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和美国,“福利社会”曾被作为一种神话大肆宣扬,各个党派在竟选时都以扩大社会福利为标榜,以此争夺国民的选票,各国政府也把社会福利作为经济调节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一、二十年来,欧洲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增长得非常快,已成为国家财政开支的最大项目,社会福利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日趋增大。例如,西德的社会福利开支,1961年为630亿马克,1980年已增加到4,500亿马克,20年内增长了6.1倍。又如,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包括教育、国民保健服务、个人社会服务、学校午餐、牛奶、福利食品、社会安全救济、住房补贴等支出),在1967年度为79.54亿英镑,1977年度增至356.31亿英镑,十年间增长了3.5倍。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1970年,法国的社会保险与医疗补助费为310亿美元,到1980年,这项支出已增至1,24.0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整整3倍。以“福利橱窗”著称的瑞典,在1975—1979年,各种社会福利开支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8.8%,与此同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还不到1.2%。这一时期,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一般已占50%以上。例如,1978年,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六国社会福利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已高达64.7%。
        在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增长的速度也十分快。尤其是在1964年约翰逊总统提出“向贫穷开战”的口号以后,社会保障计划、失业保险和直接救济等都有较大的扩充和发展。1953年,美国设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它的预算约为20亿美元,仅相当于当时国防开支的五分之一。1978年,这项预算已增至1,600亿美元,等于同年美国陆海军开支的一倍半。从美国政府的社会支出结构来看,所谓“转移性支付”(包括国家发放的失业津贴、社会保险、抚恤金、老年和残废者的救济金等支出)的比重有迅速提高的趋势。1950年到1979年,美国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款项从229亿美元增加到2,066亿美元。1948年,“转移性支付”在美国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为32.8%,到1978年这一比重也增至40.3%,比当年军费支出所占的比重还要高。
        羊毛出在羊身上,西方政府搞社会福利的财源,主要来自劳动人民。例如,瑞典疾病保险基金的50%是由职工缴纳的疾病保险费构成的。劳动人民沉重负担的税款也是社会福利的财源,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美国人均税款负担每年将近3,000美元,瑞典低收入者的三分之一收入要作为税款交出去。
        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滞胀”病愈来愈重,经济增长缓慢,物价上涨加快,失业人数增多,经济形势恶化,凯恩斯主义失灵,福利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八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为摆脱危机和对付财政赤字,把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作为调整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它们在压制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的同时,都极力降低和大砍社会福利计划,致使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下降,并在最需要救济时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生活在资产阶级政府所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增多了。1980年,美国约有2.930万人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被官方列为穷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2%。1981年,已增加到3,18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4%。这就是说,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被官方列为穷人。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中,1980年初共有4,000万人被官方列为穷人,这个数字占总人口的14.5%,而其中的1,000万人则是最穷的人。即使不失业,工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例如,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1980年下降4.3%,1981年下降1%,1982上半年又下降3%,比七十年代初降低了16%。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80年下降0.7%,1981年又下降了2.1%。1981年,西德的个人消费水平也出现了战后36年来从未有过的5年没有减税和实际工资连续两年下降的情况。
        上述事实表明,“福利社会”的神话已经破灭,它留给人们只是如下的启示: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任何福利措施,都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从而既不能解决劳动人民的失业问题,也不能利用福利制度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