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白继承发扬了魏晋以来的主体精神, 相对于其他唐代诗人特别是中唐儒学复兴以后的诗人, 可以说他是受儒家思想束缚最少的一个, 但这并不表明, 他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不多, 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不深。而且, 也正是由于他受到的这些儒家思想的影响, 对促使他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故园情思”起到重要的作用。

 

 

     和唐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李白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自称“常横经借书, 制作不倦” (《上安州裴长史书》) , 而儒家思想在他身上也打着很深的烙印, 他自幼就立下了建功立业、治国安邦之志:“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 射乎四方, 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他的政治志向是“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 。同时, 他也接受了儒家“光宗耀祖”的教诲。《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教之始也。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中说:“事君之道成, 荣亲之义毕, 然后与陶朱、留侯, 浮五湖, 戏沧海。”在《赠张相镐》中也说:“一生欲报主, 百代期荣亲。”而且, 他又有着家、国通一的志士情怀。正是为了“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也为了荣亲耀祖, 又把“家”“国”打通为一体, 李白二十五、六岁就游于四方, “遍干诸侯, 历抵卿相”, 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故乡。

 

 

     然而出蜀后, 李白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现实的艰难、复杂, 饱尝了理想幻灭的痛苦, 在他还待诏翰林时, 他就发出了这样的牢骚:“青蝇易相点, 《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 屡贻褊促诮。”并且萌发了“从此一投钓”的归隐愿望。即便如此, 在辞京还山后, 他对长安待诏的那一段生活还是很留恋的, 对唐玄宗对他的恩宠和隆遇, 一直是铭刻在心的。这在他许多诗中都有明显反映:

 

 

     去去复去去, 辞君还忆君。 (《拟古》其十二)

 

 

     狂风吹我心, 西挂咸阳树。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遥望长安日, 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 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 发白心不改。 (《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鲁客向西笑, 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 日忆明光宫。 (《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

 

 

     这种感情不仅在李白初出长安时有, 而且贯穿他的一生。在他晚年流落在宣城一带, 听到“胡人吹玉笛, 一半是秦声”时, 也不禁“却望长安道, 空怀恋主情” (《观胡人吹笛》) 。这其中固然包含着李白对过去金堂玉马恩宠生活的怀恋, 但更多的是他思想中建功立业、事君荣亲的理想在起作用。不仅如此, 李白还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入世愿望:安史之乱爆发后, 他参加了永王李的幕府, 渴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 “为君谈笑静胡沙” (《永王东巡歌》其二) ;在长流夜郎, 饱受折磨, 九死一生之后, 他还向率领平叛大军的李元弼元帅请缨, “冀申一割之用”, 这种由儒家宗法意识产生的忠君报国、光宗耀祖的思想, 深潜在每个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在李白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也正是因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年少的李白毅然踏上了离乡的路程。在之后的岁月里, 他急切渴望建功立业, “燕然未勒归无计”, 自然少了许多归家的打算, 这是形成他独特的“故园情思”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他仕途不顺时, 他思想中追求自由个性和及时行乐的道家思想也时时占据上风, 他也会选择暂时或长久地归隐, 但为什么他没有选择归家呢?本文认为, 这与他所受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而与故乡在他心中的印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