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①，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②，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③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④，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⑤，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乐，降服乘缦^⑥，祝币以礼焉^⑦。’梁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国无来献^⑧，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又山东之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囚，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

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⑨，长六丈，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进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⑩，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⑪。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魏徵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贞观十一年大雨，穀水溢^⑫，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⑬，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⑭，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云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⑮，而不求辟土;载櫜弓矢^⑯，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⑰，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谷为妖，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⑱，石言于晋地^⑲，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⑳，伏待斧钺^㉑。太宗深纳其言。

〔注释〕　①　石勒：　羯族人，十六国时后赵的建立者。 ②　连理木：　不同根而枝干相连的树木。灵芝草、连理木和凤凰、白雉，被古人看作是祥瑞。 ③　王劭：　隋文帝时任著作郎。 ④　《皇隋感瑞经》：　隋文帝喜爱祥瑞，王劭采集歌谣、图谶、佛经等加以文饰，撰成此书，共30卷。隋文帝命宣示天下，王劭集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而读，经月而毕。 ⑤　晋侯：　晋景公。伯宗：　晋国大夫。 ⑥　缦：　没有花纹的丝织品。此指车中不饰文彩。 ⑦　祝币：　祭祀献神的礼品。 ⑧　郡国：　汉初，郡与国同为行政区域。 ⑨　彗星：　古人认为是妖星，是灾祸出现的预兆。 ⑩　经纶：　经营、创建之意。 ⑪　乂(yì)：　安定。 ⑫　穀水：　古河名，即今河南渑水及其下流涧水。 ⑬　尚食：　掌管帝王膳食的官署。 ⑭　覆焘：　覆盖。 ⑮　方内：　国内。 ⑯　櫜(ɡāo)：　收藏甲衣或弓箭的袋子。 ⑰　三、五：　三皇五帝。 ⑱　雉雊(ɡòu)于鼎耳：　《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祭成汤，有飞雉登鼎耳而鸣。武丁惧，祖已说：“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从之，殷道复兴。 ⑲　石言于晋地： 《左传·昭公八年》载，昭公八年春，晋国的一个地方，有石头在说话。 ⑳　瞽：　眼瞎，引申为无见识。 ㉑　斧钺：　古代用于杀人的刑具，泛指刑戮。

【鉴赏】　古人相信“君权神授”说，认为灾害不断，就表明帝王失德。若不及时改正，难免身死国灭。政治清明，上天就会显示祥瑞。本篇记述了唐太宗与侍臣们有关灾害与祥瑞的议论。

灾祥与治国发生关系，是同“君权神授”说相关的。宣称君主的权力是天神所授予的，是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其基础是天命论。周灭商后，提出“天命靡常，敬德保民”，增添了道德上的因素，但对君权神授的认同没有改变。汉代董仲舒对“唯天子受命于天”的君权神授论作了系统的论证。董仲舒深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君主权力的过分强大往往会走向反面，造成政治动荡不安。因而董仲舒想用天的权威性，给予君主的个人行为与政策以一定的约束，这就是“天谴说”：“灾者，天之谴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天谴说”不始于董仲舒，先秦时的晏子对齐景公所说的“天见彗星为公戒”，就是“天谴说”。“天谴说”在政治实践中得以具体施行，是从汉代开始的。天显灾害，表明君主的统治虽合法但并不合理;反过来说，天降祥瑞则表明君主的统治合法又合理。

对待灾害，唐太宗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作为自救补弊之方。贞观八年(634年)，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山峰崩塌，大蛇多次出现，山东与江淮地区又频发大水，唐太宗询问身边的侍臣，虞世南以古喻今，认为“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这就是说，邪恶战胜不了道德，施行仁德可以消除灾变。唐太宗觉得很对，就派出使者去抚恤饥饿的灾民，处理了许多冤案，赦免了很多犯人。这是以“得万姓之欢心”的行政手段去对待灾害。

如何看待祥瑞，是萦绕于帝王心中的大事。大多数帝王对“祥瑞”说是深信不疑的。有些帝王对祥瑞有特殊的喜好，如三国时的孙权。孙权在登基时著文告天：“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三国志·吴书二》注引《吴录》)这是说，祥瑞前后接踵而来，我孙权是敬畏天命的，不敢不接受天授予我的统治权。我要选择吉日，登坛祭拜，即皇帝位，求神保祐，永享天下。因黄龙、凤凰并现，孙权于公元229年改元黄龙。因嘉禾生长在会稽田野，又于232年改元嘉禾。238年，赤乌集于殿前，若神灵以为嘉祥。遂定是年为赤乌元年。离唐太宗近一点的是隋文帝。他命秘书监王劭穿上礼服，在朝堂上对诸州朝集使宣读《皇隋感瑞经》。唐太宗觉得这件事很可笑，因为唐太宗对祥瑞采取的是比较理性的态度。贞观六年(632年)，大臣们以天显祥瑞，纷纷上表庆贺。但唐太宗却下了一道命令：“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认为政治清明与祥瑞没有内在的关联，即使灵芝与凤凰到处可见，但百姓生活很差，而又遭到外族入侵，同桀、纣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天下太平，家家丰衣足食，没有祥瑞呈现，也可以与尧、舜的德业比肩。唐太宗说，这就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这是唐太宗认为的真正的“大祥瑞”。其间充满了理智。

断言“天谴说”对唐太宗一点影响也没有，那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贞观八年，彗星出现于南方的天空。“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这是唐太宗的自责。贞观十一年(637年)，洪水泛滥成灾，涌入洛阳宫，平地水深入5尺，冲毁宫殿寺庙19处，淹没民居七百余家。唐太宗对侍臣说：“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唐太宗以为，大概是自己视听不明，刑罚失度之故吧。于是下令，让御膳停止供应肉食，只进蔬菜素食。让文武百官各上奏章，畅言政事得失。“天谴说”有个比较固定的格式。先是将灾害公诸于世，接以“朕之不德”之类自责语;之后用行政措施去纠正。唐太宗听从了虞世南的建议，采取了赈济灾民与处理冤案的措施，就是明证。同时“天谴说”也为广开言路提供了一个依据，大臣可以借天意去限制皇权，以革除弊端，修明政治。中书侍郎岑文本，利用这一时机上了奏章，认为君主如同舟船，百姓好比是水，水可以承载舟船，也能倾覆舟船。只要君主能“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国家就会昌盛长久。这是民本思想。至于雨水造成的祸患，是“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这是从天地间变化的规律来说明自然界的灾害与“天谴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这是尊重自然规律的观点。岑文本这两个观点，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许。

总之，贞观君臣看重的是国家治乱、百姓生计，对灾异祥瑞采取的是理性的态度，显示了“贞观之治”重人事、修德政的特点。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的烙印，对“天谴说”在某些方面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