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崇道初探 

赵树中

 

盛唐之世, 道、释、儒三教并行。当世的文人雅士, 各择所好, 自信一宗。有的崇道, 有的奉释, 有的尊儒。与他白同岁的王维, 政治上失意之后, 晚年吃斋奉佛, “焚香独坐, 以禅颂为事”[1]。与李白诗名相侪, 友情甚笃的杜甫, “穷年忧黎元”“济世肯杀身”一心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2], 终身以儒家思想为信条。比李白稍晚的白居易, 晚年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 杂取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为护身法宝[3]。而李白的一生中却热衷于游仙访道。他“十五游神仙, 仙游未曾歇”。无论是在绵州彰明和湖北安陆定居, 还在吴、楚, 齐、鲁等地漫游, 他都和当地的道士有着密切的过从。并结识了不少有名望的道士, 如司马承祯、吴筠、元丹邱、胡紫阳等。他与道士或同隐同游, 谈玄论道;或登山采药、操术修身;或对酒行吟, 互相酬唱。其中写给元丹邱一个的诗就达十四首之多。他还炼过丹, 受过道■……二十六、七岁时, 受到皇帝两次诏见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就夸他有“仙风道骨”;45岁以后在漫游途中, 独孤及则用“仙药满囊、道书盈箱”形容他的风采。他还曾送自己的妻子许氏去学道。李白留传下来的千余首诗作中, 有一类被论家称为游仙诗。这类诗为数不少。道士、隐者、羽人、神仙、白鹿、彩凤、太清、紫霞、天宫楼阙、琼阁仙山等等, 在诗中屡见不鲜。足见李白对道教之倾心和道教对他的影响之深。

 

李白对道教为何如此倾心呢?对此, 历代论家虽不乏论述, 但一般都只附带提及, 而作专题探讨者甚寡。笔者窃以为弄清这个问题, 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李白的思想脉胳和理解他的不朽作品, 不无帮助。为此, 特试作浅探, 以此为引玉之砖, 求正于专家读者。

 

李白崇道的原很多, 但不外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窃以为其主要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各有三点。

 

客观原因中, 首先是受时代潮流的驱使。

 

李白一生处于道教最受统治阶级尊崇的时代。道教作为一种宗教, 东汉时产生于民间, 南北朝时经葛洪、寇廉之等人的改造, 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唐代最高统治者崇道最甚。高祖李渊为了神化自己的皇权, 尊老子李耳为祖先, 把道教列为三教之首。太宗、高宗亦然。武则天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 转而崇佛抑道。到中宗、睿宗、玄宗三代 (705-756年) 时, 道教重新受宠。尤其是玄宗, 溺信神仙之说, 诚求长生之术, 把崇道推向了唐代的最高峰。仅举李白在蜀中生活时期 (705-726年) 这二十余年的崇道大事件:

 

李白5岁入蜀那年 (705年) 中宗复位, 令贡生举人停习《臣轨》, 依旧制习《老子》, 同时宣布老子依旧为玄元皇帝[4];

 

景龙三年 (709年) , 李白9岁时, 因高宗旧宅龙兴寺枯树得荣, 中宗大赦天下, 赐百官封爵, 普度僧侣道士数万[5]。并为韦后立翊圣冠观[6]。

 

景云二年 (711年) , 睿宗命二女 (金仙公主、玉真公主) 从太清观道士史崇学道, 并耗费巨资为她修建道观。观修成后, 每日谒拜者盈万[7]。随后, 玉贞公主又造门楼高达九十尺的安国观, 内奉玉琢天尊老君之像, 并垒砌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于观内。后来李白入长安时, 曾写了《玉贞仙人词》讠永此观[8]。

 

是年, 睿宗还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入宫, 并命在天台山为他修桐柏观。回归时赠送宝琴霞帔给他。朝中属词之士百余人赠诗为他捧场[9]。

 

李白13岁 (713年) 那年, 玄宗即位后, 即命太清观教主史崇与昭文馆、崇文馆学士同修《一切道经音义》及《妙门原起》等, 并遣人四处搜求道经, 纂成藏目《三洞琼纲》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一说五千七百卷) 。玄宗亲笔作序[10]。同年, 睿宗以道士叶法善于即位有冥助之功, 拜为鸿胪卿, 封为越国公, 住于京师景龙观[11]。

 

开元九年 (721年) , 李白21岁时玄宗迎司马承祯入京, 诏他制《玄真曲》, 又命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12]。置石柱于景龙观, 命司马承祯依蔡邑石柱三体书写老子《道德经》[13]。

 

开元十年 (722年) , 玄宗诏东、西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 (即老子庙) 一所, 每年依道法斋醮 (举办道场朝拜) 。又设崇玄学, 令习《道德经》、《老子》、《文子》、《列子》等, 每年按明经之例举考入仕[14]。

 

李白23岁 (开元十一年) 那年, 玄宗数诏天台山道士甘泉。甘辞归时, 因京城离天台山路远, 玄宗又令在王屋山为他修造道观以居之[15]。

 

开元十四年 (726年) , 即李白辞亲出川远游那年, 为了拜老君庙, 朝廷在全国征选五名德尊望重的道士聚于东都洛阳。道士到达时由有司备礼, 冠盖纷迎, 围观者以为神仙之会[16]。

 

拜李耳为自己的始祖, 封他为先帝, 令全国各州县设庙祭谒, 送女儿修道, 耗费巨资为她们修造道观;在全国征集道经, 并亲笔为道经作序, 招收生员研习道经, 并定为科举取仕的科目;对有名望的道士, 或多次诏见, 或封给高官厚禄, 或赐与巨额资财……最高统治者对道教的青睐, 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道教确实成了时代的宠儿。这种崇道至极的时代风尚, 对青少年时期世界观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李白, 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

 

其次, 青少年时期生活环境的熏染。

 

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有二十余年 (5岁至26岁) 是绵州彰明 (原称昌隆, 先天元年避玄宗圣讳改为昌明, 今属江油市) 度过的。他所居的绵州以及漫游的四川地区, 是当时道教活动最为盛行的地区。

 

东汉末期, 四川的今文经学、图谶迷信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术颇为流行。在此基础之上, 张道陵根据《太平清领书》和上述迷信之说以及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在鹤鸣山 (一称鹄鸣山, 在今四川大邑县境内) 学道作书。创立了天师道 (或称五斗米道) , 其活动地区主要在川西北和陕西汉中一带。张道陵所设的二十四治, 除北邙山一治之外, 其余二十三治均在四川境内。张道陵死后, 其子张衡、孙张鲁, 相继传其教, 四川仍为基地之一, 一直有天师道的一个支派在活动。十六国时期, 李特、李雄都崇奉道教, 名道士范长生备受尊宠, 居于青城山作天师道首领, “有部曲千余家”。南朝宋时, 名道士陆静修曾来四川游历传教。当时, 青城山建有上皇观, 峨眉山修有乾明观, 各住有道士百余人。到了唐代, 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 四川的道教更为活跃。唐初著名道士孙思邈来峨眉采药, 隐居炼丹, 王玄览 (绵竹人) 则长居成都传道。青城、峨眉 (峨眉山在清代以前释、道并存、中唐以前道盛于佛、晚唐至宋道、佛势力相当, 宋末以后佛强于道, 明末清初为佛教独占) 成了全国著名的道教胜地。全国著名的道士争来四川, 四川的名道士层出不断。开元十四年 (726年) 。为崇老君庙庭, 朝廷在全国共征选五个最有名望的道士, 其中四川就占两个 (峨眉的王仙卿, 青城的赵仙甫) 。可见四川的道教之盛, 名道士之多。

 

李白家寓于绵州彰明县青莲场。绵州 (今绵阳) 是西蜀到京畿的通衢要塞, 这一带更是道士们足迹密集, 活动频繁的地区, 至今尚存不少道教遗迹。

 

青莲场南40公里的绵州西山, 早在隋大业六年 (610年) 就凿造了道教造像, 唐武德二年 (619年) , 乾封、咸亨、上元年间和咸通十二年 (871年) 又屡有凿造。青莲场北35公里的窦湍山, 是唐初彰明县主薄窦子明隐居炼丹之所, 传说他在这里修炼成仙后白昼羽化升天, 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曾来此游历, 并写了《窦湍山记》。青莲场东北50多公里的梓潼大庙, 始建于晋代, 是道教中主宰功名禄位的梓潼帝君 (元仁宗延■三年后称文昌帝君) 的发祥之地。1983年, 江油市在文物普查中, 又在青莲场西北的金光洞发现发道教圆雕石像。

 

李白曾在彰明的匡山 (今属江油市大康乡) 隐居读书十年, 从他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雍尊师》、《太华观》等诗作可知, 匡山附近的太华观, 戴天山常住有道士, 李白常去拜访。根据这些遗迹和文献, 这一带道教活动之盛可见一班。李白青少年时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深受熏染是很自然的。

 

再次, 受从师求学的影响。

 

李白自幼勤奋好学,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17]。但他的父亲是个商人, 可能文化修养不高, 母亲是胡人, 对汉族的传统文化大概了解不多。所以, 家中对他的学习虽然支持, 但无法为他释疑解惑, 对他的兴趣爱好可能也放任迁就。父母无力为他的学业排忧解难, 似乎也没有为他拜请固定的老师, 因此, 李白从小就只得外出寻找良师益友。在封建社会中, 文化较高者不外乎两部份人:一为仕宦, 即各级官吏;一为隐者, 即有学问而未做官的人 (包括僧、道) 。但当地的官吏, 多属不学无术之辈。在杨天惠 (北宋元符年间彰明县令) 的《彰明逸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当地官吏的才学不如自己, 品行使人憎恶, 李白当然也就和他们格格不入。然而, 他与道士, 隐者却十分相契。幼年在匡山读书时, 他就常去附近的戴天山、太华观、窦湍山拜访道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无人知所云, 愁倚两三松”的情景, 形象在反映了他未见到道士时的惆怅苦闷;而从《寻雍尊师隐居》中“语成江山暮, 独自下寒烟”的自叙, 则可看出他与尊师相逢话长, 日落不忍分离的情景;在《太华观》一诗中, 他对去此观途中的石磴、路旁的山石、藤树、观内的道童、仙子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可见他对道观的一往深情。李白还曾远去离故乡一百余公里的梓州长坪山 (今属三台县) , 求学于隐士赵蕤的门下, 并和赵蕤同游了剑州 (今剑阁) 、成都、峨眉等地, 历时近一年。出川后李白对他仍十分怀念, 写了《淮南卧病书怀赠赵政君蕤》:“国门遥天外, 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 夕梦子云宅。故人不可见, 别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 赠尔慰离析”。表示无穷思念之情。可见李白对赵的情感之深。

 

经常求教于隐者、道士的门下、找他们释疑解惑, 也听他们谈仙论道, 看他们炼丹采药……长时期的耳濡目染, 自然也就使青年李白潜生了“仙风”, 暗长了“道骨”。游仙访道从小就成为他的爱好, 也进入了他的诗歌创作。江油李白纪念馆编辑的《李白留故里诗选注》共收李白少年时的诗作十一首。其中内容与道教有关的就占五首。

 

以上是客观原因, 下面再看主观原因。

 

第一, 道教与李白的性格、爱好相投。

 

儒、释、道三教虽然都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但它们各自的主张和规范却不尽相同。佛教宣扬苦、集、灭道四谛 (主要是苦谛) 、十二缘生和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要求人们忍辱无诤, 忍苦无怨, 忍受现世的一切侮辱和苦痛去换所谓的来世幸福。高吟“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李白, 怎么可能放弃当世可得的享受, 去当一辈子苦行僧, 最后默默无闻的在菩提树下“涅般木”, 以求那比求水中之月还虚无缥涉的“来世幸福”呢?儒家教条繁多, 单就要求人们严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得越雷池一步这一条, “平交诸侯”、“戏万乘若僚友”, 决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曾使显宦脱靴贵妃捧砚的李白, 也绝对接受不了。唯独道家注重当世, 操术修身, 或炼丹于碧岩, 或采药于青峦, 来去飘然, 自由自在的潇洒生活, 很合李白的口味。所以, 他虽然与佛徒也有密切接触 (如在匡山大明寺读书时) , 对名僧也有厚谊, 但内心对儒、释二教是不感兴趣的 (虽然也受了一定影响) 。而对道家却终生相从, 至老初衷未改。

 

第二, 崇道有利于提高家族地位, 挽救家道的继续衰落。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本家金陵, 世为右姓”。李阳冰《草堂集序》称他系“冰武昭王九世孙, 蝉联王圭组, 世为显著”。古今论家对李白的出生之地分歧很多, 但大都认为李白家在隋代以前属于名门望族, 隋末“谪居条支”“一房被窜于碎叶, 流离散落, 隐易姓名”是真实的。从隋末改名换姓到唐中宗神龙元年 (705年) 恢复姓氏, 即由望族沦为寒族已近百年 (在他家易姓后不久, 李渊父子就成了最高统治者, 李姓成为国姓) 。在这百年之中, 从他的曾祖到祖辈、父辈, 无不想早日恢复原姓、复为望族, “百代期荣帝”[18], 但是都未能实现。他的曾祖、祖父一生默默无闻, 连名字也未留下;父亲经商为业, 仍终身未得仕禄;李白算是幸运, 刚5岁时就恢复了李姓。当然, 挽救家道衰落, 耀祖光宗的使命也传到了他的肩上。受家庭的这种传统教育, 李白对先辈的望族地位是梦寝以求的。大概在童年时候, 就萌发了振兴家道的愿望。所以读书非常用功刻苦, 从初谙世事到入冠之年, 这种愿望则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强烈。他矢志要做一番大事业, 功成名就, 显荣于世。他漫游各地, 结交各界知名人士 (包括王公、大臣、地方官吏, 以至道士、隐者) , 竭力扩大社会关系, 以期树立名声, 都是为了建功立业, 从而振兴自己的家道。他崇奉道教, 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李白的先世曾远离汉族聚居的中原, 在西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近百年时间。据此有的论家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 (如陈寅恪先生) 。或认为李白先世本为中国人, 为突厥所掠, 乃是“‘突厥化’的中国人, 而且‘突厥化’的程度是很深的” (如胡怀深先生) [19]。总之, 他的先辈有属胡人之嫌疑。在南北朝时代, 释、道斗争剧烈。有一种“佛是胡神”、“胡人信佛”的说法普遍流行。当时, 佛道二教之间的斗争, 也是民族斗争的一种表现, 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北朝时, 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就曾把佛教作为进行民族压迫的工具。石季龙在位时, 其著作郎王度上奏说:“佛, 外国之神, 非诸华所应伺奉。”朝士多同意王度的意见, 但石季龙下书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 所应兼奉”[20]。意思是说他是胡人, 佛教是胡神, 所以正该信奉佛教。446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 反映了以崔浩为代表的汉士族与以长孙嵩为代表的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拓跋焘想以此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 借以缓和汉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 稳定和巩固他的统治地位”[21]。

 

到了唐朝, 这种“胡人信佛”的观点大概并未消失。不过, 当时出身于汉族名门大姓或官宦之家的文人士大夫 (如王维、白居易) , 无论他们崇道还是信佛, 也不会引起族属的非议。但刚从边地胡域流寓到内地不久, 且母亲又是胡人的布衣李白, 就不能不瞻前顾后, 慎重选择了。李白一家流寓到彰明之后, 当地人本来就怀疑他们不是汉人, 故对其父以“客”为名呼之[22]。当地人大多信奉道教, 如果李白去信奉佛教的话, 人们很可能就完全把他一家视为胡族了。那么, 不仅提高家族地位的愿望要成泡影, 而且还会受到人们的歧视。既然如此, 李白何苦要去拜倒于释迦牟尼的脚下呢?

 

第三, 崇道为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李白与杜甫同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在政治, 而不在做诗。和“新诗做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相比较, 他对做诗并不那么重视, 李白所十分乐道的是自己的政治才能, 而不是诗才。他一再表白自己“托意在经济”[23], “欲献济世策”[24], 能够“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他倾慕鲁仲连、巢由这些人物, 总想步先秦策士的后尘, 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 做一番“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的大事业, 成为治国安邦的风云人物[25]。

 

要实现这个抱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参加科举考试, 高中后入仕;一是走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李白不愿走科举之路。本来, 他“五岁颂六甲, 十岁观百家, 轩辕以来, 颇得闻矣, 常横经籍书, 制作不倦”[26], “十五观奇书, 作赋凌相如”[27], “龄方少, 英气溢发, 诸为诗文……已有凤雏态”[28], 是完全可以去应试的。但李白不愿去, 究其原因, 大概有三:一是考场黑暗, 舞弊成风, 不少饱学之士作了牺牲品。如“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的杜甫, 两次投考两次落榜。李白不愿去蹈此复辙;二是当时朝廷重吏治、轻文学。在姚崇 (710—721年为相) 、李林甫 (734—752年任相) 执掌朝政期间, 特别是薄于文雅、嬷贤妒能的李林甫执政时, 把文学之士看得微不足道, 明经进士大多受压抑。如高适于天宝八年登有道科后, 李林甫只把他作为举子看待, 仅给了个封丘尉卑职, 高适便弃职去客河右[29]。当时科举入仕者大减, 而“诸色出身比明经进士多过十倍, 胥吏入流数目超过学子甚巨”[30]。在这种形势下, 即使科举考中, 也难得到重用, 甚至很可能受到排挤、打击;三是认为科举入仕迁升太慢, 不愿去爬“县官—州官——……”的台阶, 而想一举而致卿相。所以他放弃了应考, 而寄希望于“终南捷径”。

 

李白在蜀中受赵蕤等隐士的影响似乎就奠定了这样的思想基础, 而出川后急忙谒见刚受过玄宗诏见的司马承祯, 应是他寻“终南捷径”的具体行动。李白和他的老师赵蕤以及司马承祯不同, 赵蕤长期隐居于梓州长坪山, 对朝廷的诏书是“累诏不应”;司马承祯初次受到皇帝召见时, 要“固辞还山”。因为他们虽然得到统治阶级的器重, 但其兴趣大概不在从政做官, 而在于潜心研究学术, (赵蕤研究术数, 司马承祯研究道教理论) 。李白的兴趣却在政治, 不在学术。他迫不及待地盼望早日受到朝廷的启用, 以便“奋智能”、“作辅弼”。出川后的第二年, 他才26岁就感到“功业莫从就, 岁光屡奔”, 已流露出焦急之情。大约34岁时, 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三千之中有毛遂, 使白得颖脱而出, 即其人焉”, “请日试万言, 倚马可待”。又向安州裴长史自白他有与司马相如比肩的文才, 有“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的品格, 请求裴早日予以推荐, 使他能早日“惠以大遇, 洞开心颜”。则把从政施展才能的急切心情和盘托出。42岁时, 经道士吴筠和玉贞公主的推荐, 他受到玄宗的诏见。“终南捷径”总算走通, 施展本领的机会终于来到,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31]。李白出家赴征时的雀跃之情溢于言表。但是, 唐玄宗赏识的是李白的“文才”, 而非政治才能。召见他入京是要他来吟花咏月, 粉饰太平, 点缀宫廷生活, 而不是要他来匡国济世。李白所自负的政治才能并无用场, 幻想很快破灭, 不到三年时间, 就被“赐金放还”。现实残酷无情, 给了李白当头一棒。

 

出宫以后, 李白继续游仙访道, 不过, 这时的心情与入宫前已大不一样了, 这时的游仙访道多半是聊作自我慰籍。出宫的当年, 李白就交游了道士盖寰, 并请盖寰为自己写好了道■然后带上它来到济南, 求北海天师高如贵在老子庙为自己举行了授篆议式。并向友人柳迪表白自己已“身入方士格……思为玉皇客”。天宝九载 (750年, 李白时年50岁) , 他对道士元丹邱说:“拙妻好乘鸾, 娇女爱飞鹤, 提携访神仙, 从此炼金丹”[32]。好像他从此以后真要隐姓埋名, 与尘世隔绝, 再不过问政治了。但是实际上, 他并未放弃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施展政治才能的愿望与机会, 仍然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 不愧世上英”。安史之乱暴发的前夕他上书表白:“老犊余年, 期尽力于蹄足, 上报明主, 下报相公”[33]。次年 (756年) 冬天, 他放弃在庐山隐居的舒适生活, 欣然接受永王李麟的邀请参加了抗暴平乱。后入寻阳大狱, 得宋若思、崔涣洗雪释放后, 李白 (已57岁) 又立即上表自荐, 称自己“怀经济之才, 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 学可以宽天人”、“特请拜一京官”, 以便使自己“名扬宇宙”[34]。但他当年所获得的是朝廷再次降罪, 被流放夜郎, 再次从政使他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即使如此, 李白也没有消沉下去, 遇赦后的第三年 (761年) , 他已年逾花甲, 仍请缨从李光弼大军征讨史朝义。因病体难支, 不得已折回时, 他还发出了“天夺壮士心”的哀叹, 叹息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次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可见李白终生对从政的眷恋。他的崇道完全是为了达到从政施展自己政治才能的目的, 而不是消极循世。

 

建国前后的一些论家, 根据李白好游仙访道, 且受过道、炼过丹药等现象和他崇道的自况之辞, 把他定为“虔诚的道士”。窃以为这确实曲解了李白。李白是一位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雅士, 不同于目不识丁的凡夫俗子。认定他是不是道士, 不能只从表面上看他受过道, 参加过炼丹、采药等活动。而主要应看他是否接受了道教的基本理论。当时道教所流行的是葛洪、寇廉之、司马承祯等人的理论。李白既囿于葛洪“玄”、“道”、“一”的藩篱、也未实践寇谦之“在家立坛、朝夕礼拜, 就可得到上等功德”的教条[35], 更未进入司马承祯开辟的“安坐主静”、“收心离境”、“不著一物”、“自入虚无”的“众妙之门”[36]。同时, 李白还写了许多诸如“仙人殊恍惚, 未若醉中真”[37]“圣贤既已饮, 何必求神仙”[38]等尖锐讽刺唐玄宗迷信神仙的诗句。所以由于主客观原因, 李白一生尽管与道教有着密切关系, 受过道教的深刻影响, 但他并不是道士, 而是一位热衷时事政治, 关心国家前途, 同情人民命运的伟大诗人。

 

注释

1《旧唐书.王维传》。

 

2[3]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86页、118页。

 

3《旧唐书》卷七。

 

4《佛祖通载》。

 

5《长安城坊考》。

 

6《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

 

7《剧谈录》。

 

8《旧唐书》卷一九二《司马承祯传》;《金石萃编》二十一《天台新桐柏观观碑颂》。

 

9《道藏源流考》。

 

10[14]《新唐书·叶法善传》。

 

11《旧唐书·司马承祯传》;《新唐书·礼乐志》;《道教灵验记》卷十四。

 

12《册府元龟》卷五十三。

 

13《天台山记》。

 

14《金石萃编续》卷八《张尊师探玄碑》。

 

15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16李白《赠张相镐》其一。

 

17郁贤浩:《李白出生地问题讨论综述》, 《文史知识》1983年第2期。

 

18《晋书·佛图登传》。

 

19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326页。

 

20陈寅恪先生认为李白之父所以名客, 乃原是“西域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 因以胡客呼之”。见《文史知识》1983年2期124页。

 

21李白《赠长安崔少府》。

 

22李白《邺中上王大》。

 

23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24[27]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25杨天惠《彰明逸事》。

 

26《旧唐书·高适传》。

 

27汪筏《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

 

28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29李白《题嵩山逸人元丹邱山居》。

 

30李白《为赵宣城与杨石相书》。

 

31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

 

32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第三章二、四节。

 

33司马承祯《坐忘论·收心》, 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卷三97页。

 

34李白《拟古》其三。

 

35李白《月下独酌》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