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 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魏晋时代。生活和人格上的个性主义和自然主义, 艺术上的生命意味和宇宙意识, 是魏晋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 魏晋之美又与冲破礼教束缚的超道德观念紧密相关。观照李白一生, 无论是其行为还是诗歌, 都把这种魏晋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生活和人格上充分展现了魏晋的主体精神。本文认为, 李白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或者说把握世界的方式, 是形成其独特的“故园情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对李白的人生态度及其对李白“故园情思”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前, 有一个问题要先加以说明:李白人生态度的形成虽然有受前面所说的“客寓意识”影响的因素 (如李白言论举动的放纵就是一个显在的例子) , 但更多的是李白自我选择的结果, 所以本文把它单独列为李白“故园情思”独特性的一个成因。

 

 

     李白独特的人生态度, 首先表现在生存的诗化上。杜甫天宝年间赠李白诗“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几乎成了李白的生活写照。《候鲭录》里有一则记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 封一板, 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 钓巨鳌, 以何物为钓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 乾坤纵其志, 以虹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但也只有李白才会让人附会上这样的传说,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李白生存的诗化。正是这种对待人生的感性的态度发展致使他超越了生活个性化的外在自由而转化为生命的内在自由, 当完成这个超越后, 李白与自然、人乃至一切独立于主体外的客体发生关系, 都很少受理性观念的约束, 既不做作, 也不勉强而行, 而是感性地、自然地和对象发生关系。这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方式, 就是自由审美人格的体现。因此, 故乡作为一个外在客体, 李白与它保持着一种真诚而自由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说, 当年少的李白踏上离乡的路程时, 他满怀怅惘;当他身处老境, 他也由衷地想起了故乡, 这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反过来讲, 李白一生漂泊流离了大半个中国去追寻他的人生价值 (在李白心中, “出”与“处”各从一个侧面实现着他的人生价值) , 他不做作地或勉为其难地返回故乡, 他也毫不顾及可能引起的“忘祖”的非议, 把葬身之所选择在当涂, 这同样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这种“真情”就是李白生存诗化的集中体现, 和一般情感, 比如社会情感、伦理情感相比, 后者由于约定俗成, 具有稳定性、长期不变的特点, 而李白诗中的个体情感由于是“真情”, 却具有极不稳定的特性。李白一生中“故园情思”所体现出来的“间断性”“非持久性”也可以用此来解释。

 

 

     李白人生态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享乐与唯美的人生观。宗白华先生曾谈及魏晋唯美的人生态度表现于两点:“一是把玩‘现在’, 在刹那的限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 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 不在于外在目的”[2]。这在我们所熟悉的陶渊明身上就有所体现。慨叹着“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的他提倡“得欢当作乐” (《杂诗》其一) , 他寻求归隐也是为了“复得返自然” (《归田园居》) , 为了实现一种唯美的人生观。而李白在他的人生历程中, 对“把握现在”这一享乐的观点着意发扬, 突出表现在游仙、任侠及政治活动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我们来看他的一组游仙诗:

 

 

     举身憩蓬壶, 濯足弄沧海。从此凌倒景, 一去无时还。 (《酬崔五郎中》)

 

 

     山明月露白, 夜静松风歇。……扪门摘匏瓜, 恍惚不忆归。 (《游泰山之六》)

 

 

     传闻海水上, 乃有蓬莱山。……吾欲从此去, 去之无时还。 (《杂诗》)

 

 

     这些游仙诗都表达了李白出世的愿望, 这对李白来说, 是为了面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的一个超越, 这种超越可能带着痛苦, 但他却是为寻求“享乐”而去实行的。既然是为了“享乐”, 那么无论是“处处笙歌发”的泰山、“峥嵘”的西岳、“与我语”的太白峰, 还是“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多“名山”的剡中, 甚至海外方丈蓬壶, 都可以成为其栖身之所, 可以一去不还, 而不必一定要回到“多仙山”的蜀国、“邈难匹”的峨眉。在李白另一首诗《客中作》中就写道:“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同样反映了李白这一“乐不思蜀”的心理。这一心理或者由此表现的对人生的态度是魏晋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意义上, “无字不说归”的陶潜与“不归”的李白本质上倒还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