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刘茂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北京100732

 

摘    要：

《李白与杜甫》, 不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 , 而是一部以学术研究之名 , 自我反省、自我总结、愤时感世之作。郭沫若借李白与杜甫之躯 , 对自己进行了沉痛而严酷的解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 知识分子好高鹜远的用世心态 , 知识分子的软弱特性 , 知识分子的穷愁潦倒 , 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时还对大唐盛世统治集团内部父子兄弟之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郭沫若晚年所处特殊年代的一部觉悟书。

 

关键词：

郭沫若; 自我解剖; 倡优畜之; 矛盾; 尺布谣; 知几;

 

作者简介： 刘茂林, 男,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01-02-02

 

Received： 2001-02-02

 

一

1972年春, 在那只有一种书可读的时候, 友人从北京给我捎来了一本《李白与杜甫》, 当时真令我喜出望外。因为郭沫若是我素来所崇敬的人, 他的文字和文思素来为我所喜爱;而且在大批林彪的时候, 郭沫若却在研究历史, 这也使我颇感惊奇。于是, 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可是, 给我的第一个感触是, 郭老怎么啦?他为什么在向杜甫和李白开刀”?而杜甫尤其被宰割得鲜血淋漓?我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在成都杜甫草堂见到的那副郭沫若题写的楹联:“世上疮痍, 诗中圣哲;民间疾苦, 笔底波澜。”这令我不得其解。当时只认为他是以极左思潮苛求古人。

 

过了几年, 我再读《李白与杜甫》, 就觉得当初的看法有些不对了, 我从字里行间似乎读到了一种弦外之音, 然而还说不清道不明。

 

又过了几年, 当我在写《郭沫若新论》时, 我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 即郭沫若在借助李白与杜甫, 严厉地解剖着自己。在该书中我写道:扬李抑杜“是否是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全部原因?还是个谜。他在此书中, 对李白有一段这样的评说:‘诗友、酒友、道友, 有的隐退, 有的贬谪, 有的受害, 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 只是时间有早迟罢了。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确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也却始终眷念着朝廷。’我们认为, 从这方面去追踪郭沫若研究李白与杜甫的足迹, 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李白与杜甫》的写作和郭沫若的心态。”当时思考还不成熟, 因而未能深入下去。

 

20多年来, 这一问题常萦于我的心头, 挥之不去。见到近10年来研究《李白与杜甫》的文章、著作, 虽有不少开掘, 但大都仍未能摸到郭沫若写作此书的边际。这篇文章, 只不过想将我近来的思考形诸笔端, 以求得将此书的研究推进一步。

 

就目前对该书的评论看, 大体有三方面:

 

1.大都认为该书是一本学术著作, 只不过书中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 滥用了阶级分析观念;或认为, 郭沫若为了扬李抑杜, 对待杜甫不实事求是;或认为郭沫若在研究李杜时, 不时寄托着个人的感情。

 

2.认为《李白与杜甫》根本不是学术著作, 而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好恶, 邀宠献媚, 带有浓厚的政治投机色彩。这真是“活天冤枉”!

 

3.认为郭沫若为了进行历史的翻案, 纠正那扬杜抑李的千年沉冤。因而这是一篇翻案文章。郭沫若本人的说法, 就曾给了人们一种误导。1977年有人曾问起郭沫若为什么要抑杜扬李?郭沫若的回答是:“杜甫应该肯定, 我不反对, 我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 当为‘它布’ (图腾) , 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 太求甚解。李白, 我肯定了他, 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 太不求甚解。”[1]郭沫若在这里虽未正面回答写作此书的目的, 而他的这番言论却给人一种假象。

 

通过研究, 我认为《李白与杜甫》基本上不是一部学术研究之作, 也不是为了给李白鸣不平, 更不是为了投毛泽东之所好。而是一部借历史的亡灵, 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总结的文人与政治关系的沉思录;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沉痛反思。

 

试解如下。

 

二

如果你问今天50岁以上的知识界人士:在那摧残文化,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人遭殃的那场浩劫中, 学术界有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我相信, 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绝对没有。如果有, 那一定是处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的不知今世何世的人。而那时根本没有桃花源。在那种年代, 文人个个噤若寒蝉, 除了那些拿着大棒的江青、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梁效、罗思鼎之流, 其他人是不敢对文化或学术问津的。

 

有人或许说, 郭沫若是位特殊的人物。他不是说过, 要像凤凰涅般

 

木那样, 从烈火中更生吗?《李白与杜甫》就是凤凰更生了。除此以外, 他不是在那种年代还发表了不少对古文物考证的文章 1972年还发表了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文章?这不表明郭沫若不同一般?

 

但是, 我们知道, 郭沫若那些考古文章, 都是人家在发掘中或发掘后, 请他考证的。作为考古界的权威, 他当然不能推辞。至于那篇《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那只不过是在一种无奈情况下, 企图在学术界的死水中激起一点浪花, 装点一下承平世界, 结果却连一点微澜也没有激起。原因无它, 因那时历史及其研究者都被扫进“四旧”的垃圾堆了。何况文痞们的霸主鞭是时时刻刻高悬在人们的头顶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因那时全国已没有一本历史研究刊物, 郭沫若的那篇文章只好在《红旗》和《考古》上发表。

 

以我的观察, 至少从1964年以后, 郭沫若就停止了他的学术研究。因为1963年以后的整个形势, 已经剥夺了文艺家和学者的生存空间。1959年后曾一度活跃的文化学术空气, 已归于沉寂。为了说明问题, 请让我费一点笔墨, 列举一下那些年头有关思想、文化、学术的大背景: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 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要求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此, 农村和城市开始“四清运动”;对外, 开始批判国际上的修正主义。

 

1963年5月, 江青在上海组织对孟超的电影《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点名批判。

 

1963年8月,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文章。

 

1963年12月12日, 毛泽东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 批示中说“:“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 问题不少, 人数很多, 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门中, 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 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 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 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 认真地抓起来。”

 

1964年5月, 《人民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学家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1964年6月27日, 毛泽东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 , 15年来, 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 不执行党的政策, 当官做老爷, 不去接近工农兵, 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 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 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 要变成象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7月,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哲学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

 

1964年7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攻击了一批史学家。

 

1964年7月30《人民日报》批判电影《北国江南》。

 

1964年9月15日, 《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早春二月》。

 

1964年10月30日, 《人民日报》批判文艺界的“写中间人物论”。

 

1965年5月29日, 《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林家铺子》。6月17日, 批判电影《不夜城》。

 

1965年11月10日, 《文汇报》和30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批判吴晗。

 

1966年2月5日, 《人民日报》刊发《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

 

1966年3月24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一文。

 

1966年4月10日, 《人民日报》批判老文艺家夏衍。

 

1966年5月10日, 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邓拓、吴晗、廖沫沙被进一步推向审判台。

 

1966年5月16日, 《五·一六通知》发表, 号召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同日, 《人民日报》批判电影《舞台姐妹》。

 

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3日,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这时, 在北大一所专门辟出的房子里, 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由于毛泽东下令保护郭沫若, 他才免于被红卫兵揪斗。

 

1966年8月24日, 老舍被迫投太平湖自杀。

 

1967年1月3日, 姚文元在《红旗》发表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1967年4月, 郭沫若的第三子郭民英抑郁自杀, 对郭沫若是个沉重的打击。

 

1967年5月25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44年《看了〈逼山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其中竟删去了“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话。这对郭沫若是个危险的信号。

 

1967年7月17日,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所谓文艺黑线上的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萧望东、陈荒煤、张致祥、邵荃麟等。说他们是文艺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8年4月19日, 郭沫若的第二个儿子郭世英在北京农业大学被绑架关押, 22日被迫害致死。给了郭沫若更沉重的打击。

 

好了, 一些背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再考察一下郭沫若的反映。

 

在这几年中, 郭沫若除忙于接待国际友人、出国访问和各方应酬, 以及参与了1965年由考古引起的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外, 他已基本上不进行学术研究了。

 

从1964年2月起, 他为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作解人。到1965年5月, 他发表了十多篇读毛诗的体会, 并从毛诗中集句对联26副, 题为《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在《光明日报》发表, 并广为书赠。1964年10月, 作诗《赞〈东方红〉》, 有云:“《东方红》的演出要永不闭幕, 永远正在开头。”1965年1月, 作《红旗跃过汀江》, 对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大加赞誉, 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 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 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这年的6、7月, 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 偕于立群访问江西老革命根据地, 写下歌颂革命圣地诗词29首。

 

两年中, 郭沫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歌颂, 除了反映了郭沫若对毛泽东真诚崇敬外, 似乎还透出了一种危机感, 一种避祸的企望。这从郭沫若的私下言谈中, 表露得更加明显。

 

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感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 只是盖子未揭开。继续担当这些职务, 怕影响不好, 于心不安。”[2]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使他处于巨大的心理失衡之中。于是, 他便在1966年1月27日, 给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人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 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 近来视力也很衰退, 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 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 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 (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 。务请加以考虑, 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 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2]

 

在这封短短的辞职信中, 郭沫若一再申明他的辞职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很久以来”、“早就有意”、“经过长远的考虑的”。这倒恰恰说明了郭沫若对1963年以来的文化界形势既无奈又忧虑, 还是早点离开为好。

 

这期间, 他曾私下对他的子女谈到学术文化界的形势, 要他们不要上当。郭汉英回忆说, 在那种任意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时候, 郭老对他说:

 

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们年轻、单纯, 经常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你们会吃亏的。

 

他再次叮嘱我, 这不是学术讨论, 要当心那些无耻之徒。颠倒黑白, 落井下石, 卖友求荣之辈是大有人在的。[4]

 

看到当时学术文化界遭摧残的惨状, 怎能不使郭沫若既义愤满腔, 又不寒而栗。

 

1966年4月14日, 他终于把郁积于胸中的不平之气倾吐出来。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郭沫若即席发言。他说他“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 没有把自己改造好”。“几十年来, 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 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 拿今天的标准来讲,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 严格地说, 应该全部把它烧掉, 没有一点价值。”[5]

 

他的这个“烧书”的即席发言, 竟经毛泽东批示“发表”, 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郭沫若如此自我贬抑, 对文艺和学术如此绝望, 不能想象, 他竟然在两年后, 而且在形势不断恶化的环境下, 他能有如此“学术”闲心, 去写一本脱胎换骨的“学术著作”, 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 说明郭沫若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三四年中的心情。

 

“文革”期间, 他对郭汉英等子女说:“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他认为, “在中国, 不少共产党员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 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也如是”。“他曾对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 这是帝王思想, 而且妒贤, 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4]

 

1967年4月, 听到郭民英自杀后, 郭沫若夫妇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不仅要承受这一沉重的打击, 而且要承受“没有教育好子女”的责任。他们把无限的悲伤寄托在一块印着翠竹的方巾上, 写上爱子民英的名字和生卒年, 让他陪伴着儿子的骨灰!”

 

1967年5月, 他对《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44年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删去了毛泽东对他赞扬的那句话, 他是何感触?现在虽无直接材料反映郭老的当时心态。但到8月21日, 他在接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生, 当师生们要求他为题写的三本书名落款时, 他对师生们说:“: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不过我还没有盖棺论定, 万一……由我题写书名, 不就把你们的书毁了吗?师生们表示理解, 但仍要求他馈赠墨宝。郭沫若便给他们写了一幅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长联。[7]可见当时郭沫若的心境是如何悲凉!

 

到了1969年, 他竟连抄赠毛泽东诗词也不敢了。1969年5月21日, 郭沫若写信给他的兄弟翊昌, 说:“弟所集主席词句一联……要我为你写成对联, 我不便写, 因主席年前有批示:‘我们不要题字’。我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 便没有为人写字了。”[8]亦可见其畏惧之心。

 

特别是1968年4月, 他的另一爱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他得知这一消息时呆若木鸡, 精神几乎崩溃。他将悲哀藏在心底, 他用已经颤抖的笔,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抄写他那爱子的日记。他一共抄了8本, 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案头, 直到他去世。周恩来听到郭世英被迫害致死的消息, 曾亲到郭家安慰, 并对郭沫若夫妇说:“迫害世英, 不仅针对你们, 也是针对我的。”[4]

 

正是在郭沫若惊惶痛苦的日子里, 他却开始写作他的《李白与杜甫》, 似乎使人不可思议。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就不会把郭沫若从要烧书到重新写书, 看成是脱胎换骨或凤凰更生了。

 

其实, 在1965年10月, 郭沫若就做过田园梦。那年的10月20日, 郭沫若夫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人民公社游览程阳桥时, 写下了《题三江程阳桥》一诗, 诗云:

 

艳说林溪风雨桥, 桥长廿尺 (丈) 四寻高。

 

垂瓴联阁怡神巧, 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似铁, 茶林万载茁新苗。

 

何时得上三江道, 学把犁锄事体劳。[10]

 

有意思的是最后两句。表面上看好像是郭老想日后再到三江县来, 学习犁锄, 从事体力劳动。细看, 不对了。他不说“重来”、“重上”或“再上”, 而写“得上”。也不说重上“程阳桥”或“林溪道”、而说“三江道”。而程阳桥下也未有三江, 或地跨三江。这不由人不认为诗人是在联想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从三江自治县联想到他故乡的三江: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他离开家乡已经近四十年了, “何时得上三江道”?什么时候让我回到故乡去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啊!归去之心, 依稀可见。

 

另一个例子是, 1968年2月14日, 郭老追忆1964年5月5日游采石矶太白楼时的情景, 写下了《水调歌头·登采石矶太白楼》一词。而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却说:“1964年5月, 我曾去过采石矶, 看到了古人所谓燃犀渚或牛渚。长江边上的太白楼也焕然一新了。我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以纪行。”其实他当时并未做或未做成, 而是做成另一首五古:《漫题采石矶太白楼》。《安徽日报》1979年6月17日所载《采石矶头忆郭老》一文, 并未提到《水调歌头》词。可见这首词乃是郭老1968年2月的追忆作。这其中就必然融进了郭老的当时的思想。我们且看原词:

 

久慕燃犀渚, 来上青莲楼。日照长江如血, 千里豁明眸。洲畔渔人布, 正是鲥鱼时分, 我欲泛中流。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

 

君打桨, 我操舵, 同放讴。有兴何须美酒, 何用月当头?《水调歌头·游泳》, 畅好迎风诵去, 传遍亚非欧。宇宙红旗展, 胜似大鹏游!

 

词中“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不是就在此时, 郭沫若已决定要登李白之“舟”吗?——决定写作《李白与杜甫》。你看他, 未等李白回答是否愿意, 他即走上船去, “君打桨, 我操舵, 同放讴。有兴何须美酒, 何用月当头?”不要什么美酒, 也不要去邀明月, 就我们两人, 迎着这风涛, 引吭高歌吧!一种同舟共济之情, 跃然纸上。

 

写到这里, 我可以说, 郭老写《李白与杜甫》, 就是写自己!下面, 我将从著作本身进一步求证。

 

三

从已披露的材料中可以看出, 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并不想公之于众, 至少是在“文革”中。只是因中苏边界问题, 周恩来派当时外长乔冠华、副外长余湛, 走访郭沫若。郭沫若告以自己对李白出生地碎叶地望的考证, 并提供了一些在苏联境内出土、足以说明问题的实物材料。从而郭沫若写了书的消息传到陈伯达的耳内。他向郭沫若索要书稿, 郭以为毛泽东要看, 几经修改后让他拿走了。陈伯达看后, 并未送毛泽东, 又退还了郭沫若, 并对书中的民族关系材料的引用, 提出了批评, 要郭沫若修改。郭沫若一拖再拖, 不想出版, 估计后来在某种压力或劝说下, 才勉强出版。书中既无前言, 也无后语。其中出书细节, 因为言者渺渺, 研究者无从作过多的猜测。但是, 可以看出此书从写作到成书到出版, 一定有更多的幕后故事。因而当该书公诸于世时, 它就笼罩了一层浓厚的烟幕, 需要研究者透过烟幕寻其本真。

 

从郭沫若创作经历看, 他解剖自己在大多时候都很坦率, 可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也有两次他却在含蓄地暴露自我。《李白与杜甫》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他的小说《落叶》。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考察过, 这是郭沫若写他和安娜的恋爱过程。安娜给他的那几十封情书, 除部分外, 大都是真实的, 只不过作了一些小说家的处理而已。

 

第二次是写《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是其次要方面。而写蔡文姬的离情别绪, 确是郭沫若在写自己别妇抛雏、离日本回国抗日时的离愁。所以他后来自揭谜底说:“蔡文姬就是我”!无怪乎有人说他替曹操“翻脸有余, 翻案不足。”这确是至论。

 

这一次他写《李白与杜甫》, 从表面看也是翻案, 却“翻案过头, 翻脸过火”, 实在是他在写他自己。不过, 这次的手法更加隐蔽, 更加高明, 以至连陈伯达、康生、江青之流也都骗过了, 还竟然要他出版。无怪乎海内外一些评论家说他投上之所好了。用书中郭沫若评论李白的话说:他“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 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古时, 在现实的描绘上, 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 (书中第53页, 以下凡引该书, 恕不加注。)

 

有人会说, 你这是无知妄说, 《李白与杜甫》难道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吗?不错, 《李白与杜甫》中确实有学术, 而且有不少言人之所未发。例如对于李白出生和家世、家的考证, 对李杜交谊和诗词的考辨, 对不同观点的驳议, 对李杜死因的分析, 等等, 确实是学术性的。然而, 这只不过是烟幕而已, 或者说是次要的。

 

我们不妨从总体上考察一下书中的内容。第一、书中不谈李杜诗歌的艺术性, 不作认真的艺术评价和艺术比较;第二、不研究二人诗歌的广泛内容, 缺乏对二人诗歌的整体的分析。正如有同志说:“它缺少学术所要求的谨严和郑重”。[11]那么, 它是不是真正为了扬李抑杜而写呢?书中确实有不少扬李抑杜的内容。对杜甫采取了不合实际的批评与讥讽, 对李白也有曲为辩护之处。然而我们在细读之下, 就会发现, 郭沫若在严厉批评杜甫时, 其实是另有所为。很重要的一点, 是他借解剖杜甫在解剖自己, 进行严厉的自我贬抑。他对李白, 主要也不在扬, 而在对李白命运的解析, 借以总结自己, 直现肺肝。

 

综观全书, 郭沫若对李杜的评判, 集中于两个基本内容:

 

一个是李白与杜甫都没有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位置, 都把自己估计得过高, 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怨恨和待价而沽的清高。这是他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书中这样评论李白:“李白虽然号称‘谪仙人’, 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他喜欢称道的历史人物, 如傅说、吕尚、管仲, 范蠡、乐毅、鲁仲连、信陵君、张良、韩信、诸葛亮、谢安等, 都是所谓‘定国安邦’的风云人物。他每每以他们自比。”他引了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其中有“乃相与卷其丹书, 匣其瑶镜、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使寰宇大定, 海内靖一。事君之道成, 荣亲之义毕, 然后与陶朱、留侯, 浮五湖, 戏沧洲, 不足为难矣。”郭沫若指出, “这就是李白的一整套人生观, 基本上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混合。不得志时拼命想做官, 得志后便尽可能明哲保身, 功成身退。”最后他不但未受重用, 反而受株连而遭流放, 终致穷愁而死。

 

对杜甫的评论是:“杜甫是功名心很强的人, 这三种门径 (指应科举、直接陈情、请权贵推荐——笔者) , 他都曾闯过, 而且不止一次。”他两次考试失败, 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 多次恳求有权位者荐举他又自视很高, “饮酣视八级, 俗物多茫茫。”给他小官还不愿做, 挑肥拣瘦。“他总想一鸣惊人, 一举而鹏程九万里。”结果, 仍得不到重用, 落得个漂泊以终。

 

郭沫若认为, 李白与杜甫都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其实, 他们在封建统治者眼里, “实际上和乐师李龟年及梨园子弟, 是同等的材料”。李白那些被称为“清新”“俊逸”的作品, 那些“嗤长卿, 笑子云”的赋, 其实不过是御用文士“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帮闲献技而已。”杜甫那些经过“苦心惨淡”做出的五言百韵的排律诗, “大立言说, 实际上和顾恺之的丹青、王简栖的碑文, 同一是人为的香烟、多余的花草。”郭沫若沉痛地写道:“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 近乎卜祝之间, 固主上所戏弄, 倡优畜之, 流俗之所轻也。”这就是知识分子失败的根源。

 

在这里, 郭沫若与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有着同样的感受, 这不能不是中国文人的一大悲哀。而我们的一些文化人, 往往和李白杜甫一样, 自视很高, 一旦启用, 便志得意满, 趾高气扬;一被冷落或抛弃, 就怨天尤人, 痛不欲生。关键是他们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自认为国之栋梁, 其实只是会演戏的梨园子弟, 听任驱使, 也听任戏弄。正像《红楼梦》中曹雪匠给晴雯的评语:“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

 

郭沫若在写这一段时, 他当时考虑的不仅是李白与杜甫, 显然也包括了自己, 甚至包括整个知识界。

 

另一个基本内容是李白与杜甫都是忠君主义者, 又都是神佛崇拜者。从忠君说, 杜甫是‘每饭不忘君’;李白是“日忆明光宫”。他们都“始终眷念着朝廷。”然而, 他们也都未得到朝廷的重用。两位盛世诗雄, 结果得到同一个可悲下场。郭沫若指出:“李白和杜甫一样, 在封建制度鼎盛时代, 都紧紧为封建意识所束缚。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 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 以施展经纶, 但都没有可能如意。”

 

李白和杜甫都是极端迷信的人, 郭沫若指出, “杜甫是禅宗的信徒, 李白却是道教的方士。”李白虽然最后“觉悟了”, “云游雨散从此辞”,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尽头。而杜甫的迷信却“老而愈笃, 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

 

写到这里, 不由我不想起, 1977年12月, 在郭沫若辞世的前半年, 他为关良的《鲁智深》画, 题过一首诗:

 

神佛都是假, 谁能相信它

 

打破山门后, 提杖走天涯。

 

见佛我就打, 见神我就骂。

 

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

 

打成一片稀泥巴。……

 

看来, 郭沫若和李白一样, 对于迷信, 也是最后“觉悟了”, 但他的生命也同样走到了尽头!

 

四

现在我们先检查一下郭沫若对杜甫的严厉批判。

 

郭沫若写道, 杜甫“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 统治阶级的立场, 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他对盗贼恨之入骨, “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他向统治者建议, 对于“苍生” (老百性) 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 要能防患于未然, 在“眉睫之间”去识别乱党。“这就是杜甫的阶级感情, 多么森严而峻烈呵!”一个忠于朝廷的形象突现了出来。郭老引用杜甫的“苍生可察眉”这一特务手段, 不禁令人想起“文革”中的颜色罪和思想罪。

 

对“三吏”、“三别”, 郭沫若批评杜甫同情劳动人民疾苦, 却不敢揭露这痛苦的根源;批评小吏, 而称颂大官。这是一种“廉价的同情”, 也是“小骂大帮忙”。这表面他在苛求杜甫, 而实际是在自责。傅抱石被抄家, 他只能指示秘书对傅家从物质上尽量帮助, 没有钱, 可以将他的书画卖掉 (郭老也太天真了, 那种年头, 他的书画又能到何去卖?又有谁敢买?) 。老舍、翦伯赞的自尽, 吴晗的死, 田汉的亡, ……郭沫若也只能采取“廉价的同情”而已。

 

然而, 他在谈到杜甫的《垂老别》时, 却一改批判的笔触, 写道:“一对老夫妻的惜别, 写得相当细腻, 两位老人互怜互慰, 终于硬着心肠离别了, 然而五腑六脏是摧毁了的。子孙都阵亡尽了, 老翁怕已年过七十, 依然被拉去当兵。自知只有一死, 丢下老妻也只有一死。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联想当时郭沫若的处境, 两个儿子死了, 年过七十的他还要拉去作摆设, 做花瓶, 还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拉出去批斗。“自知只有一死, 丢下老妻也只有一死”。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 不是借杜甫先生的《垂老别》表达出来了吗?

 

在批评杜甫的功名欲望时, 郭沫若说:“要之, 杜甫的功名心很强, 连虚荣心都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不愿意做小官 (“大诗人不耐烦做刀笔小吏”) , 但在实际上他也缺少办事务的才干。”:杜甫毕竟只是诗人, 而不是政治家”。杜甫终于认识了自己““自己在埋怨, 为什么这样‘愚’, 公然以稷契自比!到头来一无所成, 想到蝼蛄和蚂蚁都还有它们的巢穴, 自己为什么总希望学鲸鱼, 要在大海深处游泳?他分明是在责备自己所好太高而所骛太远了。”联系郭沫若早年志向和晚年处境, 这种自责之情自现。

 

在说到杜甫是那样的眷念朝廷时, 郭沫若说, “北方的朝廷”却“把他忘了, 没有召他回去或给予出路。”“因为‘朝廷’疏远了他, 又因为病, 所以他……竟说出这样等于绝望的话:‘此身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 早据要路思捐躯’。……倔强的杜甫说出了这样的话, 悲凉的心境是可以猜想的。”郭沫若的心境, 在写这些话时, 似乎也是可以猜想的。

 

在谈到杜甫的宗教迷信时, 郭沫若说:“看来杜甫到晚年也好像彻底大悟了, 所以他要‘勇猛为心极, 清赢任体孱’。”“当然, 杜甫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末尾两句正是对自己的批评。‘金篦空刮眼, 镜象未离铨’, 就是说自己虽然知道, 并没有做到;眼睛虽然用‘金篦’刮过, 仍然还有内障……这自我批评倒是满老实的。他苦心惨淡地做五言百韵的排律诗, 大立言说, 实际上和顾恺之的丹青, 王简栖的碑文, 同一是人为的香烟, 多余的花草。”白内障没有刮除, 还去“大立言说”, 又有什么用呢?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判定:《李白与杜甫》, 不是郭沫若为了“大立言说”的学术著作!

 

在谈到杜甫和李白一样嗜酒终身时, 郭老并未贬低杜甫, 相反, 他认为在饮酒中才真正体现了杜甫真实的一面, 并不如人们认为的杜甫总是道貌岸然, 他也和李白一样“痛饮狂歌”、“飞扬跋扈”, 在喝醉时才是他清醒的时候。

 

纵饮久拼人共弃, 懒朝真与世相违。 (《曲江对酒》)

 

郭沫若说, 杜甫表面说“为了要‘纵酒’, 便不惜抛开职务——‘懒朝’”。其实, “虚应故事, 上朝应卯, 有什么用?别人看不起, 只有那么回事。和世道合不来, 倒是千真万确的。”郭沫若在写到这里时, 对杜甫是怀着深深的同情的。他认为, 杜甫的痛饮, 正是意在酒外, 是借酒浇他的心中块垒。

 

郭沫若说, 有一首诗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杜甫。那就是杜甫在夔州时, 有一次赴宴坠马受伤, 朋友们携酒来慰问, 共同豪饮。杜甫做了一首纪实诗, 题为《醉为马坠, 诸公携酒相看》, 中有:

 

酒肉如山又一时, 初筵哀丝动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贷, 喧呼且覆杯中渌。……

 

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

 

郭评曰:“好不痛快!又有酒, 又有肉, 酒坛酒罐, 肉盘肉串, 堆积得如山如峦。还有琵琶和羌笛的合奏, 大叫大喊, 干杯干杯!太阳西斜了, 哪用管它!诗人完全忘记了自己受了伤”。“不要管我!落马受伤有什么要紧呢?不用谈它, 嵇康做过一篇《养生论》, 会讲究卫生吧, 然而杀了头!你难道不知道?”这不是在写杜甫的嗜酒, 而是在称赞杜甫的达观。郭沫若是在有感而发。

 

对杜甫的死因, 书中作了考证, 富有学术性, 也分析得合情合理。他对杜甫的总结, 没有写在杜甫死时的结尾处, 而是写在《杜甫与苏涣》的关系以后。郭沫若写道:“封建社会在苏涣死了以后还持续了一千多年, 不敢弹打毒蜂窠的人, 如不是自己成为毒蜂, 便只好苟且偷安或潦倒至死。杜甫便是这潦倒至死的一类的典型, 尽管他‘每饭不忘君’。尽管他反对盗贼——反对造反, 但他的一生依然是一个悲剧。”郭老对林彪、“四人帮”集团这样的毒蜂, 早已经看出来了, 然而他没有勇气用弹弓去打它, 又不愿自己成为毒蜂, 只好苟且偷安, 尽管他也“每饭不忘君”, 也反对造反, 又能如何?他感到有一个如杜甫一样的潦倒至死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不难看出, 郭沫若对杜甫的批判, 与其说是为了抑杜, 倒不如说他在严厉地清算自己更为确切。郭沫若出生在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他有过好高骛远匡扶社稷的大志, 有过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时候, 而且终生好酒, 他也眷念朝廷, “每饭不忘君”, 看来也难逃悲剧的命运。我认为, 这即是郭沫若还杜甫本来面目的寓意所在。

 

五

郭沫若对李白的评论, 充满了感情, 寄托了更多的内涵。

 

在对李白出生和家室考证的第一、二章中, 我们不应该忽视以下几段话:

 

李白的父亲李克必然是一位富商, 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他入蜀以后, 把李白养成了一个漫游成癖, 挥霍任性, 游手好闲, 重义好施的人, 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人地主。但李克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据李白自己的回忆:‘余小时, 大人令诵《子虚赋》, 私心慕之。’正因为这样, 他也使李白从小便受到充分的教育, 发展了他的天分。

 

(正由于有这样的家庭) , 便赋予李白以双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 ……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 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 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 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

 

李白的性格对于所接触的事物都相当认真。他读书认真, 铁杵磨针的故事可证。作文认真, 他对少年时所作的《大鹏赋》, ‘悔其少作, ……中年弃之’可证。交朋友认真, 《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述葬友人吴指南事可证。学道认真, 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可证。

 

从这些介绍和评述中, 我们便会发现和李白相似的另一个人——郭沫若。

 

接着, 郭沫若不评论李白诗歌的阶级性, 不评论李白的地主生活, 不评论他的嗜酒, 而写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两次大失败, 对李白的人生道路进行了解剖。突出了一个诗人在仕途上被政治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穷愁而死。严厉的解析, 沉痛的叹息, 深切的同情, 令人惊心动魄。

 

郭沫若在写到李白被征召入京, 唐玄宗亲授他翰林供奉时, 李白便洋洋自得, 屡屡在诗文中夸述, 并讽刺那些趋炎附势者:“当时笑我微贱者, 却来请谒为交欢”。郭沫若批评道:“一面在高度讥刺别人趋炎赴势, 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赴势。以翰林供奉的身分待诏了一年多, 以为可以大用, 但结果依然落了一场空。”郭沫若继续写道:“在冷衙门里做着闲, 候补着官职, 和同事们有些合不来。……他已经生出了天空海阔的想法, 想去游山玩水, 当隐君子了。李白这个人看来毕竟是天真, 他轻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而且还要呈献给同人。于是, 他的愿望很快就得到满足, 没有等到他‘功成’, 便让他去当严子陵或者谢康乐去了。他的被‘赐金还山’, 实际上就是被下令逐客。”

 

我认为, 郭沫若在写这一段话时, 应该是寄托有他自己当时的处境与沧桑之感在内, 才会写得尤如“身临其境”。类式的“寄托”, 似还可从他分析李白遭“谗逐”事上看到。

 

关于李白入幕永王李磷军府而“罪”至流放问题, 郭沫若指出, 由于唐玄宗的两个儿子李亨和李磷, 为了争夺天下, 置安史之乱于不顾, 相互火亻并, 连带李白遭殃。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 他对于李磷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 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他引了李白当时写的一首《箜篌引》:“汉谣一斗粟, 不与淮南舂;兄弟尚路人, 吾心安所从?”“一斗粟”, 是指汉时民间的《尺布之谣》, 其词云:“一尺布, 尚可缝, 一斗粟, 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这是讽刺汉文帝刘恒,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逼死他弟弟刘长的事。郭沫若在引用李白这首诗和民谣时, “文革”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刘少奇被开除出党, 继而被迫害致死;抓叛徒、内奸之风盛行。联想及此, 不由人不佩服郭老的远见卓识, 真可谓胆大包天。郭老很气愤地批评李磷:“他却急于首先揭开了内战的幕, 使好端端的一个局面, 被他自己的独断专行葬送了。”而李亨对李磷却是“假仁假义”。“既废之而又悼之”, “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依然在尔虞我诈、我诈尔虞”。而李白被挟在这样的私心之间, 兔死狗烹就不能幸免了。“他虽然没被杀, 但寻阳的监狱在等待着他, 夜郎的流窜在等待着他, 迅速的衰老和难治的疾病在等待着他”。郭的百结愁肠和弦外之音不是清晰可见可闻吗?

 

谈到李白神仙迷信时, 郭老说这“害了他一生”, 他“是深深陷没在道教的泥沼里, 直至他的暮年”。后来, “李白是觉悟了, 要和一切迷信幼想脱离了”。“‘云游雨散从此辞’, 最后告别了, 这不仅是对吴筠的诀别, 而且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想到李白就在这同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 更可以说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是“如今了然识所在”了, 郭老也“如今了然识所在”了。

 

但是, 郭老又说, 李白的觉悟不可能那么彻底, “他还有不少的牵挂, 而且也无心斩断那些牵挂。‘向暮春风杨柳丝’, 就是那些千丝万缕的牵挂的‘丝’了”。“天色‘向暮’了, 他在向吴筠诀别;生命也‘向暮’了, 他在向尘世诀别”。哀音如诉, 我仿佛看到和听到那个白发老人, 在对着西下的夕阳长叹!

 

若问: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意欲何为?

 

答曰:意不在对李杜优劣的评判, 也不在去翻无关紧要的历史陈案, 也不在表示凤凰更生, 更不是投人所好 (相反却有不少微词) 。而借助于李白与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 向人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代诗雄, 在盛唐时代,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的结局?——李白穷愁而死, 杜甫抑郁以终。郭沫若以其聪明睿智和心灵感悟, 对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做了双重的解析, 从而给李杜, 也同时给自己, 做出了人生评估, 或称之为终级关怀。郭沫若对李杜悲剧的认知是:两个始终忠于朝廷、才华横溢、志向高远、急于用世的诗人, 由于他们所处的“倡优”和“帮闲”地位, 纵有惊天之才, 还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郭沫若所用的手法, 以扬李抑杜为名, 以阶级分析为幌子, 对杜甫进行严厉审判, 对李白以批判寓同情, 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 似是而非, 云遮雾障, 扑朔迷离, 写下了一部伤心史!流下了一把辛酸泪!

 

参考文献

[1]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M].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0.

 

[2] [3]黄侯兴.郭沫若晚年轶事[J].中华儿女, 1991, (1) .

 

[4][6][9]王朝柱, 郭汉英.郭沫若晚年二三事[A].公正评价郭沫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5] 黄侯兴.青春型的诗人郭沫若[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266.

 

[7] 黄侯兴.青春型的诗人郭沫若[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271.

 

[8] 文教资料简报[Z].南京:总88.

 

[10]郭沫若纪游诗选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11] 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A].公正评价郭沫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