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似乎有一种怪现象,政治上的强人往往瞧不起知识分子。在唐代文宗和武宗的盛世,就出现了两桩怪事,有两个著名的相国居然都十分憎恶进士,对所有朝廷殿试的新进士,总持敌视态度。因此,人们说这是名相恶进士。这两位名相一是文宗时的郑覃,二是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曾为大唐社会达到国际化的繁荣,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他们为什么要憎恨进士呢?
        郑覃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聪敏豪爽,并善于交游,因此养成了我行我素,目空一切的高傲个性。后来因父亲的荫补而被授禄弘文校书郎。由于他勤奋努力,不久即升为殿阁大学士,官居太子太师。武宗时又因他的学问人品和为大唐社会繁荣而作出的贡献,授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虽属于名誉衔,但这是一般人难以得到的。在唐初社会,人们尊重李世民的文治武功,不太看得起玩弄文墨者,到文宗时,逐渐改变了这一传统,都把中进士看成是毕生的荣誉,不管你学问再高,官衔再大,如果未中进士,也会感到由衷的遗憾。因此,郑覃靠恩荫补官,总觉得是毕生缺陷。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进士必须得写好诗词,郑覃认为那是玩文弄墨、是雕词琢句、夸张浮华的祸根,因此对新进士的这种风气尤其看不惯。所以,他多次上书文宗,建议废除科举。但他不知道科举比举荐和荫补对于封建国家扩大统治基础不知要先进多少倍,而文宗虽然很赏识郑覃的见解,但也深知科举行世二百年,并不是哪个帝王或名相个人可以随便罢废的。最根本的是,它代表的是衰落的士族门阀对新时代的憎恨,所以只有留下一个恶进士的骂名。
        李德裕也出身于相国世家,是宰相李吉甫之子,大唐盛世的脊臣。但是,李德裕所处的时代是和牛僧孺、李闵宗这些小肠辘辘之辈反复较量的时代,他曾参与削平藩镇,决策致胜的一些重大斗争,比较注重权力的斗争和建功立业。而对诗词、文墨看得很轻,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新科进士及第后,要向主考官或推荐他的官员拜师称弟。李德裕认为,这是树立个人势力、建立门阀私党的罪恶行径。另外,他还认为及第后的曲江会、杏花宴、题名榜纯属奢侈浮华,不是文人学士应当具有的天性。它不仅对国家是个负担,而且对新进士们也是一种伤害,容易养成务虚不实的浮夸风气。他的这种思想和观念是和大唐社会的繁荣、以及大唐社会的气质是格格不入的。他知道禁止是不可能的,要废除科举更是空想,在这种感情压抑下,逐渐就和进士们的格调相距甚远,因此也导致了他后来的不幸。这种情感被当朝新贵所痛恨,后来竟将他贬职到崖州去,当了个地方的小官。从此,李德裕更加愤世嫉俗,终于在忧愤中死去。一个为李德裕写年谱的人曾经婉惜地说,有谁能想到,一代名相竟因恶进士而毁了自己的一生前程!这大概在科举的岁月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