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我国古代曲艺高度繁荣时期,各种民间说唱竞相发展,“说诨话”就是其中一种。所谓“说诨话”,极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单口相声,是一种滑稽诙谐喜剧性极强的表演,它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张山人。
        张山人本名张寿,山东兖州人,大约出生于北京天圣五年至十年间(约1027—1032)。张山人大约在至和三年(1056)来到都城汴梁,在“瓦子”里“说诨话”。关于张山人的事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只是从一些书籍中能见到一些简单的记载。如在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二中载:“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犹未盛也。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可见“说诨话”在张山人之前已经出现,但成就和影响不大,只是由于张山人的努力,才使它声名大振,笑满京城。洪迈在《夷坚志》卷十八中称张山人的“诨话”:“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争以酒食钱帛遗之。”这表明张山人所说的“诨话”具有很强的讽刺性和针对性,而且语言通俗,机巧善辨,在嘻笑诙谐和看似鄙俚无赖中揭露世相,表现真理和正义,因而大受人们的欢迎。关于张山人“说诨话”的内容,在《春渚纪闻》里的《张山人谑》里有一条记载,说:“绍圣间,朝廷贬责元祐大臣及禁毁元祐学术文字,有言《司马温公神道碑》乃苏轼撰述,合行除毁。于是州牒巡尉毁拆碑楼及碎碑。张山人闻之,曰:‘不须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带一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镌两个‘不合’字,便了也。’碑额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只用“不合”二字,便把朝廷间为争权夺势而相互倾轧的无聊之举暴露无遗,这就是张山人的“诨话”的高明和力量。张山人的“诨话”中最为时人和后人称道的是十七字诗。这种诗语言俚俗,短小精炼,又滑稽多讽,影响非常大,据《渑水燕谈录》卷十中记载:“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山人寿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不过这种诗的具体体制和内容,因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得其详。但是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有过一段记载,我们从中可以想见到这种诗的约略情形。这段文字是:“正德间,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诚,而神无感应。无赖子作十七字诗嘲之云:‘太守出祈雨,万民皆欢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守知,令人捕至,责过十八,止曰:‘汝善作嘲诗耶?’其人不应。守以诗非己出,根追作者,又不应,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诗,则恕之,否则罪至重刑。’无赖应声曰:‘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守亦晒而逐之。”可见十七字诗是五言三句,二言一句,传神处在最末两字,如同今日的三句半。我们从中可以想见张山人以此作艺,加以辅排陪衬,“说诨话”会是何等的效果了。
        张山人们“说诨话”为业,在汴梁作艺三十多年,他不仅以自己的艺术赢来温饱,也给生活在黑暗和压抑之中的老百姓带来几分欢笑。更重要的是他还以高明机智和充满正义和理想的笑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当然这样做也必然会遭到统治阶级和正统观念的打击和排斥。所以他的“诨话”始终是作为鄙俚无赖之言而加以贬低和排斥,致使我们不能见到他的艺术的真正光彩之处。更令人可叹的是,这样一位有胆有识,才智过人的著名艺人,晚年生涯十分凄凉。他晚年因倦于卖艺,就由汴梁返回故乡,结果死于途中。但张山人的准确卒年已不为人知了。如今我们只能从一首十七字诗中,对他终年的悲惨结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首诗写道:“此是山人坟,过者应惆怅。两片芦席包,敕葬!”一个黑色的幽默,贴切而深刻地描绘出一位喜剧艺人在封建社会中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