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

2020-03-10 可可诗词网-文章 https://www.kekeshici.com

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

谢保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北京100732

摘要：

郭沫若的一贯思想 :喜欢李白 , 不甚喜欢杜甫。《李白与杜甫》:性情、理智交融的产物 , 其学术价值 :1 .透过李白与杜甫的经历和遭遇 , 生动展现唐代社会在开元天宝 70年间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 ;2 .以诗文证史 , 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研究推进到一个新层次 ;3.在杜诗研究上提出一些新角度 , 从正负两面激发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随着开放的深入、思想进一步解放 , 各抒己见 , 各有好尚 , 必更为人们所习惯。

关键词：

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 价值;

作者简介： 谢保成 (1943) , 男,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导。;

收稿日期：2001-03-30

Received： 2001-03-30

郭沫若的一贯思想:喜欢李白, 不甚喜欢杜甫

生当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郭沫若, 9岁读诗时就出现了“有点奇怪的现象”, 比较高古的唐诗给他以“莫大的兴会”, 并明确表示: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 喜欢李白、柳宗元, 而不甚喜欢杜甫, 更有点痛恨韩退之。[1]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郭沫若越来越明确地谈论浪漫派, 40年代他一再流露:

中国从前也发生过公式主义的偏向, 大家无批判地鄙视浪漫主义。我便是被指为浪漫主义者而加以歧视的。……本来文艺的各种主义并无优劣之分, 要看你的内容如何, 而且各人的气质也不尽相同。……可惜中国从前许多朋友不是如此看法, 甚至现在还有许多朋友一听到浪漫主义都还要骂人。[1]

在国内听见人说自己是“浪漫派”的时候, 感觉着是在挨骂。[1]

进入50年代, 面对当时文艺创作的大气候, 郭沫若更加感叹道:

人们在无形中却把浪漫主义压在一边, 只注意现实主义。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品也常常被认为是不现实的。这样, 一方面把带有夸大和想象性质的热情澎湃的作品看成是杂草;另一方面, 对现实的看法也被局限了。[4]

在这种气氛中, “浪漫主义成分多”的李白被“压在一边”, 人们“只注意现实主义成分多”的杜甫。1958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 “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 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 郭沫若这才“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 并一再表示“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没有的心情”。这哪里是郭沫若“迎合毛泽东”, 而是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替郭沫若说出了早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因此他“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5]

1962年, 面对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和李白逝世1200周年的研究状况, 郭沫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 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 他的“每饭不忘君”, 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把救国救民的大业, 寄托在人君身上, 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 大抵是这样, 不限于杜甫。这种时代残疾, 我们不必深责, 也不必为他隐讳, 更不必为他藻饰。例如有人说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祖国, 那是有意为杜甫搽粉, 但可惜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

我们今天在纪念杜甫, 但我们相信, 一提到杜甫谁也会连想李白。……我们希望在纪念杜甫的同时, 在我们的心中也能纪念着李白。我们要向杜甫学习, 也要向李白学习, 最好把李白与杜甫结合起来。李白和杜甫的结合, 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6]

这是纪念会的开幕词, 自然不可能充分发挥。在此之前, 3月7日《羊城晚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 郭沫若明确表示:

有人把杜甫说得这么好, 我就不同意。他是“每饭不忘君”, 是站在皇帝最尖端的立场来写诗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而不说今天的话, 那就是花岗岩脑袋了。当然我这么说, 并不是取消杜甫。把他同李白比较, 我更喜欢李白。

……

至于唐代的几个诗人, 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 不能拿别人的嘴巴来代替我的嘴巴, “如水到口, 冷暖自知”, 这是佛家名言, 颇有道理。人说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好, 有人没有经过研究, 也就跟着喊好。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 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柳宗元也胜于韩愈。他们更接近于诗的本质。[7]

纪念会之后, 6月28日又以即将出版的《读〈随园诗话〉札记》的《后记》中写道:

其实, 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 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幅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 诗中圣哲;民间疾苦, 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 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 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 主要是因为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为杜甫杰出, 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至于他所发展和擅长的排律, 所谓“铺陈始终, 排比声韵, 大或千言, 次犹数百” (元稹《杜甫墓志铭》) , 那在封建时代虽然是试帖诗的楷模, 但在今天却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了。

这样评价杜甫, 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 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把杜甫看成人, 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 看成“圣”, 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8]

《李白与杜甫》:性情、理智交融的产物

尽管毛泽东诗词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鼓舞了起来”, 郭沫若也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 但并不能改变历史上“离唐愈远, 扬杜愈甚”的状况。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 便有《李白与杜甫》一书的问世。书中清清楚楚地写道:

抑李而扬杜, 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解放以来的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为元稹的见解所束缚, 抑李而扬杜, 作出不公平的判断。[9]

显然是想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 恢复“李杜并称”。《关于李白》的这一部分, 论述主要集中在长期存有争论的问题上, 诸如李白的出生、家室、两次入长安等等。《关于杜甫》的这一部分, 主要是对新、旧研究家历来回避的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清理。当展开具体分析时, 一进入诗的意境, 诗人郭沫若时不时地又淹没着学者郭沫若。诗人、学者兼而为之, 性情、理智交相融汇, 这样的“混合”物造成多数读者的难以理解, 便有人去“揣摩”郭沫若是如何“揣摩领导意志”, 从中“获取灵感”。然而, 这终究是“人云亦云”, 无助于李杜研究的深入。下面, 围绕《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具体内容作一点考察。

一、写作心境

《李白与杜甫》一书的酝酿, 大约始于1967年, 初成于1969年。尽管人们无法确知郭沫若内心的潜流, 只要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 还是可以从中了悟一些作者的写作寄托。刘纳女士写有一篇《重读〈李白与杜甫〉》[10], 很能启发读者对郭沫若写作心境的思考, 摘录若干段落在下面, 以供参考:

近80岁的郭沫若叙述到李白人生最后阶段终于遭受的大祸, 表现情同身受的关切。“长流夜郎!——李白又意外地遭受到大祸, 于是刚得到解脱的心境又由亢扬的高峰陡降入苦痛的深谷。”人世间令人惊骇的“意外”遭际, 不能不引起郭沫若充满命运感的概叹。……

“活天冤枉”这四个字所迸溅的强烈的感情电火, 映照出郭沫若内心急于排渲的哀恸和愤激。这锋芒毕露的宣泄仅仅是为李白抱屈吗?且不必到历史与记忆里打捞, 就在郭沫若写作的当时, 中国诗人、文人中横遭“活天冤枉”的就大有人在。连他自己钟爱的儿子, 也“活天冤枉”地惨死在棍棒之下。“任意栽诬”的事, 郭沫若亲见、亲闻的该太多了!他本人总算是受到特别“保护”的, 也不过在小心与违心之间深有忌惮地度过日子, 难保不会有不测之祸突然降临。那几年间, 郭沫若孤零零地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需要他扮演的角色, 但当夜深人静, 寂寥默思中, 他不会扼腕长叹、仰天长嘘吗?凭古吊今, 他所发出的“活天冤枉”的呼喊里能不包含着就事论事以外的内容吗?……

郭沫若并非对杜甫持有全面的痛恨, 他所厌恶的只是那个“穿戴上朝衣朝冠”, “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

与其说郭沫若厌恶杜甫, 不如说他更厌恶“道貌岸然”的“圣人君子”的形象。为了剥下“新旧研究家们”披在杜甫身上的“道貌岸然”的外衣, 郭沫若不惜以很多难以使人宾服的夸张之辞去做逻辑颇奇的辩争。同时, 他又不得不绕开厌恶杜甫的更真实的因由, 将论争置于“人民性”的通行尺度下。这便是《关于杜甫》写作中那些令人诧异不解的片面和悖谬的由来。……

写作《李白与杜甫》的时候, 郭沫若也到了该总结人生的年龄。他比以前许多时候都“清醒”。面对两位古代大诗人的命运, 他有所思, 有所忆, 有所悟, 他当时的真实心境在这本书中有脉络可寻。倘若把《李白与杜甫》看做一本意在讨好邀宠的书, 借用郭沫若为李白打抱不平的话来说, 那真是“活天冤枉”。

或许正是这种种因素, 该书的写作始终不欲人知。即便后来正式出版, 也一反通常做法, 不写前言后语交待其写作、成书过程。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 是仅见的一次。

二、学术价值

认真读一遍《李白与杜甫》,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审察这一著作, 还是会发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超越前人的。

其一、透过李白与杜甫的经历和遭遇, 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自开元至天宝年间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

在《关于李白》这一部分, 用了两个标题——“待诏翰林和赐金还山”、“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磷东巡”, 点出李白政治活动中的两次“大失败”。仅此两个标题, 就足以使读者联想到“开元盛世”的歌舞升平和天宝后期的战乱流离。第三部分《李白杜甫年表》, 历来讨论此书都不怎么提起。郭沫若一生中为历史人物作年表很有限, 在他所作的两、三个年表中又以此表最为不同, 即在李白、杜甫生平之外, 单独开列“吏事札记”一栏, 自李白生至杜甫死, 即武则天长安元年 (701) 至代宗大历五年 (770) , 逐年记述主要史事, 显然是想通过李白与杜甫的经历反映唐玄宗前后整整70年间的社会变动。

不仅仅写社会历史的变动, 还很注意诗歌史中的问题。“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杜甫与岑参”等, 明显地是在考察唐代社会转折阶段诗歌是如何通过这些代表人物发生变化的。这些, 在以往的李杜研究中都是未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

其二、以诗文证史, 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关于李白的身世, 特别是出生地问题, 前面提到20年代至40年代曾发表过一些重要论文。1926年, 李宜琛在《李白底籍贯与生地》一文中“考定太白生在碎叶”[11]。1935年, 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中提出李太白“本为西域胡人”[12]的说法。1943年, 詹钅英写了《李白家世考异》一文, 赞同陈寅恪的见解, 以“ (李) 白之家世, 或本胡商, 入蜀之后, 以多资渐成豪族, 而白幼年所受教育, 则唐蕃语文兼而有之”[13]。此间, 以李长之著《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论证李白生于“苏俄属的”碎叶为最详, 但其依据基本不出“李阳冰、魏颢、范传正的记载”。1957年, 俞平伯在《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一文中, 只说李白“家久住在西域 (怎么去的也不知道) , 大概在碎叶附近, 若确切指出恐亦难信”[14]。

郭沫若论证“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 也是从所有讨论李白身世的人都要引用的基本材料——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入手, 兼及李阳冰《草堂集序》。比较李宜琛、李长之的论证, 郭沫若受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的启发, 引用了《大唐西域记》、《大清一统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部书中王国维没有提到的材料。更进一步, 大量引用李白的诗文, 深入到李白的诗文里面去寻找“内证”, 不仅证明李白“确实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 还成为反驳李白“本为西域胡人”说法的出发点。

陈寅恪根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安西大都护府下提到“有保大军, 屯碎叶城”, 卷43《地理志七下》羁糜州焉耆都督府 (有碎叶城) 、条支都督府等隶安西都护府, 便认为:

是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 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 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之后, 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 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伪托, 不待详辨。

郭沫若根据羁糜州焉耆都督府下“有碎叶城, 调露元年, 都护王方翼筑”提出驳论:

焉耆碎叶筑于高宗调露元年 (六七九) , 不仅太宗贞观十八年 (六四四) 平焉耆时还没有, 即高宗显庆二年 (六五七) 平贺鲁时也还没有。陈氏对于条支的地望, 也置而未论。前提非常含混, 而结论却十分武断。

除了碎叶筑城时间和条支地望而外, 郭沫若认为陈寅恪“武断”的地方主要是:不论李阳冰所说“中叶非罪, 谪居条支”, 还是范传正所说“一房被窜于碎叶”, 都没有“因罪窜谪之意”。他特别强调唐代的窜谪地是岭南或者云、贵、川, 把伊犁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

在唐代也并不曾把伊犁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 唐代的窜谪之地主要是岭南或者贵州、四川, 把伊犁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陈氏不加深考, 以讹传讹, 肯定为因罪窜谪, 他的疏忽和武断, 真是惊人。

另一重要分歧, 陈寅恪根据《太白集》卷26《为宋中丞自荐表》所叙李白的年龄, 推其诞生之岁, 进一步推论“太白生于西域, 不生于中国”, “是太白至中国后方改姓李也”, 由此得出结论: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 忽来从西域, 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 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 绝无疑义矣。

郭沫若反驳说:

陈寅恪认为当时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 因而把西域和中国对立, ……

陈氏为了证成其说, 他举出了三两个例子, 表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但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自己之必为“西域胡人”, 有何逻辑上的必然性呢?

接着, 从李白的文化修养、对胡族的态度、其人相貌等方面反驳李白是“西域胡人”说, 最后断言:

陈寅恪关于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的说法, 是毫无根据的。

这中间, 郭、陈二人的认识也有相通之外。陈寅恪认为“太白既诡托陇西李氏”, “以文饰其为凉武昭王后裔”, 郭沫若也表示“李白所授的家世传说, 有的地方也不可尽信。例如, 凉武昭王李曰

高九世孙之说便很成问题。首先是唐代的宗正寺不承认, 其次是他自己也把握不定, 往往自相矛盾。”

詹钅英赞同陈寅恪的观点, 在《李白家世考异》中列“旁证”4则。郭沫若的手稿和据手稿影印本《李白与杜甫》, 都有下面一段文字:

从各方面看来, 要说李白是“西域胡人”, 是万难说通的。陈寅恪的说法, 发表于一九三五年, 我所见不广, 不知道有没有人反驳过它。但我最近看到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詹钅英著《李白诗论丛》, 其中有《李白家世考异》一篇, 却完全肯定陈说, 而且还为它找出了“旁证数则”。究竟是怎样的“旁证”呢?有必要费点笔墨来加以检讨。

针对詹钅英的4条“旁证”, 郭沫若写有将近4000字的考辩, 反驳李白用“西域文字”书写《答蕃书》、李白的豪侠之风“不类”中华之传统文人、李白何以“习此夷礼”以及李白相貌“极特异”的说法。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删掉了。

关于李杜宗教生活问题, 李长之曾经专题考察过“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之轮廊”、“道教思想之体系与李白”, 不乏独到之处。但其研讨没有置于唐代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中, 因而忽视了儒学、佛教对李白的影响。郭沫若对唐代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向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注意到儒、释、道三教合一是其时代特征, 在不同的文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基于这样的认识, 书中对李白、杜甫各辟一个专章考察其宗教生活。关于李白宗教思想的考察, 一开始便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发论的:

李白思想, 受着他的阶级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响, 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

对于杜甫的宗教信仰, 书中是这样点出的: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 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曾像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 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 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 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

也是儒、释、道三教的混合。不同的是:“杜甫是禅宗的信徒, 而李白却是道教的方士。”对于“新旧研究家们抹杀”杜甫的佛教思想, 郭沫若进行了反驳, 依照时间顺序从其诗文当中寻出大量“内证” (列举了14首诗) , 证明“杜甫是一位禅宗信徒”。

其它, 诸如李白两次入长安, 第一次在开元十八年的考证, 也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找到一些新的内证。

不单单在考察李白、杜甫的两个部分注意“唐代思潮”对他们的影响, 在年表部分同样表现出对三教转移的留意, 尤其关注佛教的传入。其“史事札记”一栏, 开元二年有姚崇禁佛的进谏, 四年、八年有印度“三大师”来华, 二十七年有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二十九年有京城及各地置玄元皇帝庙崇祀老子。三教在开元年间的微妙关系, 透过年表可以一目了然。其中, 天宝八年“史事札记”有“不空和尚归自印度, 携回《密藏经·论》五百余部, 是为密宗之始”。通常都是以肃宗、代宗两朝, 密宗方始盛行。这里, 郭沫若以不空归唐为“密宗之始”, 显然不是单指教派的形成, 而注意的是从不空开始密宗即对唐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又如, 开元十一年“史事札记”中, 有“初制《圣寿乐》, 以教坊女弟子着五色衣歌舞之”。《通典》、《唐会要》、《旧唐书》均以《圣寿乐》为“高宗、武后所作”, 而《教坊记·圣寿乐二则》以详实的史料说明其制作在开元十一年。郭沫若选择了后一说法, 表明他对唐代野史的娴熟和重视。

其三、在杜诗研究上提出一些新角度, 从正负两面激发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由于杜甫戴有“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 新、旧研究家相对忽略了杜诗中的一些问题。《关于杜甫》这一部分, 比较系统地揭出了一些他人不大言及的问题, 并逐一作出剖析。

1.比如从《喜雨》、《夔府书怀》诗的内容看, 认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 这种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 穿贯在他的大部分诗和文中。然后指出:

生在封建统治鼎盛的唐代, 要怀抱着那样的意识、采取着那样的立场, 是不足为怪的。旧时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要赞扬那样的意识和立场, 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怪的是解放前后的一些研究家们, 沿袭着旧有的立场, 对于杜甫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 而是依然全面颂扬, 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

2.关于对杜甫家世及其与李唐关系的考察, 郭沫若分析杜集中最长的一首五言排律《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 针对元稹的说法这样写道:

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大抵以为定论, 这是由于封建时代以诗文取士, 诗重排律的缘故。但这种东西, 在今天看来, 和南北朝时代的四六骈文, 明清时代的八股文, 其实是难兄难弟。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紧接着又对“李白是复古的”、“杜甫是创新的”说法给以辩驳。

杜甫做诗十分讲究规律, 所谓“律中鬼神惊”……杜甫以尽力合乎规律为得意, 李白则满不在乎, 有时更有意在打破规律。两人的风格的确有些不同, 在封建时代抑李扬杜的人却说杜甫是创新派、革命派, 李白是复古派、保守派。这颠倒了的评价, 不应该再颠倒过来吗?

3.在《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一节指出:“李白虽然号称为‘谪仙人’, 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同样, 《杜甫的功名欲望》一节也认为“杜甫是功名很强的人。”在分析杜甫通过有权者推荐这一门径时, 所举《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诗过去也是回避的。鲜于京兆即鲜于仲通, 与杨国忠勾结, 先把杨国忠捧上台, 再由杨国忠来提拔他。为剑南节度使, 逼反南诏, 被南诏打败, 杨国忠不仅掩其败状, 还叙其战功, 以其为京兆尹。天宝十载 (751) 鲜于仲通在南诏兵败, 李白讽剌“渡泸及五月, 将赴云南征”, “千去不一回, 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 一使有苗平!” (《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十四) 天宝十一载, 杜甫却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求其向杨国忠推荐。由此, 郭沫若发问道:

请看杜甫为了求取功名, 是多么不择对象!这岂不是有忝“诗圣”或者“人民诗人”的称号吗?

4.在杜甫的嗜酒和是否死于牛肉白酒, 新、旧研究家都乐谈李白诗题“十之八九妇女与酒耳”, 对杜甫嗜酒不予深论。甚至不相信两部《唐书·杜甫传》的记载, 却偏信假托韩愈的《题杜子美坟》和假托李观的《杜拾遗补传》。这一诗一传, 都极力替杜甫“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辩解。《杜甫嗜酒终身》一节以杜甫的“大量诗篇”作证, 证明“杜甫的嗜酒并不亚于李白”, 主要是“新旧研究家们的眼睛里面有了白内障——‘诗圣’或‘人民诗人’, 因而视若无睹, 一千多年来都使杜甫呈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同时仔细分析了这一诗一传的内容, 指出:“诗为韩愈集中所不载, 风格也不类”, “断然不是韩愈做的”。传文就更加“可笑”, “连唐玄宗死在杜甫之前都贸然无所知, 《补传》也是假托是毫无疑问的。”然后, 更进一步指出:

为了美化杜甫之死, 人们还煞费苦心地从杜甫诗作中造内证。一般编年体的《杜甫诗集》, 大率在耒阳一诗之后还有所收辑, 多至五、六首, 表明杜甫不是死于耒阳, 亦即不是死于牛酒。

不管郭沫若是否从“抑杜扬李”出发, 书中提出的上述问题, 都是杜甫研究值得理论的问题。支持郭沫若的观点也罢, 反驳郭沫若的观点也好, 认真地展开研讨, 必将推动杜诗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

三、郭著《李白与杜甫》一书存在的问题

写完《十批判书》之后, 郭沫若在《后记》中曾经说过:“在我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 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 矫枉而过正, 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然而, 《李白与杜甫》一书恰恰犯了这样的毛病, 这是必须指出的!

为了说明李白比杜甫更具有“人民性”, 郭沫若举出李白的《秋浦歌十六首》之十四首, 说什么“这好象是近代的一幅油画, 而且是以工人为题材”。又说李白“歌颂工农生活的诗, 虽然不是‘挚鲸碧海中’, 但也不是‘翡翠兰苕上’, 而是一片真情流露的平民性的结晶”。

为着证明杜甫的阶级意识, 对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了“新”的解读, 强调“诗里面是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 尤其“使人吃惊”是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近乎于在曲解了。

剖析杜甫的“功名欲望”, 举出《官定后戏赠》一诗, 解释为杜甫是在“挑肥拣瘦”, 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 留恋部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壤与农民接近。这里的分析, 一是未免过于牵强, 二是将河西县的地理位置弄错了。诗中所说“河西县”, 既不属于云南, 也不属于四川, 而属于陕西。《元和郡县图志》、新旧《唐书·地理志》都非常清楚地在关内道同州夏阳县下注道:武德三年于此置河西县, 乾元三年 (760) 更河西为夏阳。杜甫被任河西尉在天宝十四年 (755) , 正当县名为河西之时。

说“杜甫讨厌四川的情绪有时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连‘青山’‘白水’都是看不惯的”, 就更夹杂了许多个人成分在内。分析杜甫讨厌四川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心理作用, 他是以地主贵族的眼光在看当时的四川。他向往长江下游的吴越, 尤其向往三秦。”三秦是“朝廷”所在之地, 吴越则是地主生活的典范。

……

这类文字写入书中, 丝毫不能产生翻“抑李而扬杜”旧案的效应, 反而使更多的读者误解著作者“为了达到扬李抑杜的目的采取了‘爱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的绝对化做法”, 甚至认为郭沫若“非把杜甫打倒不可”[15]。在郭沫若逝世的前一年, 一位读者写信批评《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太过苛刻, 并新译了《石壕吏》寄给郭沫若。郭沫若回信全文如下:

胡曾伟同志:

你的信和《石壕吏》译释, 都拜读了。我基本同意您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 我不反对, 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 当为“它布” (图腾) , 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 太求甚解。李白, 我肯定了他, 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 太不求甚解。草草奉复, 不能多写。乞谅。祝健康。

郭沫若

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16]

郭沫若一生的学术研究, 都在不断开拓, 不断更新, 而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 则差不多是他终身致力的一大课题, 绝非人云亦云就能够一笔勾销得掉。

余论:“李杜文章在, 光芒万丈长”

中国文化积淀厚重的传统之一就是“褒贬”人物, 而且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 形成对文化成就相当而风格各异的文化人物的或扬或抑。

比较研究, 大有裨益。褒贬扬抑, 大可不必。

李白与杜甫, 都属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 如果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话, 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不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他们的差异, 是由他们面向的时代、个性、经历等所决定的他们的文化倾向、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以及社会影响。

李白面向盛唐的繁荣、富强、自信、外向;杜甫面对盛唐的灾难、战乱、贫弱、迷茫。

李白豪放任侠, 向往功名, 喜欢纵横;杜甫深沉内向, 追求仕途, 留意人生。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存, 对于盛唐的三位最著名诗人, 后人以“诗佛”称王维, “诗仙”称李白, “诗圣”称杜甫, 已经明显地道出他们的文化取向:李白近道, 杜甫近儒。

李白的诗歌创作想象丰富, “摆去拘束”, 具有极其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杜甫的诗歌创作真实深刻, “沉郁顿挫”, 具有极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在古乐府、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 包括《蜀道难》、《梁甫吟》、《古风》59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为千古绝唱;杜甫的史诗最佳, 律诗最精, 包括《北征》、《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古乐府、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 被视为“诗史”。由于李白面向盛唐的繁荣, 虽然王维享名于其前, 杜甫驰名在其后, 但他们二人在盛唐的影响都不及李白耀眼夺目, 所以杜甫感叹:“白也诗无敌, 飘然思不群。”而杜甫面对的是盛唐的灾难, 自宋至清始终没有能够再现“大唐盛世”的那种辉煌, 而是积贫积弱、社会矛盾加剧、专制集权加强、日趋闭关锁国, 士人不得不转向现实, 留意人生, 视角便集中在杜甫的“诗史”上了。

李白近道, 杜甫近儒, 在儒学、理学占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宋、元、明、清, 扬杜抑李成为李杜评价的主流倾向是历史的必然。更何况, 李白的“摆去拘束”难以把握, 杜甫的“属对律切”有章可循, 统治思想日趋变僵化, 科举考试日益程式化, 必然形成“千家注杜”的局面。

李白诗以浪漫色彩为主调, 杜甫诗以现实色彩为基调, 在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占主流的社会中, 扬杜抑李倾向继续张扬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20世纪的最后20年来, 经济繁荣, 生活安定, 思想开放, 无拘无束, 人们在注重实效的同时, 又多了几许浪漫成分, 李杜研究不再像前80年那种样子了。从发表论著目录看[17], 研究李杜的论著数量大体平衡, 视角新颖, 议题宽泛, 说教趋少。随着开放的深入, 思想进一步解放, “扬杜抑李”倾向将会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最后, 借用韩愈《调张籍》的前六句诗作为本文的结语: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参考文献

[1] [2][3]郭沫若.沫若文集第6卷[M].第12卷[M].第9卷[M].

[4] 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们[J].人民文学, 1959, (1) .

[5]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J].红旗, 1958, (3) .

[6] 光明日报, 1962—06—09.

[7] 郭沫若谈诗[N].羊城晚报, 1962—03—15;文汇报, 1962—03—29.

[8] 人民日报, 1962—07—22;读《随园诗话》札记[M].作家出版社, 1962.

[9]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