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幡动, 是心动——试用接受美学的观点重新阐释李杜优劣论
不是幡动, 是心动——试用接受美学的观点重新阐释李杜优劣论
葛景春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
摘 要:
本文试用接受美学的观点 , 重新审视文学史上的李杜优劣论。历代读者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政治观点、审美思潮及读者个人审美趣味、文化修养等因素的影响 , 对李杜有不同的评价。正是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李杜的不同理解和误解 , 才使得人们不断地创造着、生发着对他们作品意义的新的阐释。李杜诗歌正是在读者这种不断理解和误解的过程中 , 其作品意义在不断地产生“层累”式的迭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作品才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得到了永生
关键词:
接受美学; 重新阐释; 李杜优劣论;
作者简介: 葛景春, 男, 1944年出生,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郑州450002) ;
研究李杜优劣论的文章已有多篇, 但仍有未惬处。若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 历代的李杜优劣论, 只不过是一部历代的读者用不同的思潮和眼光对李杜的接受史, 是接受主体对作品客体的不断理解或误解而已。李杜诗歌本身的历史价值并没有改变, 只是人们的审美眼光和接受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此, 李杜优劣, 千年论争不已, 借用禅宗六祖惠能的一句话:不是幡动, 是心动 (1) 。在对李杜的评论上, 也是如此。尽管李杜在历史上的创作业绩并没有变, 但是历代对李杜的评价, 却在变化着。这种变化, 正是历代李杜诗的读者们心灵感受的变化。这些心灵感受的变化, 既有不同时代的思想流向和审美思潮的差异, 也有同时代不同的读者个人的个性、思想和审美趣味的差别。
传统的阐释学, 只研究作家和作品, 而把读者这一重要对象给忽略了。而恰恰是读者是阐释学中最重要的主体。离开了文学作品的接受者, 文学作品价值都是空的, 或者说只有一种没有实现的“潜在价值”。文学作品的价值都是由接受者或者说是读者给予评定的。当然, 对文学作品思想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正确的评定, 也不是纯由某一方主观决定的, 它应是读者和作品两者之间的主、客观价值的契合。完全的契合当然是最理想的, 但是这是很难达到的。大部分情况下, 由于读者一方面要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流向和审美思潮的变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个人的认识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影响, 读者对作品既有不断的理解, 却总有一定的误解 (即读者的理解与作品原意之间的距离和差异) 。正是这种“误解”, 才使得人们不断地创造着、生发着对作品意义的不同的阐释, 从而达到对经典作品意义的“层累”式的迭加。经典作品正是在读者这种不断“理解”和“误解”的过程中, 得到永生。
由此观点来看历代读者对李杜诗的不同认识和评价, 我们才会感到, 不论是抑李扬杜, 或是抑杜扬李;亦不论是崇李尊杜, 或是李杜并尊, 并不是李杜诗的客观成就和价值产生了什么变化, 而是历史上的文学思潮在变化, 审美取向在变化, 且读者个体在思想倾向个性嗜好和审美趣味方面存在着差异同时也在不断地变化。只有审视这种变化, 才能理解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争的现象, 是一种正常现象, 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它, 或否认它。
在李杜生前, 并不存在抑此扬彼的现象。因李杜相差11岁, 且杜甫成名的时候较晚, 在李白基本已完成了他主要创作且已扬名海内时, 杜甫才刚刚登上诗坛。杜甫的后半生是在巴蜀和长江、湘江一带度过的, 由于地处偏僻, 又逢战乱, 此时虽已成名, 但其诗名还未能与李白相比。天宝末年编成的《河岳英灵集》中尚未选杜甫的诗。李白去世时, 李阳冰评李白说:“千载独步, 唯公一人。” (2) 仍未提及杜甫。只是到了中唐以后, 经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崇和鼓吹, 杜甫的诗名才开始与李白相齐。裴斐先生说:“李杜齐名实际上是由抑李扬杜开始。” (3) 此言确有见地。元稹出于提倡新乐府和现实主义的诗风的目的, 对杜甫做了“上薄风骚, 下该沈宋, 古傍苏李, 气夺曹刘, 掩颜谢之孤高, 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崇高评价。为了抬高杜甫的地位, 他采用了抑李的手段:“时山东人李白, 亦以奇文取称, 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 模写物象, 及其乐府歌诗, 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 排比声韵, 大或千言, 次犹数百, 辞气豪迈而声调清深, 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 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 况堂奥乎?” (4) 白居易与元稹亦有同样的看法:“又诗之豪者, 世称李杜。李之作, 才矣奇矣, 人不逮矣, 索其风雅比兴, 十无一焉。杜诗最多, 可传者千馀首, 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 尽工尽善, 又过于李。”元、白二人出于个人的审美观, 主要是出于他们的“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现实的诗歌主张和“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 (5) 的政治目的, 推崇杜甫的新题乐府, 因而不惜贬低李白, 这可以看做是他们抬高杜甫地位的一种手段来达到他们宣传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目的, 但也是由于中唐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高涨所致。其实, 他们的真正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打倒李白, 而是要将杜甫和他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推上与李白及其所代表的浪漫主义诗风并驾齐驱的地位。这只要看白居易的一首诗就可以明白:“翰林江左日, 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 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 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 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 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 (6) 在白居易的心中, 李白和杜甫的地位其实是一样重要的, 都是他所喜爱和敬重的大诗人。元稹抑李扬杜的言论使韩愈大为不满, 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对元稹的偏颇之论进行抨击。这与韩愈的诗歌主张和审美情趣是密切相关的。韩愈对李杜“巨刃磨天扬”的才力和魄力都是十分赞赏的。他对盛唐时代的浪漫气度和阳刚之风十分向往。李白诗歌雄奇壮伟的风格和杜甫诗歌刻意求新的作风都使他心悦诚服, 他吸收李杜的长处, 形成了自己的险奇雄峻的诗风。
中唐之后的诗坛是沿着李杜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韩愈、李贺、卢仝、杜牧等诗人显然是对李白富有激情与充满奇幻色彩的浪漫风情更感兴趣;而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的新乐府诗派及陆龟蒙、杜荀鹤等诗人对杜甫深刻反映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史诗”般的深沉诗风更为钟情。其他如刘禹锡、李商隐等诗人则对李杜兼收并蓄, 都在以自己审美眼光和趣味来选择接受李杜不同的诗歌传承。正是李白和杜甫相反相承的诗学传统,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经一纬, 才使中晚唐诗人织成了百花争艳、花团锦簇的诗歌画卷。
到了宋代, 李白的地位急剧地降落, 而杜甫的地位开始大幅度地上升, 抑李扬杜是宋代主潮北宋从王安石开始又一次地进行抑李扬杜。这一次与上次不同, 元、白主要是从风格流派方面抑李, 而这一次则主要是从思想和道德人格方面。清人仇兆鳌列举宋人对杜甫的评价说:“王介甫选四家诗, 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 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 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 罗景伦则推为诗中之经, 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 (7) 而对李白, 宋人却持相反态度。据宋人诗话记载, 王安石曾说:“太白词语迅快, 无疏脱处, 然其识见污下, 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8) 苏辙说:“李白诗类其为人, 骏发豪放, 华而不实, 好事喜名, 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义之心, 白所不及也。” (9) 黄彻则认为:“ (李) 白之论撰, 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 社稷苍生何赖?……历考全集, 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 一何鲜也!……余窃谓:如论文章豪逸, 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 可施廊庙, 李杜齐名, 真忝窃也!”10罗大经也有相似的话语。总之, 宋人尊杜贬李, 主要从封建礼教和儒家的忠君思想观念出发, 他们对杜甫的忠君爱国的儒臣形象表示倾慕, 而对李白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叛逆形象十分反感。当然这与宋代的尊君崇儒的道德观念和理学思想的盛行有关。他们有意地把杜甫塑造成“每饭不忘君”的忠臣形象, 而把李白看做是不遵礼法、放情酒色的“浪子”, 这是他们受时代偏色变型的“眼镜”所扭曲之结果, 他们没有完全看到杜甫和李白的真正形象和李杜诗的真实面貌。当然, 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没有, 如苏轼就曾经说过:“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 公卿大夫争事之, 而太白使脱靴殿上, 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 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 其肯从君于昏乎?”又谓李白“戏万乘若僚友, 视俦列如草芥, 雄节迈伦, 高气盖世”11。苏轼虽然也是个尊杜派者, 但他对李白的独立人格, 蔑视权贵、负才傲世的精神, 给予高度的赞扬。曾巩也对李白始来玉堂旋去江湖麒麟凤凰世岂能拘”111, 睥睨富贵, 纵情肆志的放浪情怀, 表示由衷的敬佩。但这样的声音, 在宋代一片尊杜的声浪中实在是太微弱了。
从诗歌创作的方面来看, 宋诗是在杜诗的笼罩之下。无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苏轼、陈与义, 或是以杜甫为不祧之祖的黄庭坚的江西诗派, 都是杜诗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即使是南宋四大家尤、杨、范、陆, 在创作方面也都受到了杜甫的深刻影响。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国家命运前途莫测, 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年代里, 杜甫的忧患意识、爱国精神、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同情心, 都更容易在宋代诗人的心中引起共鸣。相对来说, 人们对于李白不遵礼教、藐视权贵的反叛精神却未产生足够的同情。宋人的经世致用的现实态度, 更容易接受杜甫, 而疏远李白。宋代尽管也出现了像苏轼这样的颇具自由浪漫色彩的诗人, 但毕竟是少数。这样看来, 宋人选择了杜甫, 并将他抬上“诗圣”的宝座, 而李白这位“诗仙”却被相对地冷落, 是一种必然之势。严羽虽然曾大力倡导诗尊盛唐, 提出李杜并尊的口号, 也未能扭转这种局势。
一直到了明代, 李白的诗歌才转变了命运。明初的诗人高启是学李白的。邓雅甚至把李白称之为“诗祖”13, 在采石矶李白墓前做诗叩拜。明中期的高所编的《唐诗品汇》中, 甚至把李白摆在唐诗“正宗”的位置上, 而将杜甫只置于“大家”的地位。力主复古, 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 也都推崇李白。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也是极力推尊李白的。祝允明论唐代诗人, 尊李白为冠, 而力斥杜甫, 总评之曰:“外道。”14以离经叛道而闻名的李贽, 也是尊崇李白的, 认为李白是“天上星, 地上英”15。王登认为“李能兼杜, 而杜不能兼李”16。明人尊李抑杜最甚者为杨慎。他认为“李太白为古今诗圣”17, 而评杜甫的一些诗句说:“意求工而语反拙, 所谓凿混沌而画蛇足。”18意思是说李优于杜。很明显, 明代有一股崇李思潮, 他们普遍尊李抑杜, 这说明明人是喜爱李白那种高扬的人格和浪漫的诗风的。这些人普遍是社会地位较低, 或有坎坷经历的人。他们才高位卑, 怀才不遇, 恃才傲物, 非常向往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叛逆精神和独立傲世的气度。同时, 明代尤其是明末思想解放的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潮和浪漫主义的审美倾向, 很显然给李白的狂放精神和浪漫诗风, 提供了滋生土壤和成长的温床。明人很自然地选择了纵情放浪的李白作为他们向往崇拜的偶像和榜样;而对于循规蹈矩的杜甫的兴趣, 显然是减弱了。
总之, 从读者和接受者心态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关于李杜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浮沉变化的历史, 更能够说明, 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的审美作用, 是顺着历代的读者、接受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审美思潮的变迁、个人的思想、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的,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同一个读者主体, 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心境状态下, 其思想状况和审美情趣也是在变化着的。当然, 变中也有相对的不变, 就是在读者眼中的客体 (即作家和作品) 本身, 必须含有客观的历史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即作品本身必须具有的“潜在价值”) , 它并不完全受主观变化的支配。而我们不可能让读者完全契合作家和作品的原意, 也不能强求读者都能为作家和作品作出正确而恰切的评价, 更不能对读者的审美活动强求一律。争论与分歧, 理解与误解, 不断地产生新的理解与新的误解, 不断地发生新的争论与产生新的分歧, 这些正是推动读者对作家作品不断认识与深化的必不可缺的过程与手段。只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艺思潮还在不断地变化, 只要人们的审美情趣还在不断地更新流变, 只要读者个体的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还存在着差异, 还在不断发展变化, 李杜优劣的话题今后还会不断地论争下去这正是李杜诗歌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之所在。
注释
1 《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中记载, 六祖惠能在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说法, 时有风吹幡动, 一僧曰风动, 一僧曰幡动, 议动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 不是幡动, 仁者心动。”引自《白话佛经》第40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出版。
2 《草堂集序》, 《李太白全集》卷三一, 中华书局, 1977年出版。
3 裴斐:《历代李白评价述评》, 《李白十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
4 《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四部丛刊初编第41册, 商务印书馆, 1936年出版。
5 以上均引自《与元九书》, 《白氏长庆集》卷四五, 出处同上。
6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白氏长庆集》卷一五, 同上。
7 《杜诗凡例·杜诗褒贬》, 《杜诗详注》, 第23页, 中华书局, 1979年出版。
8 《冷斋夜话》, 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商务印书馆, 1936年出版。
9 《栾城集》, 卷八, 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第53册, 商务印书馆, 1936年出版。
1010《溪诗话》, 卷二, 《历代诗话续编》上册, 中华书局, 1983年出版。
1111《李太白碑阴记》, 《苏东坡全集》, 前集卷三三, 中国书店, 1986年出版。
1212《代人祭李白文》, 转引自《李太白全集》, 卷三三《附录》, 中华书局, 1977年出版。
1313见《太白墓》, 《玉笥集》, 卷九, 四库全书珍本精装初集第359册。
1414《带经堂诗话》卷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出版。
1515《李白诗题辞》, 《焚书》, 卷五, 中华书局, 1975年出版。
1616《李翰林分体全集序》, 《李太白全集》, 卷三三, 中华书局, 1977年出版。
1717《周受庵诗选序》, 《升庵合集》, 卷四, 清光绪8年刻本。
1818《升庵诗话》卷四, 《历代诗话续编》中册, 中华书局, 198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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