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①：“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②。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③：“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④，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⑤，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⑥。”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⑦，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⑧，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⑨。”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⑩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⑪，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⑫，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⑬，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⑭。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⑮，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⑯。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⑰，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⑱，汉诛晁错^⑲，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⑳，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㉑，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㉒。”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㉓：“三代以后，人渐浇讹^㉔，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㉕，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㉖，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㉗，颛顼征之^㉘，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㉙，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㉚，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㉛，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㉜，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㉝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㉞，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㉟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㊱之忧。鼋鼍^㊲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㊳，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㊴，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㊵、伍子胥^㊶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㊷昏暴，杨遵彦^㊸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㊹已后，兼并铁勒^㊺，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㊻，饥馑尤甚^㊼，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㊽，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㊾，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㊿，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51〕，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52〕，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53〕，自山东至于沧海^〔54〕，皆不赍粮^〔55〕，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注释〕　①　萧瑀：　字时文，南朝梁明帝子，唐高祖时任光禄大夫、内史令。贞观初，拜太子少师，迁尚书仆射，又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后拜太子少傅。 ②　中书内省：　唐制，中书省在禁中，故称内省。 ③　黄门侍郎：　唐制，黄门侍郎为门下省的副长官，职掌祭祀、赞献、奏天下祥瑞之官。 ④　中书、门下：　中书、门下、尚书，合称三省。唐制，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中书掌军国政令，凡是皇帝的制命、封册、诏令等，都由中书省签署施行。 ⑤　面从背言：　当面奉承，背后乱说。语出《尚书·益稷》。 ⑥　雷同：　没有主见，附和人言。语出《礼记·曲礼上》。 ⑦　经：　指儒家的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 ⑧　阿旨：　迎合旨意。 ⑨　寝默：　沉默。 ⑩　隋文帝：　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后总揽大权，封隋王。公元581年废北周静帝自立，建隋朝，后灭陈，统一全国。 ⑪　克己复礼：　谓约束自己，使言行符合礼教。语出《论语·颜渊》。 ⑫　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　本句是后赵石勒语，原为：“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见《资治通鉴》卷九五。隋文帝的女儿为北周宣帝皇后，宣帝死后，隋文帝废黜年幼的周静帝，自立为帝，事迹略同，所以唐太宗借以譬喻。 ⑬　一日万机：　谓时间很短而处理的事情极多。语出《尚书·皋陶谟》。 ⑭　虽休勿休：　虽然美好也不自夸，以示谦虚谨慎。语出《尚书·吕刑》。 ⑮　九重：　或称九门，泛指君门深邃，常人不可到达。古制天子所居有九门。 ⑯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　语见《尚书·虞书·大禹谟》。是舜告诫禹要谨慎从事的话，意思是说：　民所爱者不是君吗?君所畏者不是民吗? ⑰　临深履薄：　语出《诗经·小雅·小曼》，原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意思是非常小心谨慎地行事。 ⑱　关龙逄：　夏桀时的贤大夫，因直谏而被杀。 ⑲　晁错：　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因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遭诸王强烈反对而被汉景帝处死。 ⑳　率土：　天下，全国。语出《诗经·小雅·北山》。 ㉑　秘书监：　秘书省长官，掌管邦国的经籍图书。从容：　和缓，不慌不忙。 ㉒　造次：　急遽，仓促。 ㉓　封德彝(yí)：　名伦，观州蓨(tiáo)(今河北景县)人。隋时为内史舍人，为虞世基所信任。隋亡降唐，先为秦王参谋军事，贞观初，官至尚书右仆射。 ㉔　浇讹：　风俗衰薄，人心狡诈。 ㉕　五帝三王：　五帝，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武王。 ㉖　黄帝：　传说中的帝王，生于轩辕之丘，又称轩辕氏，建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蚩(chī)尤：　传说中的黎族首领，兽身人头，勇猛善战，因扰乱各部落，于是黄帝征诸侯兵同他大战于涿鹿之野，被黄帝擒杀。 ㉗　九黎：　相传是黄帝子少昊时的一支部族，一说是黎族中的九个人。 ㉘　颛顼(zhuān xū)：　传说中黄帝之孙，建国于高阳，称高阳氏。 ㉙　汤：　商朝开国君主，名履，原是夏桀的诸侯。夏桀无道，被放逐到南巢，汤取得天下。 ㉚　武王：　周文王之子，姓姬，名发。原是商朝诸侯，纣王无道，武王率诸侯东征，在牧野战败纣军，建立周朝。 ㉛　突厥：　南北朝后期兴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隋初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贞观四年(630年)，唐灭东突厥。 ㉜　科差：　古代统治者对平民财物或劳役的征发。 ㉝　“帝何力”句：　帝尧时，政治清平，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于道路，说：“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后世用此典故表示统治者不扰百姓;百姓安居乐业，几乎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 ㉞　晋文公出田：　晋，古代诸侯国名，春秋时据有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西南部。晋文公，春秋时晋君，名重耳。在位9年，为春秋五霸之一。田，打猎。通“畋”。 ㉟　鸿鹄：　亦作黄鹤，鸟名，即天鹅。 ㊱　矰丸：　弓箭、弹丸。 ㊲　鼋鼍(yuán tuó)：　鼋，动物名，爬行纲，鳖科，俗称癞头鼋。鼍，动物名，爬行纲，鼍科，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 ㊳　夙夜孜孜：　夙，早。夙夜即早晚。孜孜，勤勉不怠。 ㊴　年谷丰稔：　稔，庄稼成熟。 ㊵　百里奚：　春秋时人，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后被俘，又作为陪嫁之臣被遣送至秦。后出走，被楚人捉住。秦穆公闻其贤名，以五张羊皮把他赎回，委以国政。终与蹇叔、由余等人共辅秦穆公成霸业。 ㊶　伍子胥：　名员，春秋时楚国人。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投奔吴国。帮助吴王阖闾伐楚，攻下楚都郢。又助吴王夫差击败越国，并劝夫差拒绝越国的求和。夫差听信谗言，迫他自杀。后吴国被越国所灭。 ㊷　齐文宣：　即北齐文宣帝。姓高名详，字子进(529—559)。原为东魏大臣，后封齐王。武定八年(550年)，代魏自立，国号齐。在位10年，荒淫暴虐，常无故杀人。 ㊸　杨遵彦：　名愔。北齐大臣。辅佐文宣帝使朝政无缺。当时人都说：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㊹　破高丽：　贞观十七年(643年)，高丽国野心勃发，合谋百济国欲瓜分新罗国。新罗国受大唐庇护，太宗率兵破高丽。 ㊺　铁勒：　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匈奴的后裔。曾称丁零，南北朝时为突厥所并，北魏时也称敕勒，高车部。唐太宗时被讨平。 ㊻　河东、河南、陇右：　唐代的主要行政区划为道，河东、河南、陇右都是道名，三道包括东起山东、西至新疆的大片地区。 ㊼　饥馑：　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馑泛指灾荒。 ㊽　关中：　一般别称今陕西之地为关中。或以为东自函关、西至陇关，是为关中;或以为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中为关中。 ㊾　雅：　很，甚。 ㊿　息隐、海陵：　高祖长子李建成，曾被立为皇太子，四子李元吉，初封齐王，与秦王李世民争位，李世民先下手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二人。李世民即位后，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 〔51〕　流外：　隋唐时官分九品，流外为不入九品的小官。 〔52〕　囹圄(líng yǔ)：　牢狱。 〔53〕　岭表：　指五岭之外，即岭南。 〔54〕　山东：　战国秦汉时，统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也有以太行山以东为山东的说法。沧海：　指东海。 〔55〕　赍粮：　指旅行随带粮食。赍(jī)，以物送人。

【鉴赏】　本篇内容相当丰富，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　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与唐初休养生息政策及其效果。

《贞观政要》中的民本思想是很浓郁的，本篇中有王珪的“以百姓之心为心”、魏徵的“君舟民水”论(唐太宗对此有过多次论述)与唐太宗的“畏民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君民关系。君主是整个社会的最高主宰，依次而下构成了等级森严的君臣与君民关系。其间存在着上对下的人身支配与占有关系。另一方面，王朝的财政收入与公共工程的建设以及军队士兵的来源，无不仰仗于民众。君与民实为矛盾的统一体，两者有对立，也有和谐。贞观时君臣的高明处，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不是像历史上的暴君，把民众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一意榨取民脂民膏。魏徵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主张，这在名言篇中有详述。王珪强调的是，“近代君臣治国”不如“前古”。古代帝王“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而“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只考虑自己欲望的满足，而不虑及百姓的心思，这自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了。“以百姓之心为心”，是同孟子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孟子·离娄上》云：“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这是说得民心的办法，即民众所希望的，替他们聚集起来;民众所厌恶的，不要加在他们的头上。“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实就是孟子“聚之”与“勿施”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唐太宗的“畏民”论与魏徵的“君舟民水”论，可参阅名言篇。不过“畏民论”的背后是“民择君”：“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君，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在通常情况下，民众是会履行对君主的义务的，不会轻易以极端的武力形式去参与政治。即使天下动荡，民众仍对有道之君抱有希望：“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旧唐书·张玄素传》)有过隋末切身体验的唐太宗，明白一个道理，民众选择哪一个君主，得失在于君主的措施能否得到民心。无论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还是“君舟民水”论或“畏民”论，都是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国以人为本”的命题。此即唐太宗以“务知百姓利害”为“政教得失”的前提所在。

在君臣关系上，贞观君臣有“君臣师友”说与“君臣一体”论。两者均以君臣共治天下为出发点，认为君不可以一人独治。唐太宗明白地说：“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君道》)臣下的职责，对自身来说是“尽忠补过”，于君主来说是“顺美救恶”，这是从臣下的角度说的。唐太宗又说：“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以偏治，故与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以独居，故与人共守之。”(《帝范·建亲》)天地是极其广大的，内中蕴含着许多道理，君主要认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不能一人独断。一定要与臣下共同治理，才能守住天下。这是从君主的视野说的。隋炀帝也知晓这一道理，“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隋书·炀帝纪》)。但他仅仅是理论上的认识，而行动上却背道而驰。由君臣共治必然延伸出“君臣师友”说与“君臣一体”论，在本篇中对后者表达得很清楚：“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你们这些臣子是我的耳目、股肱，作为君主的我，就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理当协力同心。发现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好，就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君臣一体”论，把君与臣看作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彼此利益相同的政治集团。君主垄断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臣下的政治前途与经济生活受君主的支配与制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求谏》)。君失去了良臣辅佐，也就失去了权位和保障。“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一谚语，通俗而形象地说明了君臣共治的真谛。既然“君臣一体”，又利害攸关，那么臣子的“极言无隐”和导谏、直谏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这是劝导臣子进谏。到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把自己与隋文帝作了比较，说隋文帝生性多疑，“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皆委百司商量”，臣下觉得诏敕不当之处，“不得顺旨”。贞观六年(632年)，又倡导直谏：“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贞观十九年(645年)对侍臣说：“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说自己经常想到臣下的直谏，有益于政治的，就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

贞观君臣的民本思想与唐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民本思想是王朝统治者自我批判的产物，推动民本思想发展的原因是民众集团性的暴力对抗。任何一个王朝，既要消除自身政权体系内部的政变，又要防范来自政权体系外部的民众暴动。如汉末黄巾起义军写给曹操的信中说：“汉行已尽，黄家当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张角起事后，“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后汉书·皇甫嵩传》)。这种全民性的暴动往往具有毁灭性的力量，迫使统治者必须高度审视民众的力量，积极寻求相应的对策。民本思想的演化，是通过统治阶级政治家的自我批判完成的，在各个王朝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就贞观时期而言，突出表现为抨击暴政、倡行仁政、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唐太宗说，当年刚平定长安时，“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隋炀帝“意犹不足，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结局是“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对此唐太宗有深刻的反思：“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魏徵建议唐太宗要“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清净无为的休养生息政策实施后，监狱里常常是空荡荡的，牛马漫山遍野。从长安到岭南，或者自山东到东海，长途旅行的客人，不需自带粮食，在路上随处都能得到解决。尤其是山东地区，吃饱喝足后还能得到礼物相赠：“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好一派贞观盛世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