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①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③”文子^④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⑤”，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⑥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⑦，肉腐于俎^⑧，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⑨，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⑩曰：“鼓之啬夫^⑪，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⑫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⑬，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⑭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徵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⑮’，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仁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注释〕　①　魏武帝：　即曹操。 ②　语见《论语·八佾》。孔子对鲁定公说，君主应据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以忠心服侍君主。 ③　语见《论语·颜渊》。此为孔子回答子贡之语，是说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要死亡，如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立不起来的。 ④　文子：　老子弟子，据说姓辛名钘，字文子，著《文子》九篇。 ⑤　语见《论语·阳货》。意思是说，讨厌那伶牙俐口、颠覆国家的小人。 ⑥　即荀卿，名况，战国时著名思想家，著有《荀子》。 ⑦　爵： 古代酒器，多为青铜制。 ⑧　俎： 古代盛肉器，似砧，两端有足，青铜或木制。 ⑨　中行穆伯： 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本姓荀，后以中行为氏。鼓： 春秋时夷国，白狄之别种，其地即今河北晋县，后为晋国所灭。事见《左传·昭公十五年》。 ⑩　馈间伦：　中行氏穆伯左右官吏。 ⑪　啬夫：　官名，为司空的属官。 ⑫　列国：　指春秋战国时的诸侯之国，亦指诸侯中较大者。 ⑬　永锡祚胤：　永，永远;锡，赐予;祚，福祉;胤，后嗣。 ⑭　九夷：　古代称东夷有九种。《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　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此指居住于极远国度中的人。 ⑮　去食存信： 与后“民无信不立”都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强调诚信的重要。语出《论语·颜渊》。

【鉴赏】　本篇是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讨论“诚信”治国的道理，反映出贞观君臣对“诚信”原则的高度重视。

“诚信”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是个复合词，由“诚”和“信”两方面组成。“诚”的本义指真实不欺，诚实无妄。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是天的根本属性，人的修养以达到“诚”为目标，是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信”最初是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说的不欺之语，后成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意指人对自己的许诺或誓言的遵守。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条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孟子将“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到了汉代，董仲舒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伦理规范。孟子已看到，“诚”是“信”的基础和前提。“诚”是人的内在德性，“信”是“诚”的外在体现，主要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诚”蕴于内心然后才能显“信”于外。在儒家文化后来的发展中，“诚”、“信”合为一体。内不欺己，外不欺人，成为儒家修身养性的宗旨所在。

诚信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准则，更是一种政治理念。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为治理国家的三大支柱，不得已时可“去兵”、“去食”，唯“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把“信”当作国家政权能够维持的根本信念。对此，朱熹有过发挥：“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论语集注》)

魏徵对之前儒家的观点深表赞同，认为“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这比以往孔子、朱熹所说的，又提高了一个层次。魏徵以诚信为国家政务的大纲所在，这超越于个人美德与政治理念的层面。“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非常明显，魏徵以诚信为国家的根基所在。没有了诚信，国家的政治状况就会很糟糕，“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

诚信若属于国家政务层面的，就一定会落实到君臣关系中。魏徵以为，君与臣都奉行诚信，就能使君臣关系和谐，达到“上下相信”、“至德之盛”的境界。当然在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的构建过程中，贞观君臣都认为首先君之行为是关键。贞观初年，正是识人用人之时。有人给唐太宗出了个识别佞臣的点子，要太宗佯装发怒来观察群臣的反应。唐太宗以“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为由，没有采纳此法。一次政治权术的使用，有这么大的危害吗?他的理由是，人君是百姓之水的源头，人君行诈骗之术，臣民也就要诡诈不直了。唐太宗此举，足以说明他的远见卓识。

诚信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君，唐太宗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尽管是出于良好的政治目的，国君也不能用经不起检验的手段去实现，否则将得不偿失。但是如何做到善始善终，乃历来国君之难题，唐太宗也难以完全超脱。因此才有了贞观十年(636年)魏徵的上疏。魏徵毫不客气地指出，唐太宗已由一开始的“闻善惊叹”发展成“渐恶直言”，如此下去，必将使君子疏小人亲，然后“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结果是危亡之期不远矣!当头棒喝的同时，魏徵还举了春秋时期的管仲和穆伯两个正面的例子来激励太宗。齐桓公问宰相管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是否有害于霸业，管仲回答说虽然这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但仍属小节，不会危害霸业。实现霸业的真正大忌是什么呢?管仲认为还在于用人：　不能知人，知人而不能用，用人而不能加以信任，信任却又让小人干预其间，这四个用人方面的问题是危害霸业的根本所在。而晋国大夫中行穆伯，宁愿攻不下敌国，也不肯接受奸佞不仁之人的帮助。魏徵借此二人的故事激励唐太宗：　人家一个大夫、丞相都能谨守信、慎用人，何况你这统领四海的圣明天子!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让唐太宗心悦诚服，对魏徵“手诏嘉美，优纳之”(《旧唐书·魏徵传》)。其实，魏徵讲的道理，唐太宗何尝不明白呢?但是身处太平盛世，日久难免忘乎所以，当年“以诚信御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意旨自然渐渐贯彻不力。魏徵之可贵，在于敢直言唐太宗前后心态之变化。其事君，可谓至诚矣!当然有此良臣，唐太宗也功不可没。虽然他有时也会迷糊犯错，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仍不失为一代明君。贞观君臣之间能够普遍形成坦诚相待、相互信任、默契配合的良好氛围，与唐太宗以“诚信”对待每位大臣的领头作用有着莫大关系。古往今来，有多少君王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重提孔子“民无信不立”之语，而且想起项羽之事。据史记载，项羽违背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擅自称王，把先入的刘邦封在偏僻的汉中;又不听劝谏，杀秦王众臣，纵兵屠城，放火烧宫;更兼驱逐、杀害义帝。背信弃义，民心尽失，最终被刘邦夺了已到手的天下。房玄龄在旁加了个商王朝的事例，说“殷商狎侮五常”，成为人人厌讨、天所厌弃的暴君，被周武王夺了天下。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唐太宗仅说到信，而房玄龄将其对信的重视扩展至儒家的五常。房玄龄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都是重要的政治原则，废一不可。从中不难知道，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道德与政治往往是直接统一的。儒家把道德规范都赋予政治上的功化，此即所谓伦理政治一体化。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从道德出发，以政治为目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修己为起点，以安人、安百姓为归依。这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修为历程。事实上，为政以德的追求，一直存在于当下中国人的管理思维和活动当中，为政者个人的道德素质与其政治、管理活动的成败仍然有密切关系。不管文化模式、社会关系以及人类道德本身的内容怎么变化，诚信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其作为调节人的行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都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任何人一旦给别人以无诚失信的印象，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