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白的家世及由之产生的客寓意识

 

 

     正如陶渊明对“生死之理”的关心, 白居易对身心“适”的希求, 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诗人, 李白也有其之所以成为李白不可欠缺并贯穿一生的意识观念, 那就是“客寓意识”。本文认为, “客寓意识”及其产生的土壤——李白的家世是形成李白独特的“故园情思”的最重要的因素。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赠张相镐二首》其二等文字资料中都有“白, 本家金陵”“白, 陇西布衣”“本家陇西人, 先为汉边将”此类言论;历代史料如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魏颢的《李翰林集序》也均记载李白本籍并非蜀地, 李白本家是由外地迁往四川定居这一事实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无论对李白出生地是持蜀中说还是持西域说, 这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而这恰恰成为李白“客寓意识”形成的基础。

 

 

     然而, 李白对自己家世的自我意识, 由直觉阶段到形成并深化为“客寓意识”, 是在蜀中生活时期。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 就是李白的父亲一生没有正式的中国名, 而以“客”这个通称来称呼, 这对李白的“客寓意识”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此外, 还有一个事实, 就是青年李白并没有选择科举作为自己的仕进之路, 这固然有其受赵蕤《长短经》中王霸大略和纵横之术的影响, 而他的出身恐怕也是他无法走这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对满怀经世济民热切愿望的李白无疑是一个打击, 他在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交往中, 也很容易产生被疏远排斥在外的“疏外感”。至少, 在客观上, 我们应当认同他要比同时代或稍后的杜甫、韩愈、白居易这些传统士人更多、更容易产生这种心情。那么, 似乎可以推论, 青少年时代在蜀中的那一段生活给李白留下了并不怎么愉快的回忆, 李白对“故乡”四川的感情蒙上了一层阴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李白自己所描述的“蜀中生活”, 有以下四种:

 

 

     五岁诵六甲, 十岁观百家, 轩辕以下颇得闻矣。……昔与逸人东严子, 隐于岷山之阳。 (《上安州裴长史书》)

 

 

     十五观奇书, 作赋凌相如。 (《赠张相镐》二首其二) 十五好剑术, 遍干诸侯。 (《与韩荆州书》)

 

 

     十五游神仙, 游仙未曾歇。 (《感兴》八首其五)

 

 

     这些描述虽然洋溢着少年的豪情, 但不难看出, 年少的李白已经开始选择“游仙”“剑术”等“迂回战术”达到求仕的目的, 个中或许包含了许多无奈, 故李白少年对“故乡”四川的这种情感体验也成为可以解释李白暮年流放夜郎途中得知被赦免的消息后没有折回更近的、所怀念的蜀地这一行为的一个原因。

 

 

     再作一个对照, 我们看一看故乡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首先, 有必要对杜甫故乡作一个界定, 即巩县-洛阳一带 (虽然杜甫的出生地、童年成长的地方和成年安家之地不在同一地方, 但也都在这一带范围之内) 。在这之中, 偃师西北的首阳山在杜甫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神圣地位。杜甫所崇拜的远祖西晋大将军杜预, 生前就在《遗令》中说:“洛阳城东, 首阳之南, 为将来召域”, 死后也葬在这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 祖母薛氏、卢氏的坟茔也都在此处。不仅如此, 杜甫与杨氏也在这里成婚, 他们在杜甫祖上留下来的一个庄园里盖了个院落“土室”, 也就是后来杜诗中常提到的“偃师故庐”“尸乡土室”“土娄旧庄”。杜甫与妻子在这里度过了婚后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李白与杜甫在对故乡的认同感上是不同的。这并不是说李白不把四川当作自己的“故乡”, 而是说故乡在他心目中并没有占据像在杜甫等传统士人心中的地位, 或者竟可以说, 李白没有像杜甫心目中像河南那样的故乡。四川并非其本籍, 蜀中生活也有许多并不美好的回忆, 李白与杜甫在对故乡态度上存在差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一般说来, 如果一个人在某地度过了童年到青年这一段敏感的成长期, 不管那个地方是好还是坏, 对那个人来说都是一块具有特殊意义的土地, 所以李白始终会对四川保持一种既亲切又疏远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