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也。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为赏以待天下之贤才，而唯恐天下之无贤而其赏之无以加之也。盖以君子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

且夫以君临民，其强弱之势，上下之分，非待夫与之争寻常之是非而后能胜之矣。故宁委之于利，使之取其优而吾无求胜焉。夫惟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无功，乡党之无义，不得已而爱其赏。如此，然后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杀人也;知吾之不赏，而非吾之不欲富贵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纳之于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于无罪;其功与之而至于可赏，排之而至于不可赏。若是二者而不以与民，则天下将有以议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与不可赏也，则吾犹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无刑可以有赏之说，则将以我为忍人而爱夫爵禄也。圣人不然，以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憾于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 呜呼，知其有可以与之之道而不与，是亦志于残民而已矣!

且彼君子之与之也，岂徒曰与之而已也，与之而遂因以劝之焉耳。故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 去轻赏而就重赏者，是以义劝之也。盖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尧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

本文作于嘉祐二年 (1056)，苏辙与兄苏轼参加礼部考试时，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为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负责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古代关于赏罚的论文。

苏辙的文章从古代君子所以制定刑赏拓开笔端，“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人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 为赏以待天下之贤才，而唯恐天下之无贤而其赏之无以加也”。接着指出，君子制定刑赏首先是为了天下百姓，而后才是“不得已”的，而君子“不得已”制定刑赏，“非吾君子所志也，民自为而召之也”。即使这样，君子本着“非有求胜于斯民”之心，在施行刑赏时，“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以“顺天下之所欲从”，意含刑赏应以忠厚仁爱为本。文章发端即紧扣题目。往下，先就“不得已”展开论述，“夫惟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 朝廷之无功，乡党之无义，不得已而爱其赏”。可见，“为刑”并非君子好杀人，“为赏”并不是不想让人富贵，此皆“民自为而召之也”。自古以来，封建君主就是正义、完美的化身，天下一切罪过都从民出。这种封建的正统观念反映在苏辙身上，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作者认为，刑也好，赏也罢，如果仅以此为手段，不会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也不会有忠厚之化可言，因此，“圣人不然，以为天下之人，不幸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伤于信”。以孔孟对待刑赏的忠厚仁爱为本，才是刑赏的根本，这样，百姓才能“无憾于其上”，才能“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最后，文章进一步指出，以忠厚仁爱为本的刑赏，还具有“劝”的作用，“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 去轻赏而就重赏者，是以义劝之也。”，并以尧舜禹三代之盛为例，说明“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 卒章显志，点明题旨。

全篇行文如剥竹笋，层层深入，论述了刑赏与忠厚之至的关系。认为，国家没有刑赏，就不能惩恶奖善，无法立足于天下; 而在施行刑赏时，又须以孔孟的忠厚仁爱为本，“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这样才能达到刑赏的目的，百姓中才有忠厚的风尚。苏辙的这篇文章与其兄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比较来看，思想内容是一致的，字里行间充满以仁政治国的思想，显露出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愿望。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一个“仁”字。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濡染的苏氏弟兄的文章里，一以贯之的自然是“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以忠厚仁爱去施行刑赏的主张。苏轼文中曰：“以君子长者之道治天下，使天下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君子长者之道”，就是有儒家提倡的仁爱忠恕的品德，即忠厚。苏辙文中说：“圣人不然，以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去轻赏而就重赏者，是以义劝之也。”引经典为据，以圣人为轨范，核心还是仁、义。

苏辙弟兄二人，“皆师先君”，以乃父苏洵为师，熟读经史，纵古论今，文如泉涌，胸怀壮志。苏轼有诗云：“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葵园”(《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又云：“我时年尚幼，作赋慕相如”(《答任师中家汉公》)。苏辙也说：“念昔各年少，松筠闷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荡渤澥(渤海)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这些诗句反映了他们积极入世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刑赏忠厚之至论》正是这对青年才子设计的治国兴邦的蓝图。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将尊儒作为登上仕途，猎取高官厚禄的门径，苏辙弟兄也不例外。欧阳修等人赏识苏氏兄弟二人(尤其是苏轼)，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应试的文章思想内容符合欧阳修等人的政治主张——以仁政治国的儒家思想。

苏辙弟兄是继欧阳修之后，大力反对空洞无物，浮艳艰涩文风，提倡韩柳古朴文风的积极分子，并以自己的大量文章，为古文运动取得实绩贡献了力量。但他们文章风格却迥然各异。首先是二人的性格不同。苏洵在《名二子说》中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险些被杀头。苏洵又说：“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辙是车之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平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

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说理透辟，气势雄浑，洋洋洒洒，纵横恣肆，雄辩服人。梅尧臣读到此文，觉得“有孟轲之风”，推荐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罢，“惊喜以为异人”。他曾问苏轼，文中所举“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一事，见于何书? 苏轼以《三国志·孔融传》中，孔融以曹操把袁熙妻赐给曹丕，度想武王伐纣以妲已赐了周公，回答欧阳修说，自己这样写“意其如此”“想当然耳”。欧阳修惊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文章豪放恣肆的风格，由此略见一斑。苏辙不同于兄长，“沉静简爱”的性格禀赋，养成了“汪洋澹泊”的文章风格。本文中没有苏轼那样“想当然”的大胆创造史例，而是以考论古今成败得失，尊圣人之道为本，语言晓畅，态度平和，不务空言，他从古代君子立天下的目的发端，指出“为刑”、“为赏”是“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接着抓住“不得已”展开深入的论证，以“圣人”对待刑赏的态度和做法，得出结论“尧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与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相比，本文虽然在气势、深度、论辩力量上尚有差距，但仍然不失为浮艳文风盛行时的一篇矫时力作。兄弟二人各骋才思，受到欧阳修的激赏，并同科登第。这时，苏辙年仅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