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牛李党争”是唐代以科举出身的士人和世族门阀的士人为代表的两个政治集团的漫长的政治斗争,而这斗争的交点是人才制度。
        “牛、李党争”起于元和四年(809年)的制科考试。“寒士”牛僧孺、李闵宗等应试对策中激烈抨击朝政,宰相李吉甫大为恼怒,然而主考官却录取了他们。李吉甫认为,这种行为是把矛头指向自己,于是向唐宪宗“泣诉”。并指责考试舞弊。结果,主考被贬了官,牛、李等人虽被录取,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此后,朝廷上形成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吉甫儿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长期斗争,历文宗、武宗、宣宗朝,或一党得势,尽逐异党;或两党并立于朝,互相攻击,每议朝政之时,是非蜂起。
        大抵牛党官僚,都是科举出身的庶族士人,他们维护科举制度,通过科举,互相援引。形成势力雄厚的朋党。牛党官僚甚至经常插手科场,为选举而奔走,因而自然吸引了大量士人。李德裕与李党骨干郑覃,都是关东著名的士族名门出身,父祖辈都做过宰相,都是通过门荫入仕的官僚,他们都对科举制度怀有强烈的成见,认为进士以诗赋而得,宗尚浮华,不根艺实,甚至多次建议唐文宗取消科举考试。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任宰相,下令进士科考试废除诗赋,改试论议。但仅过一年,次年九月牛党李宗闵上台执政,尽斥李德裕所为,进士科复试诗赋。唐武宗即位,用李德裕为相,又尽逐牛党。为打掉进士们的骄气,李德裕又奏请废除新科进士们的期集庆祝,拜谒座主以及曲江宴、雁塔题名等活动,指责这些活动使进士们“附党背公、自为门生。”
        但唐武宗死后,形势又发生逆转。继位的唐宣宗是个科举迷,他曾自题为“乡贡进士李道龙”,并且对进士又喜欢又羡慕,经常问朝官是否登过科第,对登第的特别高兴。以进士为主体的牛党立刻得势。牛党首领,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任宰相,李德裕于大中二年(848)被贬到海南岛崖州,次年病死于斯。前后持续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以代表世族的李党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可说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所致。
        一般说来,科举出身的文官主要由庶族士人组成,他们来自社会中下层,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向上爬的手段,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考试,而考试的权威性与公平性主要通过皇权得到保证。因此,他们进统治集团后,客观地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但历史又是复杂的,在评价牛李党争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科举制度的进步性和世荫制度的落后性来肯定牛党否定李党。历史的事实是,在牛党执政时期,其表现往往是平庸无所作为的,而李德裕尽管说过“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那样荒谬的话,但他其实是中晚唐最杰出的政治家。在政治上,牛党人士多关注于联络各种关系、拉帮结派,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势力,甚至勾结依附一向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宦官。在对待藩镇割据,吐蕃入侵等唐代中后期重大的社会问题上,牛党往往无所作为,奉行姑息退让政策,多从自己一党之利考虑,而李德裕执政的唐武宗时期,曾坚决镇压了山西一带的藩镇叛乱,成功地解除了北方回纥的威胁,使衰落中的唐朝一时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况且他所批评的进士科考试的虚浮不实的确也是科举制度一产生就有的先天痼疾,而且,为了国家的稳定,李德裕也曾奖拨孤寒,对庶族士人也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他后来被远贬崖州时,京师甚至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也许正因为他是以门荫入仕的世族子弟,使他较少耗精力于仕途的钻营,而有较多的锐气和魄力来处理唐王朝内外一系列重大的问题。
        牛李两党的上述情况,使我们认识到科举士人的另一面。庶族士人经过重重磨难(包括各种苛繁严厉而束缚思想的考试)登上仕途后,又在官场的坎坷程途中艰难地往上爬,许多人的聪明才智和锐气魄力在这一过程中都已消磨殆尽,及至高位,苟安守成的心态便往往支配其为人行事(他们登上高位时不少人也确实老了)。他们对于自己赖以进身的专制皇权有着天然的依附和畏惧。如唐代宗时,庶族地主出身的常兖当宰相。常兖谨懦守法,不敢自行进用一人,一切以科举考试为准,结果“贤愚同滞”,有才无才的都一起受到压抑,朝政废驰。自从科举取士以来,专制皇权得到强化,思想禁锢越来越严,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是越来越萎缩、弱化了,在精神上、文化创造力上,明显地衰落下去。牛党士人已预示着科举官僚的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