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①延长，任法御人^②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③，足是元龟^④，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⑤也。”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⑥，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⑦!”给事中杜正轮进曰：“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⑧，逢吕尚^⑨，然后为治乎?”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⑩，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⑪，胜隋日远矣。”

太宗曰：“饬兵备寇^⑫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⑬，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顿首^⑭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注释〕　①　国祚：　祚，与“福”同义，用于专指帝王的宝座。国祚则引申为王朝维持的时间。 ②　任法御人：　用法令统治百姓。任，用;御，统治。 ③　前王成事：　前代帝王的往事。 ④　元龟：　比喻可资借鉴的往事。 ⑤　浇薄：　指社会风气浮薄。 ⑥　非贤不理：　没有贤人，不能治理好国家。 ⑦　岂舍梦寐：　即梦寐岂舍，意为在梦中也不忘记。 ⑧　傅说：　商王武丁的至高权臣——大宰相(即上三公第一位)。传说原为傅岩筑墙之奴隶。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求于野。乃于傅岩得之，举以为相，国大治。 ⑨　吕尚：　即姜子牙。当他80岁在江边钓鱼时，遇见了西伯侯姬昌，姬昌认定他是当代难得的贤才予以重用。此即“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后其子姬发在吕尚的辅佐下消灭殷纣王，建立了西周王朝。 ⑩　异端：　指背离正道者，语出《论语·为政》。 ⑪　武库甲仗：　武库，贮备兵器的仓库。甲，铠甲;仗，兵仗。 ⑫　饬兵备寇：　整治兵事准备御寇。饬，整顿，休整。 ⑬　资身：　滋养身体。 ⑭　顿首：　磕头，叩头下拜。

【鉴赏】　本篇记载了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治国宗旨。自本篇始，美德成为治国之道的核心命题。

“仁义”是儒家重要的伦理范畴。《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孔颖达疏：“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仁义”在儒家文化中被当作传统道德的统称，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仁”的概念大约起于西周后期，至孔子其内涵被大大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仁学”。《论语》出现“仁”字多达109次。孔子的“仁”是指个人所具有美德的总称。如“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论语·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等等。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孟子将“仁义”发展成为自己思想的核心范畴。朱熹说：“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四书章句集注》)孔子之“仁学”，是一个融人伦、道德、政治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到孟子形成了“仁政”思想。孟子从人性出发，认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孟子明确主张，君主应行仁政以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和谐。孟子的仁政学说，使得仁义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强调，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施行仁政、以德治国，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

唐太宗即位之初，提出“专以仁义诚信为治”的施政理想。他看到，刑法虽能有效地革除一时之弊，却不能使国祚真正长久。以“前王”为鉴，他立志做一个以仁义为治国之道的帝王。黄门侍郎王珪看到施行仁义的难度，提出“天下雕丧日久”，要弘道移风，关键要有贤人相助。唐太宗随即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

贞观二年(628年)，在与臣下的言谈中，唐太宗对仁政之效用表现出欣喜之情。他说原本以为国家乱离之后，不良风俗很难得变，但近来却看到“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公守法，盗贼日稀”。依此看来，只要施政得当，改变风俗不如想象中那么艰难。唐太宗将正确的施政内容总结为“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坚定了走仁政道路的决心，并勉励贞观诸臣与他同心协力，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此后他不断与臣下谈论仁义之道，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　施行仁义，需要将它常存心中，不能有须臾的懈怠。

唐太宗称自己，“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灾祥》)。在唐政权建立过程中，他战功赫赫，是一位以武功定天下的帅才。待“二十九而居大位”后，专注于以仁义治国。贞观四年(630年)，房玄龄与唐太宗有一段关于武库的对话，传达了其重仁义而轻武力的政见。唐太宗认为，真正的甲仗不是武库中的兵器铠甲的规模，而是众臣能够“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若仁义不修，兵器再充足，也会如隋朝因百姓怨叛以致灭亡。唐太宗治国的理念，主要是儒家而非法家，重视仁义不意味着全然放弃武力和刑罚。唐太宗承认“饬兵备寇”是要事，在《刑法》等篇中，有诸多有关刑罚的论述。唐太宗的理念不是不要刑罚和武力，而是要省刑慎罚、慎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