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全唐诗·李白卷》, 第一首, 就是这首《古风》。

 

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 战国多荆榛。龙虎多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 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 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 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 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 众星罗秋。我志在删述, 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 绝笔于获麟。

 

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这首《古风》反映了李白的文艺思想云云。

 

这样说当然也没错, 不过, 要是有可能与李白先生求教的话, 他未必会首肯, 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士:具有责任感, 负有弘扬雅正之音的使命。虽然在这首诗中, 他忧心忡忡地呼吁“大雅”之作的出现, 洋溢着“拨乱反正”的精神, 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 现在流传下来的900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 他老人家也并不完全遵循这个准则, 更不会始终如一地在身体力行着了。

 

有人认为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 这是根据他引用孔夫子的话, “甚矣, 吾衰也”而来。我认为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 往往讳言其老, 而李白在61岁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 作为一个充军贵州的囚徒, 绝不是那么快活的, 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文学动态。但这首诗, 也不会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 那时, 他在长安城里, 活得太滋润, 太优哉游哉,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哪还有心思顾及文学!我认为, 这首《古风》, 有可能是他天宝三年 (744年) 离开长安以后, 已经很失落, 但未很失败的期间写的。

 

写正统的诗, 他未必坚持正统。对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 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 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 无异于精神的奴役。如果我们理解李白, 他在人格上, 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的话, 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 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

 

在文学史上, 凡大师, 无不处于矛盾和思想冲突之中, 李白尤甚。一方面, 对于利禄声名, 辉煌腾达的企羡之心, 对于立功当世, 以邀圣宠的非凡之想, 强烈得使他几乎不能自已;一方面, 又想浪迹天涯, 徜徉山水之间, 啸歌行游, 把酒赋诗, 及时行乐, 不受羁束。但世界上有几个真正甘于寂寞的文人呢?不过在口头上如此标榜罢了。唐代, 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 假门假寺地要去隐遁, 可又不肯走得太远, 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隔三差五, 假借回城称盐打醋的理由, 又跑到城里来窥探动静。

 

作家也好, 诗人也好, 安份者少, 所以, 李白也不例外。总是在山林间, 不为世知, 也不是办法, 当苦行僧, 没得酒吃, 嘴里淡得出水, 诗写得再好, 若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 也是白费功夫。于是诗人急了, 早先, 他就给荆州刺史韩朝宗上书自荐:“十五好剑术, 偏干诸侯, 三十成文章, 历抵卿相, 虽长不满七尺, 而心雄万夫”, “请日试万言, 倚马可待”, 何“不使白扬眉吐气, 激昂青云耶”, 渴望之情, 溢于言表。后来, 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 自抒胸怀, “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抱负之大, 就更不得了。

 

这就是诗人的狂放性格了, 太充分的自信, 与吹牛相差无几。不过, 就算是吹吧, 你也不能不为这位大诗人, 吹得那份大气磅礴, 地动山摇而服气。反观近来那些口出狂言, 以为语惊四座者, 相比之下, 恐怕只能等于阳萎患者偶尔勃起的小意思罢了。

 

别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业, 报效朝廷, “南风一扫胡尘静, 西入长安到日边”, 但是, 他心灵深处那压根儿的反潮流,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是他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最后, 他连唐玄宗的文学侍从, 供奉翰林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 也干不下去。本来李白一门心思, 参政议政, 以为从此大显身手, 大展雄图, 谁知李隆基却只要他写诗, “云想衣裳花想容”, 哄杨贵妃开心而已。

 

在帝王眼里, 奔走宫廷的御用文人, 与华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监一样, 不过是侍候人的。被贺知章捧为“谪仙人”的李白, 怎么受得了这种“倡优同畜”的待遇?终于打了辞职报告, 卷起铺盖, 告别长安。也许, 他未必真心想走, 说不定一步一回头, 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 与圣上热烈拥抱呢!我们这位大诗人, 在兴庆宫外, 左等不来, 右等不到, 只好撅着嘴, 骑着驴, 出春明门, 东下洛阳, 去看杜甫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 在野与在朝, 又想吃, 又怕烫, 要不吃, 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 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 不放心, 断不了收拾, 甚至杀头的原因。

 

所以, 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 只能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来看。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 也将他的这篇作品, 与他整体创作, 区别开来。“太白诗纵横驰骤, 独古风二卷, 不矜才, 不使气, 原本阮公, 风格俊上, 伯玉《感遇诗》后, 有嗣音矣!”

 

“矜才使气”, 才是诗人李白的创作和为人的风格。我们谈作家, 谈作品, 一定要区别其复杂性, 具体性, 多义性, 特殊性, 采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方法, 往往难中鹄的。每一个作家, 都是他自己, 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作家与作家之间, 异同之处, 应该要大于相同之处。作家自己的作品与作品之间, 也应该如此才好。一个与别人过于相同, 与自己过于相同的作家, 我敢肯定, 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

 

但是, 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们, 无论是拼命染黑头发、不甘过气的名流前辈, 还是刚长出小胡子、作深沉状的新锐先锋, 无论是用耳熟能详的老语言, 还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词汇, 来分析作家与作品时, 总是习惯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 对于这类执行“六经注我”政策的先生们, 实在令人好不痛苦。

 

于是, 不禁使人想起希腊神话里那个达玛斯忒斯。

 

这个拦路大盗, 可真是厉害, 谁要不幸住进他的客栈, 比落到《水浒传》里那孟州路上, 十字坡旁, 母夜叉孙二娘开的人肉包子店里, 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凡住进他黑店的客人, 个头长于铁床者, 截短;短于铁床者, 抻长。我不知道当下这班评论家和研究者, 怎么得到达玛斯忒斯的衣钵真传, 以铁床逻辑行事的。反正, 在新时期文学中, 一些被尊之为“爷”一级的评论家, 那种扬之即生, 抑之则毙的霸道, 恐怕就是达玛斯忒斯铁床的极致表现了。

 

由于纳入这种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 李白这首对于文学状况的不怎么满意的诗, 一下子就有点“高瞻远瞩”的味道了。其实, 这首《古风》中写出来的:“圣代复玄古, 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 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 众星罗秋”的颂德词句, 应该看得出来, 诗人一方面借重官方, 加大他对于“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面也有讨好主流意识的用心在。以求赏识和冀得擢用, 一直是李白的致命伤, 否则, 他不至于站错队, “为君谈笑静胡沙”, 去为野心家永王璘效力, 而流放夜郎了。

 

在这首诗中, 只有这两句:“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 可称诗胆, 也是李白写这首诗的主旨。编《唐诗别裁》的沈德潜, 在选用这首诗后, 特地加了个注:“昌黎云, `齐梁及陈隋, 众作等蝉噪'。太白则云, `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 是从来作豪杰语。”说明他认同这个看法, 但是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眺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 一语可证。”他引李白自己的诗, 把建安诸子区别在“绮丽不足珍”之外, 实际上, 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 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韩愈的观点。

 

自古以来, 在文学领域里, 雅正之声和绮丽之音, 这两种思潮的抵牾, 孰高孰低, 孰轻孰重, 一直是争议的题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个世纪, 陈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的怅惘;在李白以后的半个世纪, 韩愈的“齐梁及陈隋, 众作等蝉噪”的否定, 都证实了从两晋南北朝, 直至隋一统的三百多年间, 绮丽之音, 愈趋侈靡淫巧, 浮艳颓废, 致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 丧失生机。正如有些人玩文学, 玩到最后, 把自己也玩进去一样;看来, 李白的“大雅久不作”, “绮丽不足珍”, 显然是有感而发。

 

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 “甚矣吾衰也”, 说自己老了, 没有力气写大作品了。但是, 他的意思很清楚, 文学不能尽是风花雪月, 吹拉弹唱, 男欢女爱, 床上功夫, 更需要像《诗经》中《大雅》那类具有史诗性质的宏篇巨制。要是好久好久没有出现这类严肃的、认真的、深切的、有文学价值的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 是无法向时代交待的。

 

所以, 他在诗中表决心, “我志在删述, 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 绝笔于获麟。”要以孔夫子著述《春秋》的严肃, 整理《诗经》的热忱, 重塑时代的黄钟大吕。诗人虽是这样表态, 但也不妨碍他去写:“春风不相识, 何时入罗帷”, “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等玲珑剔透的小诗。雅正之声不可或缺, 绮丽之音不可偏废, 这两者, 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周作人, 只有沈从文, 只有张爱玲等几位顶尖的“红人”, 能支撑得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吗?这几位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的鼓吹, 而成神成圣的作家, 在他们笔下的20世纪前半叶, 除了精致的绮丽之音, 诸如绅士闲适, 墨客雅兴;男情女欲, 悲欢爱仇;香奁脂腻, 帘卷春色;小草小花, 青山绿水外, 还能给读者什么呢?一部没有了鲁、郭、茅, 没有了巴、老、曹的现代文学史, 拿在手里, 还会有多么重大的份量呢?

 

在进入21世纪, 开始一个新的千禧年的时候, 重新读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 不知为什么, 倒颇有一点耐人思索之处。尤其在“吾衰竟谁陈”的感慨中, 透出诗人对于文学状态那种深深的遗憾, 还带有一些无奈, 不能不感到一种震动。

 

历史, 有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 文学史也同样, 有时会呈环行状态的运动方式, 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 又回到始发点。在上一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 公元1000年, 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 简直令人不胜讶异, 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 又重蹈两晋以后的宋齐梁陈隋的覆辙, 等于重新拷贝了一回。“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的局面, 又一次出现。1000年的中国文坛, 不免显得荒芜冷落。说是空空如也, 有一点委屈时代, 说是不甚好的年景, 或许更接近事实。比之两百年前, 李白、杜甫的盛唐, 比之一百年前, 李商隐、李贺的晚唐, 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 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了。但第一个千禧年钟声敲响的那刻, 翻开中国文学史, 宋之初, 可堪称道的作家和作品, 屈指可数。

 

“唐之文, 涉五季而弊。”《宋史》的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 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那些旅愁闺怨, 合欢离恨, 轻狂冶游, 燕婉情私, 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北宋初期的诗文, 仍受五代影响, 没有什么起色, 也很正常。文学进入了低潮期, 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 大约过了半个世纪, 公元1050年, 到1100年, 便出现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 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文学的断档, 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

 

我在想, 当代中国文学, 经历改革开放20年来, 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 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 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其中, 绮丽之音这部份, 似乎也到了淋漓尽致的田地, 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写, 不敢写, 和不会写的。相比之下, 大雅之声这部分, 也就是史诗式的不朽之作, 还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之中, 望眼欲穿。坦率地讲, 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 像唐诗、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 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家和作品, 一时间, 竟不能屈指数来, 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感到汗颜的。

 

然而, 在新人辈出, 后来居上, 总结经验, 开拓未来的年代里, 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 宋齐梁陈隋也罢, 梁唐晋汉周也罢, 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宁, 战祸相继的年代, 这期间的文学史出现空白, 断档, 走弯路, 是不以为奇的。如今, 民族腾飞, 国家复兴, 那么, 与之相称的“盛世文章”, “汉唐景象”, 也是自然而然必将到来的事情了。因此, 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 真诚期望第二个千禧之年, 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