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之变, 是唐诗主潮之大变 

葛景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450002

 

一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是后世公认的双峰并峙的唐诗顶峰。他们被后人奉为并世无双的诗仙和诗圣。闻一多惊为是“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 (《杜甫》, 《闻一多全集》第3册, 三联书店1982) , 郭沫若认为是唐代的“双子星座”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杜甫研究论文集》第3辑, 第1页, 中华书局1963) 。然而这两位诗坛的双杰, 无论是在生活经历上, 思想性格上, 审美取向方面或是在诗风上都是迥然不同的。我们若从他们的诗风上诗的贡献上来着眼, 他们显然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然而长期以来, 不论是唐宋以来的诗论家, 或是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学史, 都把李、杜一同划归于盛唐时代。这显然对其诗风与时代文风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诗风形成的时代原因, 是不易解说的。甚至因将杜甫划为盛唐诗人, 唐诗史中的盛唐、中唐的划分也因迁就杜甫而将盛唐推迟到安史之乱以后, 从而造成文学史与历史的实际相脱节。更重要是, 李白与杜甫, 尤其是杜甫对唐诗的独特贡献, 因时代界限上的含混不清, 从而造成理论解释上的困难。

 

我们若从实际出发, 就会发现, 李白和杜甫虽然二人有亲密的交往和过从, 二人的年龄相差仅有11岁, 但若从他们诗歌创作的大部分主要作品和成就来看, 李白的诗歌基本上是在安史之乱以前写成的, 而杜甫的90%的诗歌都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写成的。他们的诗歌的基本风貌, 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前后两个时代的不同风貌, 他们诗歌的审美风貌也是两种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趋向。就是说, 他们所代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诗歌主潮。李白所代表的是唐前期大唐盛世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歌思潮, 而杜甫所代表的乃是唐后期衰变之世的现实主义的写实诗歌思潮。同时, 李、杜之间的诗风之变, 是唐代诗歌的主潮之变, 是由大唐盛世浪漫诗风向衰变之世写实诗风的转变。

 

关于唐诗的分期问题, 有五分法、四分法、三分法, 也有二分法。唐诗的分期, 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他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体, 已为“四唐”说奠定了基础。元人杨士弘在其选编的《唐音》中已正式列出了“初、盛、中、晚”的标目。明人高木秉在他所编的《唐诗品汇·五古叙目》中, 说:“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 一变而为初唐, 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为盛唐, 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 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 元和以后之诗是也。”安史之乱这一阶段, 他没有说, 但显然是归属于盛唐阶段的。以后四唐的时限划分虽有争论, 但“四唐”之说, 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五四以后始有新说。胡适以杜甫划限, 前期为唐诗的“少年期”, 后期为“成年期” (《白话文学史》 (上) 第223页, 东方出版社1996)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采取两段分法, 初版 (1931) 将唐诗分为“李白时代”和“杜甫时代”;后来又改为“初盛唐诗”与“中晚唐诗”两部分, 并说:“就唐诗而论, 8世纪中年是个分水岭, 以前和以后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分为两期:初唐和盛唐合为一期, 中唐和晚唐合为一期。” (《中国诗史》第340页,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其实, 二分法是四分法的简化, 将初、盛合为前期, 中、晚合为后期。五分法是以文艺思潮来分期。苏雪林《唐诗概论》将唐诗分为:继承齐梁古典作风的时期、浪漫文学隆盛时期、写实文学诞生时期、唯美文学发达时期、唐诗的衰退时期 (见《唐诗概论》第9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此外, 还有按唐诗发展阶段分期。如许总《唐诗史》将唐诗分为承袭期、自立期、高峰期、繁盛期、衰微期 (见《唐诗史》目录,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等。三分法, 是将唐诗分为唐前期诗、唐中期诗和唐晚期诗。此分法以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为代表。三分法是将初、盛合为一期, 中、晚期与四分法相同。他们最不同处, 是盛唐与中唐分期的时间界限问题。也就是将杜甫划为盛唐或是划为中唐诗人的问题。主张或赞同四分法的学者, 基本上是赞同杜甫为盛唐诗人的, 这也是最传统的分法。好像是缺了杜甫, 盛唐就不成了盛唐。或认为杜甫不为盛唐诗人, 也降低了杜甫的身价。而认为杜甫属中唐 (或后期) 诗人的, 是因为杜甫的主要创作时期是在安史之乱以后, 开创了完全不属于盛唐的新诗风。

 

首先将杜甫与盛唐诗人划开, 并归入唐代后期诗人的是胡适, 他在《白话文学史》中, 将开元天宝之前与开元天宝之后俨然划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认为“开元天宝是盛世, 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 内容是浪漫的, 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是呼愁号苦的文学, 是痛定思痛的文学, 内容是写实的, 意境是真实的。”“天宝末年大乱以后, 才是成人的时期”, 而杜甫正是“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 (《白话文学史》 (上) 第223页, 东方出版社1996) 。陆侃如、冯沅君认为, 李白的作品“最可以代表唐代前半期的诗坛。至于杜甫, 虽只比他小十一年, 但作品大都产生于8世纪的下半期, 应属于下一个段落了。” (《中国诗史》卷2第3篇, 大江书铺, 1931年初版,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再版, 第343页) 陈伯海也认为, 唐前期诗与唐中期诗是以安史之乱划线。代表盛唐诗歌精神的是李白而不是杜甫。“至于站在盛唐高峰之巅的, 自然要数到大诗人李白。”而杜甫是属于中唐的:“安史之乱期间的诗歌以杜甫为主要代表, 他是将盛唐诗风导向新变的‘革命元勋’” (《唐诗学引论》第118页) 。他们观点很有道理, 但仍觉意犹未尽, 下面以申论之。

 

二

唐代的社会发展, 以安史之乱划界, 基本上可分为二个大的时期。即从唐开国以来至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止, 是唐代社会的上升时期。安史之乱至唐亡国止, 是唐代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即衰变时期。这样分期最易说明时代的走向。唐代的上半期, 是大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以至繁荣的时期。其中“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 是大唐社会以至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盛世。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 社会也基本上是在稳定地变革和发展, 由于初唐至盛唐一百多年的积累、改革和发展, 使盛唐时代的中国不但成了亚洲最强盛的国家, 就是在整个世界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强国。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的心态, 尤其是士人的心态, 都怀着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 一个个雄心勃勃, 壮志满怀, 想在政治和文化上有一番大的作为。表现在诗歌上, 就是理想主义的浪漫思潮。

 

在初唐之时, 唐太宗即位后即不满意齐梁文风之弊, 他手下的大臣魏征等人, 即主张南北文风的交融①, 但在诗歌创作中他们一时仍很难摆脱齐梁的影响。太宗的诗虽仍绍六朝馀风, 但其中已有唐诗风雅刚健新质的萌芽②, 至唐高宗、武则天之时, 一批才高位下的庶族士人走向政治舞台后, 文风才开始有所改观。以四杰、四友和陈子昂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 他们就是怀着“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王勃《膝王阁序》) 的雄心壮志和“感时思报国, 拔剑起蒿莱” (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三十五) 的崇高远大的理想, 走向政治和文学舞台的。王勃年少才高, 胸怀大志:“伊我有器, 思逢其主。自东施西, 择木开宇。” (《倬彼我系》) 他的诗都怀着一种青年人的朝气, 有一种浪漫色彩:“芳屏画春草, 仙杼织朝霞。何如山水路, 对面即飞花。” (《林塘怀友》) 杨炯少举“神童”, 授校书郎 (见《唐才子传校笺》卷1, 第1册, 第35页, 中华书局1987) , 少年得志, 其诗多有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丈夫皆有志, 会见立功勋。” (《出塞》) 他写了许多边塞诗, 对立功异域, 报国疆场的英雄非常向往:“发迹来南海, 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 画地取封侯。” (杨炯《紫骝马》) 卢照邻少能文, 为邓王府典签, 被邓王称之为“吾之相如” (见《唐才子传校笺》卷1, 第1册, 第46页) 。他的诗如《长安古意》, 为初唐七古名篇, 典重流丽, 写出了大唐都城的雍容壮丽气势和热闹繁华的景象。他还有些诗写得风骨健举, 气象超然:“羽翮毛衣短, 关山道路长。明月流客思, 白云迷故乡。谁能借风便, 一举凌苍苍!” (《赠益州群官》) “独舞依磐石, 群飞动轻浪。奋迅碧沙前, 长怀白云上。” (《浴浪鸟》) 骆宾王七岁即能文, 又有中年从军塞上的经历, 他作的边塞诗更有真情实感, 气概宏大, 慷慨激昂, 风貌甚近盛唐:“投笔怀班业, 临戎想顾勋。还应雪汉耻, 持此报明君。” (《宿温城望军营》) “重义轻生怀一顾, 东伐西征凡几度。夜夜朝朝斑鬓新, 年年岁岁戎衣故。……绛节朱旗分白羽, 丹心自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 谁惮三边征战苦?” (《从军行路难二首》其一) 他抱着恢复李唐帝室的忠心, 写出了有名的《讨武盟檄》, 使武则天大有“宰相安得失此人” (见《新唐书·骆宾王传》之叹。他的“城上风威冷, 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时定, 歌舞入长安” (《在军登城楼》) 一诗, 写出了他对讨平武周, 复辟李唐的必胜信心, 意气昂扬.气象不凡。从以上所举之例中可以看出, 四杰的诗歌是充满着高昂的进取之志, 怀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

 

初唐的诗人中, 不但四杰如此, 就是其他诗人如“文章四友”、陈子昂等人都是如此。“四友”之一的李峤, 曾“三知政事” (《大唐新语》卷8) , 身居高位, 却富有才思, 所作诗歌深为时人传诵与玄宗的赞赏, 玄宗曾叹其为“真才子” (孟《本事诗·事感第二》) , 所作咏物诗多达一百多首, 其中多有气魄宏大, 富有寓意之作。如《日》、《月》、《江》、《海》、《刀》、《剑》等诗, 都不但写得流光溢彩.气势雄健, 而且还寄寓着自己的情志。以《剑》诗为例:“我有昆吾剑, 求趋夫子庭。白虹时切玉, 紫气夜干星。锷上芙蓉动, 匣中霜雪明。倚剑持报国, 画地取雄名。” (《剑》) 四友中的苏味道和崔融, 虽然现存的诗不多, 但从他们的诗来看, 如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崔融的《关山月》、《拟古》等诗, 或明朗俊健, 或苍劲浑茫, 都甚有风力。杜审言更是四友中的代表人物, 他对初唐律诗的建设, 无论是五律、七律, 或是排律、七绝, 其成绩都不亚于沈、宋。而且像他诗中的名句“云霞出海曙, 梅柳渡江春”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知君书记本翩翩, 为许从戎赴朔边” (《赠苏绾书记》) 等句, 都写得朝气蓬勃, 意气风发, 富有理想色彩和进取精神。就是沈亻全期和宋之问, 除了在律诗定型上的贡献之外, 在诗风上也逸出了六朝樊篱, 在行旅诗中开拓了出新的道路, 清新之气可喜。刘希夷的《悲白头翁》中的“年年月月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波随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的诗句, 写出青春亮丽与美好, 及人生不能长久的青春迷惘, 有一种“庄严的宇宙意识”。闻一多赞他们的诗是“宫体诗的自赎”, “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 因此, 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 清除了盛唐的路。”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初唐的诗文革新主将陈子昂, 不但高举“汉魏风骨”大旗, 以扫除齐梁“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浮靡之风, 而且还身体力行写出《感遇诗》三十八首, 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他的诗除了形象还不够饱满之外, 都基本上体现出了他所提出的“风雅”、“兴寄”的“建安风骨”的风格特色。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 提供了理论依据, 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而张说和张九龄是盛唐诗的先导和开路先锋。二张以宰相和诗坛盟主的高位, 也以他们的风清骨骏的诗歌创作为盛唐之音的到来, 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盛唐诗歌最能体现大唐盛世的理想主义的浪漫精神。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和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裴迪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 是盛唐诗的两大诗派。边塞诗以风骨骏健见长, 体现出的主要是一种壮美风格。高适说:“死节从来岂顾勋” (《燕歌行》) 、岑参说“功名只向马上取” (《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 王昌龄说:“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曲》其一) , 他们以高亢的歌喉, 唱出了他们盘马弯弓, 驰骋边塞, 守土安边的爱国主义豪情以及他们立功异域, 奋扬国威, 献身报国的理想主义的浪漫精神。山水田园诗则是以高逸清丽见长.体现的主要是优美之境。王维的“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山居秋暝》) , 描绘得清丽如画;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 (《过故人庄》) , 说得亲切有味;储光羲的“潭清疑水浅, 荷动知鱼散” (《杂咏五首·钓鱼湾》) , 写得情趣高逸。山水田园诗则从另一个角度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 写出大唐盛世的太平气象, 表现诗人向往自由热爱自然的心灵。而李白则兼二者之长而有之, 是盛唐诗人最杰出的代表。李白最具有盛唐开放的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他的诗歌既有边塞诗人壮伟的心志, 又有山水田园诗人高逸的情怀。他以放浪不羁的自由个性, 以理想主义的眼光, 来审视世界, 大胆抨击统治者的骄奢淫逸, 勇敢地揭露现实的黑暗面, 高唱着自由的颂歌, 追求理想的实现。他的诗歌壮浪恣肆, 雄健豪放, 充满着“天生我材必有用” (《将进酒》) 的自信和“欲上青天览明月” (《宣城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 的青春浪漫精神, 既风骨健举, 又自然清新, 全面地体现了大气恢宏的盛唐气象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可以说, 李白的思想和诗歌所代表的是唐代上升时期尤其是盛唐之世社会思潮的主流——理想主义的浪漫思潮。

 

三

相比之下, 杜甫则与李白全然不同。他的思想的主要倾向, 他的诗歌的美学风貌, 则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 即唐代走下坡路的后半期——中、晚唐之世。陈伯海先生说:“比较李杜, 不是为了强分优劣, 也不限于辨白风格的异同, 主要还在认识其历史地位的差别, 说明他们在诗歌史上的不同作用。”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第118页, 知识出版社1988) 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过去我们比较李杜, 多从其个性的角度来着眼, 这当然也不不错的。但确相对地忽略了他们之间的时代差别。他们虽然只有11岁之差, 但若从创作的时代上来讲, 他们确属于安史之乱前后两个时代的人。在安史之乱以前, 杜甫的作品只有一百多首, 这一百多首诗也多是在天宝末年所作, 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乱象已拉开序幕。这在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以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中已有充分的展现。而杜甫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安史之乱中或之后写成的。在天宝初年, 杜甫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诗人, 还没有独立自成一家, 观《饮中八仙》等诗, 可见此时他还在李白等人的诗风笼罩之下。他的成熟, 安史之乱是个转折点。正是这场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的战乱, 使杜甫清楚地看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 就是要直面人生, 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面。也就是说, 盛唐之世的浪漫诗潮, 已经结束了其历史的使命, 对此残酷的社会和人生, 已经完全不适用了。他必须另辟新径, 才能使唐诗在新时代负起新的使命。而现实主义的写实诗风才是最适合于表现安史之乱后国家丧乱, 百姓乱离、民生涂炭的社会现实的新诗潮。而杜甫不论是从自己的家世、思想、个性或是审美意向及写作擅长都是与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思潮, 丝丝相扣的。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担任起在唐代诗国的时代的重任, 开创了直面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写实的诗风。

 

在安史之乱中, 当年活跃在盛唐诗坛的人物, 除了李白之外 (李白此时期的诗, 虽也涉及时局与社会, 但诗风没有大的转变) , 大部分都沉寂了。刘长卿、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等人, 都仍局限于盛唐馀绪, 着重于个人的感叹, 对社会很少关心。只有杜甫和元结等人, 始终关注着社会时局和国运民生。杜甫的诗思空前活跃。此时期他写出了一大批“即事名篇, 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三吏”、“三别”、《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彭衙行》等一系列的叙事名篇, 以及《北征》、《洗兵马》等夹叙夹议的五、七古长篇。这些关注社会现实而又带有新的叙事因素的现实主义名篇及流离陇蜀湖湘时期的众多的纪实和纪事诗, 向有“诗史”③之誉, 对中唐的元、白新乐府运动, 无疑开了先河, 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而他那些议论时政、评陟人物的诗篇, 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八哀诗》、《蜀相》等以“文史为诗” (引自《杜诗详注》卷16《八哀诗》郝敬仲舆评语) 的诗篇及由陇入蜀的风格奇峭④的纪行诗, 对韩、孟诗派“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以及奇峭瘦硬的诗风, 都开启了道路。杜甫的五律、七律及“晚节渐于诗律细”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新诗改罢自长吟” (《解闷十二首》其七) 的炼句、炼字、炼意, 反复推敲的作风, 对中、晚唐诗人的琢字雕句, 讲究诗眼, 精雕细刻的诗风都有深刻的影响。总之, 整个中、晚唐诗坛都在杜甫的诗风笼罩之下⑤。推而广之, 杜甫之后的历代中国诗坛, 哪个时代不受杜甫的影响呢?从杜甫之后,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江河日下, 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唐代前期的盛世, 因而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写实诗潮, 已成了中国诗歌的主流, 而以李白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潮, 再也没有滋生的社会土壤, 从而几乎成了绝响。这就是为什么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的浪漫诗歌, 已成了后人难以为继的千古绝唱, 而杜甫却成了后世的贴近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诗派争向继祧的开山诗祖的主要原因。故胡小石说:“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做个结束, 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 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 可云开派。杜甫所走之路, 似较李白为新阐, 故历代的徒弟更多。总而言之, 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 杜甫是革命的先锋。” (《李杜诗之比较》, 《国学丛刊》第2卷第3期, 1924.9.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中华书局1962) 说李白“复古”倒未必, 说杜甫“开派”与“革命”倒是真的。但从胡小石先生的说法总的精神来看, 是说李白可谓善于继往, 而杜甫可谓善于开来。这是从李杜的历史地位来评价他们的功绩的, 其说是公允的。

 

四

李白所代表的思潮, 是盛唐诗人对理想的追求, 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及个体人格的全面的展现。杜甫所代表的思潮, 则是由盛转衰时期的诗人对现世人生疾苦的关注, 是诗人由个体人格向群体人格的回归。

 

李白与盛唐诗人, 处于大唐的太平盛世, 历经了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以及唐玄宗几代人的改革, 从人才制度上来讲, 由于打破了六朝的门阀制度, 又逐渐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 中下层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了进身之路。又实行三教并行、文禁开放的政策, 士人的思想比较自由开放, 都有一种自尊自主的独立意识, 崇尚个性自由。诗人们或恃酒狂放, 或任侠行游, 或纵情行乐, 或追求实现个人的价值。于是就出现了杜甫笔下的“饮中八仙”及李白等人笔下的各种侠士。任侠精神的确算得上是盛唐风气的一个典型特征。盛唐诗人普遍对侠士情有独钟, 边塞诗派的诗人是不用说了, 他们以文士的身份从军, 其本身就受到了侠士精神的影响;开元初年的兵部尚书郭元振、北海太守李邕, 年轻的时候都颇具侠气英风和任侠之举。王翰“少豪荡, 恃才不羁, ……日聚豪杰, 纵禽击鼓为欢。” (《唐才子传》卷1) 王之涣“少有侠气, 所从游多五陵少年。击剑悲歌, 纵禽纵酒。” (《唐才子传》卷3) 崔颢曾“一窥塞垣, 说尽戎旅。” (《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语) 张谓、王昌龄也都有从军或游历边塞的经历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4及蒋长栋《王昌龄评传》,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就连田园山水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 都有诗歌颂侠士[1]。

 

李白本人就是一位侠士, 他十五岁就开始任侠击剑。范传正说他:“少以侠自任, 而门多长者车。”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他的好友李华说他:“义以济难, 公其志焉。” (《故翰林学士李公墓志》) 杜甫见李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赠李白》) 任侠精神张扬个性自由, 纵酒狂歌, 不受礼法约束:“归来使酒气, 未肯拜萧曹。” (《侠客行》) 不事权贵, 平交王侯:“府县皆为门下客, 五侯皆是平交人。” (《少年行二首》其一) 纵酒行乐也是侠士们的生活追求:“五陵少年金市东, 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少年行二首》其二) 任侠使盛唐诗人张扬个性, 洒脱不羁, 充满了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同时, 也说明了盛唐之世也为他们提供了比较自由开放的空间和社会条件。追求精神自由, 崇尚独立个性, 是盛唐之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才会出现像主动挂冠归隐的贺知章和李颀, 宁死也不向奸佞低头的李邕, 披发狂书目若无人的张旭, 以至像李白这样“戏万乘如僚友, 视俦列如草芥”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的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权贵的旷世狂人, 在中国士人的人格史上, 大写了一个人字。

 

杜甫关注现实民生疾苦的忧国忧民精神是从盛唐张扬个体人格向回归群体人格的转变。安史之乱彻底破坏了盛唐之世的自由安定思想和社会的环境, 人们所面对是国家的存亡和百姓的生死。国家民族至上, 生民为本的观念, 团结一求存救亡的思想, 都提到了首位。皮将不存, 毛将焉附?因此, 儒家的群体观念,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 在人们的思想上得到了加强。而杜甫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本来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 素有“致君尧舜上”的报国之志和“穷年忧黎元”的仁人之心, 因此他的思想便成了是中、晚唐以及后代的衰世和乱世的一面旗帜, 深得后人的景仰。他的关心国家危亡和百姓疾苦的“三吏”、“三别”等新题乐府诗, 便深刻地体现了官民一体的群体人格精神。他虽然不忍官吏对为国家贡献了二个儿子的老妈妈也被拉去充军役, 但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更大的利益, 他还是默许了。他虽对身裁短小的中男被拉去充军, 充满了同情, 但最后还是对他们勉以安慰, 就是他深切的知道, 小我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大我的利益。他的这种将忧国忧民合成一体的认识, 就来自于儒家的群体人格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诗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 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就顾及了君、臣、民的各个方面, 就是受了这种忧国忧民的群体人格意识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君和国是一体的。在宋以后的衰乱之世中, 人们之所以把杜甫做为“诗圣”来尊奉, 就是因为杜甫这种君、国、民一体的群体人格的忧国忧民精神,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里, 是最有号召力的, 也是最符合儒家精神的。而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张扬个体人格精神, 因与儒家群体人格精神格格不入, 在中晚唐以后的时代里, 却基本没有了生长和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因此, 杜甫与李白等盛世诗人的最大思想区别, 也正是时代精神的差别。

 

五

从诗体上的革新来看, 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与杜甫的倾向也是不同的。李白等人主要是对古体诗的诗革新的完成, 而杜甫却是对近体诗的全面革新与推进。

 

李白和盛唐诗人最擅长的诗体, 是古体诗和绝句。而杜甫贡献最大的却是近体诗。古体诗相当于古代的自由体诗, 尤其是长短句的七言歌行, 伸缩自如, 长短任意, 对人的拘束最少, 最适于自由思想和感情的抒发与浪漫情思的舒展。对于像李白这样放浪不羁的诗人, 在歌行体的诗篇中, 感情上可以大开大合, 可以笔酣墨饱, 酣畅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让想象的天马在天空自由驰骋。像他的《蜀道难》、《将进酒》、《襄阳歌》、《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宣城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等, 最能表现他的纵横恣肆的感情和奇思遄飞的才情。不仅李白如此, 如刘希夷的《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轮台歌》、李颀的《古意》、王维的《老将行》等等, 都写得跌荡腾挪, 才情毕现。至于五古, 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 《后村诗话》谓“唐诸人皆在下风。”王、孟的五古山水田园诗, 高适的五古边塞诗, 都已达到很成熟的地步。至于五七言绝句, 盛唐更是尽善尽美, 李白与王维的五绝, 李白与王昌龄的七绝, 堪称神品, 都是唐绝中的风神标举的典范。李白、王、孟的五律, 都堪称作手。王维、岑参、崔颢、李颀的七律, 虽不尽完美, 也都有可称道的地方, 但相对地说起来, 还是古体诗和绝句最有成就, 最能代表盛唐诗人的整体水准。而李白的古体诗和绝句的成就, 尽掩前人, 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

 

杜甫的对后世的最突出的贡献, 主要在于近体诗[2]。在他的诗集中, 近体诗占一半以上, 五律有六百三十多首, 比盛唐以前的人写得都多。七律有一百五十多首, 其数量约是初盛唐七律的总和。排律有一百二十多首 (其中有七排四首) , 其数量已远超出初盛唐, 盛唐人的五律, 虽然已经兴象超然, 但体尚未密, 到了杜甫时才“极深研几, 穷神知化”, “气象嵬峨, 规模宏远”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4) 。五律在他的手中发展得更为精严明密, 无所不能。七律在盛唐诗人手中尚有失粘、失律之处, 但在杜甫的手中已得到完全的成熟、定型。他不但可以在律诗中写景抒情, 还可以使事、议论。赵翼说:盛唐七律“犹多写景, 而未及于指事言情, 引用典故”, 而杜甫的“七律益尽其变, 不惟写景, 兼言抒情;不惟言情, 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 至是益大开。” (赵翼《瓯北诗话》卷12) 他运古入律, 以“歌行入律”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19) “杜少陵独开生面, 寓纵横颠倒于严整之中。” (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 最能体现他“沉郁顿挫”的风格。此外, 他还多用律诗连章, 极大地扩大了律诗容量和表现能力。杜甫的排律, 更是无人可比。元稹所赞扬杜诗中的“至若铺陈终始, 排比声韵, 大或千言, 次数百, 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 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 (《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的诗, 主要指的就是杜之排律。高步瀛说:“杜老五言长律, 开阖跌荡, 纵横变化, 远非他家所及。”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五言长律引言》) 杜甫对自己的律诗也颇为自负:“思飘云物动, 律中鬼神惊。” (《敬赠郑谏议十韵》) 此语是很符合杜甫创作的实际的。

 

杜甫的律诗尤其是七律, 对中、晚唐以及唐以后的诗坛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开了中晚唐大写律诗尤其是大写七律的高潮。宋荦在谈到杜甫七律对后世的影响时说道:“独少陵包三唐, 该正变, 为广大教化主, 生平瓣香, 实在此公, 惜未能窥其阃阈”。东坡云:‘天下几人学杜甫, 谁得其皮与其骨?’” (《漫堂说诗》) 舒位也有同感:“自刘随州以下, 以逮中、晚名辈, 无不学杜。” (《瓶水斋诗话》) 可见杜七律自中晚唐以至宋以后的诗坛上的影响之盛。据施子愉根据唐人有一卷诗的诗人诗作出的统计[3]来计算, 中晚唐共有诗26524首, 律诗就有14107首, 占其总数的53%;中晚唐的律诗总数是初盛唐律诗的4倍, 中晚唐七律是初盛唐七律的15倍。中晚唐诗人喜写律诗, 自然还有其它诸多原因, 但受杜甫之影响无疑是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杜甫对近体诗的全面开拓, 从此, 律诗就成了中晚唐以后以至后世的中国诗坛的最主要诗体。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李白是六朝以来古诗 (其标志是七言歌行) 最后终结者, 而杜甫是中晚唐近体诗的开山者。

 

六

胡适将唐诗以安史之乱划线, 并比喻作“少年期”与“成年期”, 不但很形象, 而且是很有道理的。唐诗的成长和发展也与人的成长一样, 有它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唐代诗歌与唐代的社会一样,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它的转折点。如果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诗是太平盛世的富有朝气和理想的青春少年的歌唱, 那么到了杜甫, 则仿佛是在安史之乱的社会大变乱的磨砺下, 饱经人生的忧患, 诗人一下子就成熟了, 长成了成年, 无论是在诗人的心态上, 还是在创作上, 都有了大的变化。我们看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及以后的诗, 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诗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歌唱和述说人世的沧桑和忧患, 不复再有盛唐时代青春少年式的幻想和浪漫。其实何止是杜甫, 像其他由盛世入衰世的诗人, 都是如此, 即使是他们在相对安定的时期, 其诗歌也多带有一种成年人对人生的感喟和忧伤的情调。“文变染乎世情” (《文心雕龙·时序》) , 当是不易之理。同时, 唐诗在形式上也由初盛唐时由古体向近体转变, 近体诗的不成熟也在杜甫的手中渐走向成熟。近体诗的成熟和定型, 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成人期”已经到来。那种由歌行和古风中的外向型的个性张扬的激情与追求理想的激奋也渐被近体诗的内敛型的深沉的人生忧愤和深广的家国忧思所替代。由表现自我转向关注社会, 这种变化也显然有些像人生的成长过程, 是由少年的自恋型走向成年的关心社会民生的群体型有些相似。而杜诗就正处于唐诗由“少年期”转变为“成年期”的关捩。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读李杜诗, 我们也同样有这种感受。如果说李白的诗主要是表现青少年的心态, 那么杜甫所表现的主要是中老年人的心态。李白的昂扬奋发的诗歌, 最为青少年所喜欢, 那么杜甫沉郁苍凉的诗歌则多为有人生阅历的中老年所欣赏。没有一定人世的阅历和对人生深切的体验及对诗学的深厚涵养, 对杜诗是不易进入的。明人所谓的“十首以前, 少陵较难入” (《艺苑卮言》卷4) 的原因, 也正在于此。一个人年轻时可能较喜爱李白, 但到了有些人生阅历时, 可能会逐渐喜欢杜甫。这固然是因为有诗学修养方面的问题, 则更主要的是一个年龄心态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时代的因素。太平盛世时人们较喜爱李白, 因为盛世之人, 心态解放, 自信心强, 对李白自由独立的人格, 自信自主的个性, 更易接受。而在国难当头, 民族危亡, 战乱频仍之时, 人们对杜甫就会更有感情, 因为杜诗忧患意识与儒家的救亡图存的民族群体意识更容易打动他们倍遭灾难的心灵。而中国封建社会自中唐之后, 盛世时短而衰乱之世居多, 故杜甫对后世之影响, 远较李白为多。

 

七

严羽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沧浪诗话·诗评》) 前人比较李杜诗, 认为李白的诗歌美学特征是“飘逸豪放”, 而杜甫的美学风格是“沉郁顿挫”。做为他们的最主要的美学特征, 我认为在李白的歌行与杜甫的七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做为唐代的大家, 李、杜诗歌的风格是多方面的。他们的诗歌有的壮伟, 有的柔婉, 有的清新, 有的沉雄, 这与诗人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情有关, 也与诗的体裁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体诗与近体诗的风格就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以七言歌行和七律而言, 七言歌行由于句式长短自由, 篇幅不限, 章法不拘, 没有严格的声律限制, 所以就比较适于表达自由激越和壮伟豪放的思想感情。而七律由于篇幅所限, 又有严格的声律限制, 对偶的要求, 因此就必须讲求起承转合的章法, 节奏顿挫的声律, 较为含蓄表现手法。李白是一个外向型的诗人, 他的狂放的思想、喷涌式的情感和幻想型的思维, 可以在七言歌行自由形式之下, 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因之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天马行空, 无拘无束的豪放飘逸的自由美。这是李白诗歌最典型的风格特征。而杜甫是一个内向型的诗人, 深厚博大的忧患意识, 波澜内转的情感和忧世情结, 如同大海一样深沉, 就需要七律这类婉转曲折、情意深潜的诗歌形式来表达。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思想深厚而不外露, 感情浓烈而不张扬, 节奏鲜明而不激越的沉郁顿挫的节制美。李白的歌行如同长江大河, 波涛汹涌, 不可抑止, 一泄万里, 杜甫的七律如同大海潮汐, 去而复来, 节奏鲜明而又雄浑有力。李白的诗多写于大唐盛世的思想开放的宽松环境中, 故其诗言无顾忌, 敢说敢讲, 口无遮拦, 语似攻讦;而杜甫处于乱世衰世, 而处境险恶, 再加上儒家思想和诗教的制约, 故其诗较温厚含蓄, 兴寄深远。李白有着浓厚的浪漫情愫, 心怀美好的理想、梦想和幻想, 故其诗多壮浪恣肆的豪放之情;杜甫因始终关注现实, 眼光注视着苦难的人生, 故其诗多悲慨忧愤的沉郁之风。二人的主导美风格同为壮美.但也同中有异。就是李自表现为豪壮美, 而杜甫却表现为悲壮美。故李白和杜甫, 虽年岁相差仅十几岁, 却是完全代表的两个时代, 两种诗风。李、杜诗歌的这种区别, 不仅仅是个人诗风的差别, 更主要的是时代的差别, 诗歌主潮的变化。因此, 李杜之间的诗风之变, 是唐代从盛世转向衰世的时代风气之变, 是诗歌审美思潮之变, 也就是说, 是唐代诗歌主潮之变。

 

参考文献

⑥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二 :“孰知不向边庭苦 , 纵死犹有侠骨香。”孟浩然《送朱大入秦》 :“游人五陵去 , 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 , 平生一片心。”

 

⑦胡应麟《诗薮》内编卷 4 :“太白笔力变化 , 极于歌行 ;少陵笔力变化 , 极于近体。”又说 :杜甫“排律近体 , 前人未备 , 伐山道源 , 为百世师。”

 

⑧施子愉《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 , 《东方杂志》第 40卷第 8号

 

注释

1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若能掇彼清音, 简此累句, 各去所短, 合其两长, 则文质斌斌, 尽善尽美矣。”

 

2《全唐诗》卷1, 《太宗皇帝》小传:“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 帝实有以启之焉。”《诗辩坻》:“太宗诗虽偶丽, 乃鸿硕壮阔, 振六朝靡靡。”

 

3孟■《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 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4蒋弱六云:“少陵入蜀诗, 与柳州柳子厚诸记, 剔险搜奇, 幽深峭刻, 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 成此奇地奇文, 令读者应接不暇。”《杜诗镜铨》卷7, 第311页, 《成都府》注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若从细处划分, 中、晚唐也有许多变化, 如晚唐的三大诗人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 他们都有“向内转”的倾向, 但从他们关切时政的精神来看, 也未尝不是杜甫关注现实精神的余绪。且他们只是晚唐的一派, 此外还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杜荀鹤等一大批现实主义的诗人。杜甫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