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李白故事得到了杂剧作家的高度重视，且聚焦于其诗酒风流与贬谪主题。元代有6 种关于李白的杂剧，其中3 种今存。马致远所作《孟浩然踏雪寻梅》，写的是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但是剧中却凭空将中晚唐诗人贾岛、罗隐写入，写成了四人的诗酒风流，则违背史实。这应是马致远关于前代文人的想象，寄托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此后的剧作家也多从诗酒风流的角度写李白。乔吉所作《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剧中李白只是一个配角，在第四折才出场，他在剧中的功能是宣读圣旨，为韩王二人证婚[4]。这一情节偏离李白故事的主线，故而后来的李白戏剧多未采纳。而王伯成杂剧《李太白贬夜郎》则比较精彩，堪称最早的李白戏，已经基本具备了李白故事的主要环节[5]。李白张扬的性格、离奇的生平经历以及宫廷色彩，在这部剧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而在亡佚的3 种李白戏中，无名氏《采石矶李白捉月》、郑光祖《李太白醉写秦月楼》也值得注意。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可知，宋代就有李白捉月的传说。无名氏《采石矶李白捉月》无疑就是顺着这一传说而来，但因为这一传说与正史记载有明显冲突，所以这一故事慢慢失去了传播能力，后来又经过仙道文化的改造而重新活跃起来。郑光祖的《李太白醉写秦月楼》，根据李白喜好喝酒的特点来编撰故事，突显出李白的“醉”，聚焦于李白的诗酒风流，在李白形象塑造上有不少为后世戏曲家所借鉴之处。

 

 

      总体来看，元代是李白故事戏曲化的草创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作家根据李白的性格与生平，进行多种多样的艺术想象。各种李白题材、李白故事齐头并进被改编成戏曲，同时经历了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一些边缘化的题材，如《孟浩然踏雪寻梅》中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中李白宣读圣旨之类，被淘汰掉了；一些核心题材、重点主题，如“李白贬夜郎”“李白诗酒风流”，逐渐凸显出来。

 

 

     这一时期李白故事在流变中，更多地受士人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元代大部分知识分子地位较低下，因此在一些李白戏中，有明显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偏于美好的想象。如李白得到唐玄宗的欣赏与信任，这很容易唤起士人对于皇权的甜蜜幻想。《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中李白宣读圣旨就是着眼于这一点。再如李白的诗酒风流，则更是让很多士人叹赏。因为诗酒风流往往被认为是人生美好的极致。马致远《孟浩然踏雪寻梅》、郑光祖《李太白醉写秦月楼》均是写李白诗酒风流的一面。另一方面，李白的事迹中又有风骨耿介的一面，如李白的笑傲王侯，令高力士脱靴等事迹，后世作家通过铺写这些情节，能够寄托他们追求独立人格、笑傲权贵的理想。同时，与士人风骨紧密联系的是贬谪主题，贬谪文化在李白故事的流变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即把李白的贬夜郎作为写作中心。这一点也为后来众多李白戏所继承，成为李白故事的一个核心主题。总之，李白以其独特的人格与事迹，成为古代作家关于士人理想人格的一个典型形象，引起了众多作家对李白故事敷写，借李白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种种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