的社会发展造成了真正的障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文”方针造成了文武分离、重文轻武,读书士子以读书为目的,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风气。王安石和叶适、陈亮等都对此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并提出文武兼资的教育主张,希望造就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的“一世英雄”,正是针对“重文”方针的弊端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