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李白对故乡的认同感与传统士人存在明显差异, 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客”也即“行旅者”。在其二入长安的时候, 李白的“客寓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并最终构成以此为基础的诗思, 特别是“谪仙”这个称呼促成了李白诗歌风格和言论举动的自觉化。大约是在天宝元年 (724) , 李白在长安的紫极宫从贺知章那里得到“谪仙人”这一称呼, 李白本人对这个称呼也非常喜爱, 可以说, 这个称呼暗合了李白的某些人格理想。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分析“谪仙人”的意象结构后, 认为其主要属性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 才能的天才性; (二) 对社会关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 (三) 言论举动的放纵性、非拘束性。其中, “对社会关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意即当事人是由天上世界一时流谪人间的仙人, 他有条件免去成为现实社会的恒常主体者 (责任分担者) 。综观李白一生, 他无论是对婚姻、家庭还是朋友, 都很少执着于某个特定的人并将其特定关系持续到最后[1]1-15。他不仅无须维持恒常的社会关系, 同时, 他又会向着与这种痴迷执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不能不对他的诗风造成特殊的影响。

 

 

     历来对李白诗风的评价给人最深印象的是“飘然”“飘逸”。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说:“白也诗无敌, 飘然思不群。”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说:“神仙会集, 云行鹤驾, 想见飘然之状。”严羽《沧浪诗话》中评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些评价都说出了李白“不群”的非执着痴迷的精神状态。可以说, 是李白独特的故园情思造就了他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从而培养了他独特的诗风。

 

 

     综上所述, 李白对故乡四川的感情也即本文所谓“故园情思”较之传统士人有其独特的一面, 在形成这种独特的“故园情思”的众多原因中, 李白的家世及由之产生的客寓意识、李白的人生态度和儒家思想对李白的影响三点最为突出, 它们相互交织作用形成了李白独特的“故园情思”。这种“故园情思”也造就了李白独特的诗风。

 

 

     随着人类步入工业乃至后工业社会, 乡国意识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逐渐消失, 人们的乡国意识逐渐淡薄,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执着于故乡家园, 从这点上看, 或许可以说, 李白是“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