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考据——李白“两入长安”问题争论之反思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3

 

摘    要：

“两入长安”之说虽已基本确立 , 但仍然争论未休。造成这种局面 , 除了史料欠缺这一主因外 , 与考据中陷入多重“误区”也有很大的关系。这表现在或随意理解史料 , 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分析 ;或孤立地看待材料 , 以偏概全 , 一叶障目 , 不及其余 ;还有的不守考据之规则 , 随意使用未经证实的材料。这是李白研究界存在的学风问题的反映。因此应该建立学术规范 , 以确保在“对话”的环境中推进李白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

李白; 长安; 误区; 规范;

 

收稿日期：2001-03-06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98CZW0 0 3);

 

Reflections on the Arguments Concerning Li Bai's Twice Going into Chang'an

Abstract：

Remarks concerning Twice Going into Chang'an have been established,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arguments.Besides the lack of historical evidence as the main reason, this can also be accounted for by multi fold mistakes in the studies.They includ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evidence willfully, using subjective supposition instead of objective analysis, or emphasizing partial points while ignoring the whole, in addition to violating rules in studies and using unproved materials, etc.This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the circles of Li Bai studies.So,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cademic norms to ensure the deepening of Li Bai studies.

 

Keyword：

Li Bai; Chang'an; mistakes; norm;

 

Received： 2001-03-06

 

“两入长安”是二十世纪以来李白生平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从稗山先生于1962年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1]以来, 又经过郭沫若、郁贤皓、朱金城等人的不断补充, “两入长安”之眉目始逐渐清晰。这也是李白生平研究中迄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对李白研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学术界目前大多已接受了此说,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甚至将其写入文学史中[2]。当然这并不是说, 进入文学史就意味着围绕“两入长安”就没有什么疑问与争议了 (随着文学史著述的个人化倾向的不断加强, 文学史以往所具有的权威性已逐渐动摇) , 实际上, 围绕“两入长安”, 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解决:既有人仍然否认“两入长安”说, 又有人在肯定“两入”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入”说。而在持“两入”说内部, 围绕何时首次入京, 也存在较多的分歧。对于这些争议, 学界虽也有人作了相应的考辨, 但往往只是从争辩的具体问题出发, 而没有充分注意到, 这种复杂局面的产生所暴露出来的李白研究界在“两入长安”问题上的学风问题。我们认为, 这种复杂局面的形成, 与考据中陷入有悖于考据规范的“误区”,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在李白研究日趋细密、具体的今天, 总结围绕“两入长安”考据中存在的问题, 找出其中的失误与不足, 是关系到李白研究顺利进行的重要问题, 对于推进李白研究的深入, 对于李白研究界自身来说, 都有着较为紧迫的意义。

 

一、“两入长安”问题之现状

目前, 围绕着“两入长安”问题, 所存在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类是在主“两入”说方面。这一方面问题主要表现在, 在共同接受“两入长安”说的前提下, 围绕着第一次入京是在何时, 尚存在许多差异。约略以言,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约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期间。这种观点由稗山先生在《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中最早提出。他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正月至二十四年十月期间将朝廷机构迁至洛阳, 李白不可能在此期间去长安作政治活动, 而推荐李白的贺知章任太子宾客当在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肃宗被立为太子之时, 而提出了这一入京时间。 (2) 开元十八年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李白的家庭索隐》一节中, 依据《与韩荆州书》中所谓“三十成文章, 历抵卿相”、“王公大人, 许以气义”等语, 以及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的史实, 提出了这一说法。其后, 郁贤皓先生根据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谓白将“再拜而去, 西入秦海, 一观国风, 永辞君侯”, 而与《上韩荆州书》相对照, 进一步支持了郭说。 (3) 乔象钟提出的开元二十三年冬说[3] (P19) 。 (4) 郭石山提出的开元二十五年说[4]。 (5) 胥树人提出的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说[5] (P142) 。由上看来, 虽然皆同意李白开元年间曾有一次入京, 但在具体时间上, 也存在较多的分歧。

 

另一类在否定“两入长安”说方面。虽然“两入”说已大体确立, 但因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的差异, 学界也存在另一种看法, 即维护传统的关于李白一生仅天宝元年一次奉诏入京的认识, 而否定“两入长安”。这种否定主要是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进行的。 (1) 认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谓“西入秦海, 一观国风”, 仅是李白自说打算, 实际并未成行。所谓“三十成文章”, 是说他三十岁左右文章已经写得很好了, 并非三十岁那年已经历抵了卿相。“历抵卿相”是李白三十岁以后的活动, 未必非到长安才能“抵卿相”, 洛阳也同样可以。贬至地方的朝廷高官, 称以“卿相”也无不可;甚至“卿相”也者, 未必不是李白之大言。 (2) 认为《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诗中“游子东南来, 自宛适京国”二句“京国”之所指是洛阳, 不是长安;还有人认为李白此诗所写是指天宝元年奉诏入京之事, 《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南陵”为“南阳”之误 (按, 宛即南阳) 。 (3) 认为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诗中“离居在咸阳, 三见秦草绿”二句, 说的是元丹丘在与李白“离居”后“居咸阳”, “三见秦草绿”的不是李白, 而是元丹丘。 (4) 认为玉真公主除了在终南山有别馆外, 在华山、王屋山、洛阳也有, 不能认定《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所说的“别馆”在终南山。另外, “卫尉张卿”也未必一定是尚宁亲公主、开元十八年时已在卫尉卿任上的张垍。 (5) 认为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中所叙“北门厄”之事发生在洛阳, “京洛事游遨”中的“京洛”也指洛阳。以上五个问题, 是持李白一生仅天宝元年一次入京者与持“两入”者的主要分歧点。

 

还有一类, 在“三入长安”者方面 (至于“三入”外, 所谓“四入”之说, 这与呓语无异, 可置而不论) 。这种观点主要以李从军、安旗、胥树人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李白除了有“两入”之外, 天宝十一、二载间在北上幽州之后, 又经太原而第三次到过长安。“三入”说的主要依据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1) 他们认为哥舒翰天宝十一载岁末曾入朝, 李白《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诗即是此时所作的, 以此为“三入”之据。 (2) 认为《古风》其八、四十六、五十四等诗皆是写“三入长安”观感。 (3) 将《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 (按, 惠翼当作翼惠) 也视为“三入长安”所作。 (4) 认为李白《别韦少府》诗中“西出苍龙门, 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 犹恋汉皇恩”几句, 异于他“一入”、“二入”之离京路线, 故而认为李白有“三入”。 这种说法是在“两入长安”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来的。

 

二、考据中的“误区”

围绕“两入长安”, 形成上述复杂的局面, 固然与李白生平材料的不足有关。李白“两入长安”问题的发现, 并无直接的史料证实, 一开始甚至是凭借阅读时的敏感, 发现李白关内诗歌表达思想感情上所存在的矛盾而提出来的, 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 结论基本上也只能通过“内证”, 即李白诗歌自身来说明;仅有的一些史料或还存在其它解释或意义的可能, 这在客观上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难度;而且, “两入长安”牵涉到对李白生平的完整认识, 尤其是李白开元中后期的行迹。但是因为史料的缺乏, 我们对他这一时期的行迹还未能完全了解, 一些细小、具体的问题还无法弄清, 这使得在李白有关诗的系年上产生不同认识。比如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 稗山、郁贤皓、安旗诸先生虽然均认为是李白开元年间首次入京时所作, 但在对“卫尉张卿”的考证上, 直到现在疑问仍然未消。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曾疑“卫尉张卿”为张介然, 郁贤皓先生《李白丛考·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则断为张垍, 作为李白开元年间首次入京之依据 (张垍开元十八年时已在卫尉卿任上) 。但是, 从诗中“卫尉张卿”以主人身份接待李白的情形看, 又很难与尚宁亲公主的张垍相符, 故郁贤皓先生根据新出土的《九华观主墓记》, 又写了一篇文章[6], 否定了自己的前说, 并推测“卫尉张卿”或即玉真公主之夫。另外, 对诗中玉真公主的“别馆”的认识也有差异。又如, 贺知章与李白的初识时间问题, 与李白“两入长安”关系也较为重大, 但因史料缺乏, 而莫衷一是。类似这样的情形, 在“两入长安”问题上还有不少。这些都表明因缺乏史料, 给我们考察李白行迹带来的困扰很大。

 

但是“两入长安”问题争论中所呈现的复杂局面, 除了客观的因素外, 更与研究中陷入的考据“误区”有很大关系。“两入长安”作为考据性的问题, 本应以材料为重, 把材料与证据放在比结论更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围绕“两入长安”问题上所进行的争论却并不尽然, 存在着任意理解、使用材料, 甚至于对历史加以想象等情况。这种有悖于学术规范的做法, 使得这一原本难度很大的问题更趋复杂。这种考据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误区”之一是主观臆断取代了客观的分析。考据虽然离不开研究者主观的判断, 但任何判断都应建立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上, 不能没有充分的史实依据就随意立说, 更不能随意理解史料, 不顾事实地臆断甚至臆改。在“两入长安”问题上, 有的人得出的某种结论, 即不是依靠对材料的缜密考察来获得的, 而是想当然地提出。如乔象钟提出的开元二十三年首次入京说, 其依据即在于这年玄宗尝狩猎, 而她认为李白西游也在此年, 因入京献《大猎赋》。至于何以说李白于此年西游, 则并未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胥树人认为李白于开元二十五——二十七年间首次入京。他的依据是觉得郭沫若开元十八年入京的时间稍早了一点, 故而在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与稗山的开元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之间取其平衡, 也并未有什么实据。这些“新说”, 皆难以令人信服。有人为了让材料服从于自己的观点, 甚至还对材料作臆改。如李白《酬坊州王司马阎正字对雪见赠》中有“游子东南来, 自宛适京国”二句, 在“两入长安”说产生以前, 由于人们误将《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南陵”理解为现在安徽的南陵, 故而以为此二句说的是李白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之路线。在“两入长安”说产生、特别是学界发现李白由东鲁入京而非传统所认为的自会稽经南陵、再过南阳而入京后[7], 这二句诗就说明, 在天宝元年奉诏入京之外, 李白还有一次入京, 此二句遂成为“两入长安”说的重要依据。对于“京国”之义, 传统对此诗的理解虽有误, 但也认为是指长安。有人为了坚持李白一生仅一次入京的传统观点, 则提出“京国”指的是洛阳, 但这与题中“坊州王司马”则显然不合。又有人甚至从“宛”为南阳出发, 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南陵”为“南阳”之误, 但问题在于, 并无任何版本依据支持, 而只是为否定“两入长安”, 完全不顾实际情形。因此这类考据除了使问题复杂化以外, 对问题之深入没有任何意义。

 

“误区”之二是一叶障目, 不及其余。考据时不能孤立地看待材料, 既要对材料本身有深入准确的把握, 还需要看能否与其他材料相吻合。对于已基本确定的结论, 除非有足以从根本上推翻这一结论的材料, 证明这一结论所依据的材料皆不足以成立, 否则不应仅抓住某一条看似与这一结论不一致的资料而对结论整体地加以否定, 而应当去考察这种不一致产生的原因。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学术争论, 不能仅仅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拒绝接受已被充分证明和广泛接受的结论, 甚至故意制造麻烦。这在“两入长安”问题上有鲜明的体现。如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诗中的“离居在咸阳, 三见秦草绿”二句, 传统理解即是认为“三见秦草绿”的是李白。在“两入长安”说产生后, 这也成为“两入”说的重要依据。但是否定“两入”说者, 却提出是元丹丘“三见秦草绿”。那么, 究竟是李白还是元丹丘呢?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诗:“青鸟海上来, 今朝发何处?口衔云锦字, 与我忽飞去。鸟去凌紫烟, 书留绮窗前。开缄方一笑, 乃是故人传。故人深相勖, 忆我劳心曲。离居在咸阳, 三见秦草绿。置书双袂间, 引领不暂闲。长望杳难见, 浮云横远山。”细加体会可知, 此诗前八句叙述接信经过, 着眼于元丹丘;后八句抒怀, 则着眼于自己。如果说“离居在咸阳, 三见秦草绿”是写元丹丘, 则这两句作为前一部分的结尾, 在内容上属叙事, 交代“在咸阳”已三年。但作如是解, 则与前面抒情意味极强的“故人深相勖, 忆我劳心曲”就有扞格难通之感。果如是, 李白何以不把“离居”二句放在诗首, 却放在后面来补充呢?这显然是不大妥当的;而如果放在后面理解, 李白自写身处长安, 与故友已分别三年, 得到书信后倍觉欣慰, 因引起了对故人的思念, 这样则诗意平顺畅达;而且, 如果以元丹丘“三见秦草绿”, 李白已明知其在咸阳, 何以会在诗首有“青鸟海上来, 今朝发何处”之疑问呢?李白热切盼望入京求仕, 又何以未在诗中有丝毫的流露呢?这也从反面说明, “三见秦草绿”者, 不应该是元丹丘, 而应是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 否定“两入”者以玉真公主在洛阳、华山、王屋山等地也有“别馆”, 故认为不能肯定此所谓别馆, 就一定是位于终南山者。诚然如此, 但反过来我们不也可以说:难道因为别处有就能断言此处所指就不是终南山之别馆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别馆”是否在终南山, 而是能不能借此就否定“两入长安”。我们认为, 这显然是不够的, 最多也只能对“两入”说提出疑问 (事实上, 无论此“别馆”位于何处, 都已不足以动摇“两入”说) 。又, 李白《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中有“风流少年时, 京洛事游遨。……告急清宪台, 脱余北门厄”几句, 叙述自己过去在“京洛”曾遭遇“北门厄”, 幸亏陆调为其解脱。对于诗中“京洛”、“北门”之所指, 否定李白“两入长安”说者认为在洛阳。他们以班固《东都赋》中“不知京洛之有制”、 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中“京洛多风尘, 素衣化为缁”、 陆机《拟东城一何高》中“京洛多妖丽, 玉颜侔琼蕤”以及杜甫《云山》中“京洛云山外, 音书静不来”的“京洛”为例, 说明“京洛”在文献中皆指洛阳。今按, 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京洛”一词, 意义较为丰富。班固、陆机诗文中“京洛”固是指洛阳, 但这是在以洛阳为都的朝代的前提下 (如班固为东汉人、陆机为西晋人, 其时皆以洛阳为都) , 其他时期“京洛”则多是兼长安、洛阳两地以言, 有时还偏指长安, 甚至代以指京城。如《乐府诗集》卷三十九载鲍照《煌煌京洛行》二首与梁代戴暠的同题诗, 并言京洛之美, 其“京洛”之所指即是并两京以言, 而鲍照《代堂上歌行》中“四坐且莫喧, 同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时, 高门临长河”的诗句, 则又以“京洛”作为京城的代指。宋代张端义《贵耳集》评李清照《永遇乐》词时所谓“易安居士李氏, ……南渡以来, 常怀京洛旧事” (卷上) , 也是以“京洛”代指北宋都城汴京 (今开封) 。可见“京洛”之义颇为复杂, 这在唐代也是如此。如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中的“京洛多风尘, 犹轻五车富”, 张九龄《东湖临泛饯王司马》中的“忽怀京洛路, 难与共清光”, 严维 (一作张谓) 《同王征君洞庭有怀》中的“故人京洛满, 何日复同游”, 司空图《江行诗二首》其一中的“何时京洛路, 马上见人烟”, 其中的“京洛”, 都至少应是并长安、洛阳以言的, 这从李端《代村中老人书》中“京洛风尘后, 村乡烟火稀”二句中更可见出。这两句写长安、洛阳经过“安史之乱”浩劫后乡村的萧条情景, 毫无疑问是指长安、洛阳两地。而卢照邻《送梓州高参军还京》诗中“京洛风尘远, 褒斜烟露深”二句, 从题中“还京”二字看, 则更是以“京洛”偏指长安。因此, 李白此诗中“京洛”是不可能仅指洛阳的。而如果联系诗中“我昔斗鸡徒, 连延五陵豪”中之“五陵”位于长安看, 李白所遭遇的“北门厄”, 其在长安就更为确凿了。因此, 认为李白诗中“京洛”指洛阳, 是根本错误的, 而在此基础上对“两入长安”说之否定, 也就缺乏说服力。“两入长安”问题的考据上, 仅仅抓住某一则资料或李白某一句诗, 而不顾与其它资料的矛盾而标新立异的情形很多, 这种考据, 已完全不是学术争论, 而是有哗众取宠之嫌了。这是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复杂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误区”之三是不守考据的原则。考据中争辩的前提是要以已确定的、为争辩双方都认可的材料为基础。应尽量避免使用存有异议的材料, 更不应以已经被否定了的材料作依据;即使使用, 也应首先指出材料的其他理解的错误, 对材料的可信性重新证实, 指出不能否定的依据。如果不以此为基础, 彼此各以其所是为是, 就构不成“学术对话”, 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然而这个考据中应守的起码规则, 在李白“两入长安”问题上,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比如, 李白《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诗, 安旗、胥树人等均作为“三入长安”之据。他们以天宝十一载冬哥舒翰曾入朝为据, 认为李白此诗作于其入朝在长安时。但是以这首诗为据, 证李白有“三入长安”, 是很危险的。此诗自来争议很大, 明代朱谏既已对此有过疑问。他在《李诗辨疑》中曾云:“按诗意, 李白乃述德上哥舒大夫者, 必称美大夫有统军御敌之才能, 以及在己被谗忧国之大略。今玩诗意, 述德则有之, 无有陈情之词, 疑当有阙文也。以俟再考。”此诗不仅内容与诗题不合, 而且更重要地, 李白天宝十二载自梁园南游宣城, 行迹历历可考。其《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中至有“十年罢西笑”之语, 倘天宝十一载时他有长安之行, 何得而有此言?故詹锳先生在《李诗辨伪》中决其为伪作[8]。基于此, 即便要以此诗为据, 说明李白有“三入长安”, 就考据之原则来说, 也应首先辨明其非为伪作。《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 前已指出, 争议较多。因此, 以此诗为据, 应非常审慎。但是胥树人仅据《旧唐书·玄宗记》下所记天宝十二载 (753) “八月, 京城霖雨, 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 减价粜与贫人”, 即断为系此年所作, 从而为“三入长安”之据, 对于“卫尉张卿”等争议的焦点未置一词, 体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再如《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 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也以为“三入长安”之据[9]。但这首诗已有人依据自开元二十二年始停官祭赠太子敕而断为李白开元年间首次入京所作[10]。安旗先生举出天宝六载 (747) 所下诏令:“……其章怀、节愍、惠文、惠宣等太子, 虽官为立庙, 比来子孙自祭, 或时物有阙, 礼仪不备。宜与隐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诸室, 简择一宽处, 同为一庙。应缘祭事所须及乐馔, 并令官供, 每差祭官, 宜准常式。仍都置田庙令、丞, 自余所废庙官宜停。”[11] (卷十九) 安旗先生据此合诸太子庙为一庙之诏令, 得出惠庄庙有复置之可能, 并据以支持“三入”说。按, 这里对材料的理解不确。据此诏令可知:庙令或丞因合庙则只能有一名, 故惠庄太子庙令与丞连同原先的惠庄太子庙都不复再有了。又, 诏令明言是合诸太子庙为一庙, 不是说恢复每位太子各置一庙之旧制, 因此根本不能由这一诏令而推出惠庄庙仍有复置可能之结论。退一步说, 即便对材料的理解不误, 仅以惠庄庙仍有复置之可能, 而没有复置之实际依据, 即据以支持“三入长安”, 这无论怎样, 都是不足令人信服的。又如吴筠荐李白入京说, 是《旧唐书·李白传》中所说的。郁贤皓等先生已根据比《旧唐书·吴筠传》更早因此理应更为可信的资料, 在考证李白不可能与吴筠有交往的基础上, 否定了此说。现在有人仍坚持《旧唐书·李白传》中的提法, 认为吴筠荐李白入京, 但问题在于并未对已被否定的《旧唐书·吴筠传》的材料重新证实, 只是主观地认为《旧唐书·吴筠传》中的史料是可信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考据并未将原先的问题引向深入, 其结论固未足以令人信服, 因而也不可能动摇原有的考证结果。

 

三、一点意见

以上围绕“两入长安”问题而产生的考据“误区”, 使得这一原本就颇为复杂的问题更加混乱。这种“误区”的产生, 从根本上说, 体现了李白研究界在“两入长安”问题的研究上学术风气的问题。李白研究中“两入长安”问题的考据所走入的“误区”, 虽然未及“红学”研究中以前存在的所谓“走火入魔”现象那样严重, 但以上的回顾也足以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也已经“失范”, 偏离了正轨。这也说明了建立和遵守研究规范的必要性、紧迫性。就“两入长安”说而言, 目前要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系统清理围绕“两入长安”而存在的复杂情况, 对争辩双方存有分歧或有疑议的地方进行深入考察, 看看各种说法集中体现了哪些方面的差异, 对材料把握上的不同认识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再逐一地讨论、解决。我们认为, 只要李白研究界共同建立、遵守学术规范, 在“对话”的基础上讨论, 任何问题都可能得到更为深入而有效的进展。现在有全国性的中国李白研究会, 围绕李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当然, 学术规范不应也不可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建立, 但是学会的组织者, 应当也可以在广泛征集意见的情况下, 对自身学术发展, 提出建议或规划, 指导研究的正常进行。这不仅对李白研究, 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同样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稗山 .李白两入长安辨 [J] .中华文史论丛 , 196 2 , (2 ) .

 

[][2 ]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96 .

 

[3]乔象钟 .李白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 .

 

[4]郭石山 .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 [J] .吉林大学学报 , 1982 , (2 ) .

 

[][5 ]胥树人 .李白和他的诗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4.

 

[][6 ]郁贤浩 .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 [J] .文学遗产 , 1994, (1) .

 

[7]葛景春 .刘崇德·李白由东鲁入京考 [J] .河北大学学报 , 1983, (1) .

 

[8]詹锳 .李白诗论丛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4.

 

[9]安旗 .李白三入长安别考 [A] .李白研究论丛 [C] .成都 :巴蜀书社 , 1987.

 

[][10 ]谢思炜 .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 [J] .西北大学学报 , 1983 , (3) .

 

[11]宋·王溥 .唐会要 [Z] .北京 :中华书局 , 19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