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①，无不悉然。驰道^②皆广^③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④。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⑤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民为虑。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⑥’‘小东大东，杼轴其空。^⑦’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⑧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⑨。”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徵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⑩，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⑪、崔象^⑫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⑬;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⑭，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徵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注释〕　①　并州：　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涿郡：　治所在今北京西南。 ②　驰道：　专供皇帝行驶车马的大路。 ③　广：　宽。 ④　贼：　盗贼，这是统治者对人民反抗的诬称。 ⑤　沼：　小池。一说圆形的叫池，曲形的叫沼。 ⑥　语出《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原诗讽刺周幽王用兵不息，军旅自岁始草生而出，至岁晚百草枯黄仍未归，百姓困苦。 ⑦　语出《诗经·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指东方大小各诸侯国。杼轴，指织布机。 ⑧　裴蕴：　隋炀帝时任民部(唐避太宗讳，改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迎合帝意，朋比结党，后死于宇文化及发动的兵变。 ⑨　匡弼：　匡正辅弼。 ⑩　殷阜：　民殷物阜，形容国家富足。 ⑪　董纯：　隋臣，以从杨素平定汉王杨谅叛乱之功拜柱国，进封郡公。 ⑫　崔象：　即崔民象，隋臣，大业十二年(616年)，因劝谏隋炀帝勿幸江都，被杀。 ⑬　玄天：　幽深莫测的天空，上天。 ⑭　次于显仁宫：　次，住宿。显仁宫，据《隋志》所载为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筑行宫。

【鉴赏】　本篇内容反映了贞观君臣对于帝王行幸的节制态度。

“行幸”一词，古代专指帝王出行，是帝王离开京城前往全国各地巡视考察地理形势、边关防务、官吏政治以及祭祀寻仙、游览名山大川的活动。帝王的行幸活动在古代从未间断过，是诸多皇帝的一大嗜好。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周穆王的巡游。《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穆王的足迹，遍布西北、华北等许多地区，有人认为他甚至到过波斯(今伊朗)。秦始皇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天下巡游，使行幸成为他在位12年间耗时最多、用力最勤的大事。秦始皇为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巡游，最后死于途中。汉武帝在行幸上，较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四登琅邪台;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浔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的行迹。把帝王巡游活动发展到极致的，是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在康乾盛世，两人都曾数次巡东北，幸西北，尤其是乾隆的六下江南，为时人所乐道。

帝王行幸天下的活动，是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动态以制定针对性政策的有效途径，巡视边疆也起到了巩固政权、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作用。但也带来很多问题。帝王巡游常常规模庞大、随从众多，牵涉食、住、行甚至娱乐等诸多方面，往往糜(靡)费巨大，少则花费数年的财政收入，多则耗尽国库。所过之处，百姓往往为此倾家荡产。帝王巡游虽带有政治、军事目的，但个人游乐的意图亦非常明显，容易激起民怨。正因为此，古代皇帝的出行，一直与大臣们的劝谏、反对之声相伴。反对者认为，皇帝的“欲”和“动”对天下来说是巨大的灾难，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要成为明君，就要熄灭自己的欲望，抑制冲动，实现垂拱而治。

在本篇中，不论是唐太宗还是魏徵、长孙无忌等大臣，都以亡国的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看待帝王行幸之事。隋炀帝喜好行幸，耗费人力，终致天怒人怨、身死国亡，这令唐太宗印象深刻，也心怀恐惧。隋炀帝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隋文帝给他留下了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文献记载，文帝时，“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唐太宗也说，“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这么雄厚的经济基础，也经不起隋炀帝奢纵无度的折腾。唐太宗说他，“不顾百姓，行幸无期”，遂致“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深知隋炀帝命丧江都原因的唐太宗，因此自我警戒，减少巡游举动。太宗认为“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所以应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以副百姓所望”。大臣们也纷纷劝诫太宗节制奢侈行为，避免惊扰百姓。如此君臣一心，与民休息，方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总而言之，唐太宗对行幸这一帝王的特权，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