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

凄凉兮秭归。寂寞兮屈氏。楚之孙兮原之子，伉直远兮复谁似? 宛有庙兮江之浦，予来斯兮酌以醑。

吁嗟神兮生何喜? 九疑阴兮湘之涘。鼓桂楫兮兰为舟，横中流兮风鸣厉。忽自溺兮旷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墙兮缭九周，中有长遂兮可驾以游。揉玉以为轮兮，斫冰以为之辀伯翳俯以御马兮，皋陶为予参乘。惨然愍予之强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纷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为予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当今?独有谓予之不然兮，夫岂柳下之展禽?彼其所处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谤予?抱关而击柝兮，余岂责以必死?宗国陨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予将质以重华兮，蹇将语而出涕。予岂如彼妇兮，夫不仁而出诉?惨默默予何言兮，使重华之自为处。予惟乐夫揖让兮，坦平夷而无忧。朝而从之游兮，顾予使予昌言。言出而无忌兮，暮还寝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后能然。彼乡之人兮，夫孰知予此欢?忽反顾以千载兮，喟故宫之颓垣。

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苏洵卒于京师汴京，次年四月，苏轼、苏辙溯江入蜀，归葬其父。舟行途经秭归，为凭吊屈原，各写下一篇《屈原庙赋》。

屈原庙在屈原故里香炉坪，始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相传为屈原旧宅所在。原名“女媭庙”，后因并祀屈原。始改今名。(“媭”音xu，《说文解字》：“楚人谓姊为媭”，王逸《楚辞章句》说女媭是屈原的姐姐，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水经注》袁崧说，“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秭归”即“姊归”，则秭归这一地名的由来也与屈原的流放有关。)屈原庙前临响鼓溪，后倚王寨山，距秭归县城约三十公里。

另外，在秭归县城东约一点五公里的长江北岸向家坪又有“屈原祠”，亦建于唐元和年间，前临大江，背依崇岭。传说屈原自沉后有神鱼负尸归葬，埋骨于斯。苏辙在赋中说，“宛有庙兮江之浦”，苏轼的赋中也说，“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似乎二苏对“庙”和“祠”的位置没有弄得十分明白，当时泊舟遥临的是“屈原祠”，而非“屈原庙”，也许是笼统言之。

历代文人骚客多有吊屈诗文，其中以贾谊的《吊屈原赋》时代既早而声名尤著，对后人较有影响。贾谊的赋对屈原“九死不悔”，以身殉国，颇有微词，他说，“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主张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既然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何不远举高翥，投奔它国，辅佐贤君。他批评一心要“存君兴国”的屈原是在自讨苦吃，“盘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 中概括贾谊赋的命意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贾谊赋实际上只是从如何发挥屈原的政治才能着眼，没有把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相联系。这和贾谊的个人经历有关，遭到保守官僚排挤被贬出京的贾谊年轻却不得有为，政治抱负未得施展，把他抑郁不平之气借《吊屈原赋》倾吐出来，虽痛逝者，实以自悼。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忠君爱国和大一统思想在封建臣子的心目中日益根深蒂固。北宋王朝是高度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既没有“列国”，也没有“诸侯王”，苏轼兄弟自然不会首肯贾谊的论点，而且二苏当时年岁尚轻，少年进士，文名满天下，自然前程无量，不会产生贾谊式的牢骚，更不会有贾谊式的绝望。然而二苏也并非漠视贾谊的观点，屈原的悲剧不是孤立的现象，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必然有可能产生君王独断专行，不纳忠言，臣子直言忤上，触龙鳞，遭迫害的事情，有了帝王，就会有龙逢、比干、屈原……他们的悲剧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但这一点却又是封建臣子不敢想的。二苏对此的回答，只能是寄希望于遭际贤明的君主而已。苏辙的赋中说，“宗国陨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可以说是和贾谊全身远害的观点针锋相对，把国家的命运置于个人命运之上，以身许国。但这个国是一家一姓之国，楚王不予信用，屈原留在楚国明明是无补于事，“存君兴国”的理想无法实现。只好想象屈原虽然生不见用于楚王，死后却遭际贤君虞舜，能够“出言无忌”，得其所哉。这虽然反映出苏辙良臣恰好遇明君的侥幸心理，却也在客观上表现出对现实专制制度的批判意义。

苏辙赋先以一段文字说明自己来凭吊屈原，“予来斯兮酌以醑”，酹酒慰藉屈原的英灵 (醑音xu，美而清的酒)。“凄凉”和“寂寞”，不但渲染着祭奠时的环境气氛，也点明屈原生前的悲剧命运。然后，苏辙从《离骚》中“就重华 (舜) 而陈词”一段落笔，生发出屈原死后成为舜的臣子，“遂平生之所好”的一段想象，并借伯夷、柳下惠等古人的争论否定了贾谊的看法。“吁嗟神兮生何喜”，设想屈原生不逢时却死后成神，生前凄凉，死后却很快乐： 他泛舟湘水，到了九嶷山。相传舜死后葬于九嶷，屈原到此便很自然地成了舜的“客卿”。“鼓桂楫兮兰为舟”，是仿屈原《湘君》“桂櫂兮兰枻”之句。又仿《离骚》的句式语意描写屈原舍舟登岸，驾车登上舜所居的丘山，所乘之车，以玉作轮子，用冰作车辕，显示出乘车人性恪的高洁。舜的两位大臣伯益和皋陶来接屈原，为他御马参乘，这两位同情屈原的遭遇，为他的不幸“泫然涕下”。在他们的引导下，屈原登上了“舜之丘”(“道予以登夫重丘。”“道”同“导”，《离骚》“来吾道夫先路”，即如此用法。“重丘”即“重华之丘”)，见到故去的先贤都来迎候，多象森林一般。这些作古的圣贤大多同情屈原，有的叹息，有的泪垂。这是因为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和遭遇。“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当今?”一句，概括今古，指出屈原这一悲剧的普遍意义，“当今”一词中自然也隐隐含有对现实的批判，只有柳下惠(展禽)批评屈原不对，因为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虽被贬不用而能处之泰然，屈原遭流放就“忧愁幽思”，所以苏辙想象展禽会对屈原抱不同的看法。对于展禽的批评，苏辙给予反驳，他借屈原之口说，“彼其所处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谤予?”强调个人经历不同，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里面也包含着对贾谊偏激之论的批驳。下面“予将质以重华兮……使重华之自为处”一段，将“忠而不见用”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交给虞舜来判断。苏辙想象屈原，“就重华而陈词”，不应该象妇女对长辈哭诉自己丈夫不好那样唠唠叨叨，只是默默无语泪空垂，似乎把《离骚》中雄辩滔滔，纵谈古今而陈词的屈原写得有几分“温柔敦厚了”。这尽避是一种避免与《离骚》原文重复雷同的写法，但也染上苏辙本人性格的色彩。舜对屈原的诉说没有正面地给予评判，但下文说他让屈原留在他身边，时时让屈原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则说明了舜的倾向。苏辙让屈原从舜而游，为圣为神，揖让有礼，人格得到尊重，畅言议论，才能得到发挥，“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后能然”，其理想和抱负平生才能施展，死后才得以实现，这体现出苏辙对屈原以及许多具有屈原式悲剧命运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和由衷的感慨。最后用“忽反顾以千载兮，喟故宫之颓垣”两句作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屈原在舜身边称心如意，本应忘情于世事，但反顾下界，见故宫黍离，仍为之叹惋，爱国之心，千载昭然。

苏辙的赋表达了对贾谊赋的否定，但表达的方式比较曲折委婉，这是他一贯的文风，也与他含蓄敦厚的性格相一致，而苏轼的同名赋则针芒毕露，批评贾谊时，旗帜鲜明，痛快淋漓，他发扬司马迁的思想传统，引用“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前句出自《报任安书》，后句出自《廉颇蔺相如传赞》)，褒扬屈原的做法是“独为其难”，“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肯定了屈原舍身为国的态度。针对贾谊“全身远害”的看法，苏轼说，“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指出贾谊的说法即使有几分道理，也是对先贤的求全责备。大苏还直接联系到现实，“自子逝今干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因而更应该发扬屈原的精神，“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免”通“勉”)于后世。”苏轼对贾谊的为人也有过直接的批评，他的《贾谊论》中说，“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对屈原的片面偏激的议论，正反映出他的“量小”，“识不足”。

对照二苏的《屈原庙赋》可以看出兄弟俩的不同性格与文风，可以说文如其人。除了《屈原庙赋》，二苏还作过同题的《屈原塔》诗，大苏写得激昂慷慨，小苏写得曲折含蓄，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