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第二十八

2019-06-22 可可诗词网-文本篇 https://www.kekeshici.com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杨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注释〕 ① 杨雄: 又作扬雄,字子云,成都人,汉代文学家。汉成帝时从帝自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后从帝羽猎,作《羽猎赋》以讽。 ② 司马相如: 汉文学家,成都人。撰《子虚赋》,汉武帝读而善之;又撰《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有讽谏之意。 ③ 班固: 字孟坚,陕西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历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又善作赋,成《西都赋》、《东都赋》,合称《两都赋》。 ④ 史策: 即史册。 ⑤ 邓隆: 即邓世隆,避唐太宗讳,除“世”字。历任修史学士、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职。据《资治通鉴》载,其上疏请编御集之事在贞观十二年(638年)。 ⑥ 编次: 按次序编排起来。 ⑦ 制事出令: 制定政策、下达诏令。 ⑧ 梁武帝父子: 南朝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萧统曾召集文学之士,撰集《文选》30卷。 ⑨ 陈后主: 名叔宝,南朝陈朝末代皇帝。在位时多与狎客赋诗,如《玉树后庭花》之类。陈被隋灭后,封长城公。 ⑩ 事: 从事,写作。 ⑪ 知起居 注: 唐朝史官名,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起居注,记载君王言行的史书。 ⑫ 比: 近来。 ⑬ 却观: 再看一看。 ⑭ 左、右史: 《礼记》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⑮ 毕: 全,都。 ⑯ 庶几: 希望,但愿。 ⑰ 躬自: 亲自。 ⑱ 载笔: 从事记录。载,从事。 ⑲ 瘅: 憎恨,抨击。 ⑳ 六月四日事: 指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丁巳,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 ㉑ 微文: 意思含蓄,不明白讲出来。 ㉒ 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 春秋时鲁庄公有三弟,庆父、叔牙、季友。庄公想立儿子班为嗣君,故意问叔牙谁可继承爵位,叔牙说:“庆父可立。”庄公恨他,又问季友,季友请求立班为嗣君。于是季友就秉承庄公的意思,叫人用毒酒药死叔牙。 ㉓ 雅合: 正好相合,真正符合。

【鉴赏】 本篇内容主要记载了太宗对编撰文集、史书及“实录”内容的一些看法及行为。

唐太宗曾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任贤》)重视以史为鉴是贞观之治盛世出现的原因之一,也是执政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正因为此,贞观时期非常重视修史,成果空前辉煌。25部正史中,有8部出自这一时期,其中6部即《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都是唐太宗诏令史官撰修而成。(《南史》、《北史》由李延寿父子私家修撰)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旧唐书》卷七十三)。从分工来看,宰相房玄龄是总监修,而魏徵以秘书监“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史通·外篇卷十二》)。除《隋书》绪论外,《北齐书》、《梁书》、《陈书》的总论部分,由魏徵撰写。唐太宗还专门成立史馆,直属于宰相机关的门下省,使其取代秘书省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正式设立史馆,是对历代官方修史形式的制度化。从这一时期始,由国家设馆修史、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沿袭的定制。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诏令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此书直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方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正史中书志编纂的里程碑。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下令重修《晋书》,史馆人员广泛参与修撰,历时两年多成书。此外,本朝历史的编纂亦为唐太宗所重视。

唐太宗重史,重在从中吸取执政的经验教训。反对在史书中收录辞藻华丽却无益于劝诫的文章,是他这一观点的体现。太宗提到的《汉书》、《后汉书》中的几篇文章,均为两汉时期著名辞赋家的代表作。扬雄《甘泉赋》描写了甘泉宫的气势,《羽猎赋》描写帝王盛大的打猎场面;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都是用铺张扬厉的手法表现帝王宫苑之大,游猎之壮观;班固《两都赋》描写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的壮观景色,颂扬东汉帝王。太宗读后,觉得文章虽美,但内容浮华,无益于劝诫,何必写在史书上面。他把这一观点告诉房玄龄,意在对修史工作作出指导: 史书收录文章要以有益于教化为标准。依此标准,当今上书论事者,只要词理切直,有裨益于政治的,不论是否被采纳,都应完备记录下来。

重视实际,在唐太宗拒绝为自己编辑文集一事上也得到清晰反映。唐太宗文武双全,非为一介武夫。在文的方面,他喜爱书法、擅长辞赋。但他认为自己作为“人主”,“事文章”非职责所在。若制定的政策、下达的诏令有益于世人,史书上必会载录,足以流传后世;反之,若政策诏令危害国家百姓,虽有辞赋出众的文章,只会成为子孙后代的笑柄。如此看来,编辑自己的文集没有丝毫益处。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发达,文士辈出,文集的编辑蔚然成风,很多皇帝受到影响,如唐太宗提到的梁武帝父子、陈后主和隋炀帝即染上此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父子,史称“一门能文”、“人人有集”。尤其8个儿子中的3个和梁武帝并称“四萧”,在文学史上如“三曹”、“二主”一样享有盛名。梁武帝萧衍博学多才,著述丰富,其中自己的文集就有兵法、诗赋、杂文等各种,明代张溥称赞其“艺能博学,人君罕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武帝集》)。昭明太子萧统,短短一生也编有多种文集,除自己的文集20卷外,其编撰的《陶渊明集》8卷、《文选》30卷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现存《昭明太子集》五卷为明人辑录而成。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亦均有诸多文集传世。但萧氏父子不事朝政,导致侯景之乱,政权为他人所夺。号称“二主”之一的陈后主,为南北朝时代陈国皇帝。其热衷诗文,不理朝政,后国家为隋军所灭,自己也做了亡国奴。陈后主著有文集50卷行于世(《隋书志》作39卷,此从《两唐书志》)。《隋书·炀帝纪》说隋炀帝“好学,善属文”。《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炀帝集》30卷,但此二本今已佚失。今所传《隋炀帝集》8卷为明人辑录。后人对其诗歌的评价甚高,甚至视其为隋朝的文坛领袖。唐太宗总结: 此三人均擅长辞赋且都有文集传世,但政权并不能因此长久,反而由于行为不端而很快覆亡。因此须得引以为戒,不允许臣下编撰自己的文集。

后两则内容,是有关当朝历史的编撰。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有三种形式: 国史、实录、起居注。起居注是“录天子法度”的一种编年体史书,以年时月日为序记事。作为记录天子言行法令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起居注是编修实录的重要依据。最早的起居注,是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帝时,也有《明帝起居注》,但多为宫廷内部自行编撰,往往由有文才的后妃担任(如明帝时的马皇后),名为女史。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身边始设专职与专人负责编撰。隋代在内史省设起居舍人。唐初除在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两名外,又于门下省设起居郎两名,共同记录皇帝每日言行。天子御殿,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参照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起居郎掌录皇帝起居法度,起居舍人掌录皇帝制诰。唐初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流传至今。贞观时期,起居注官员常由其他官员兼任,称“知起居注”、“知起居事”。给事中杜正伦、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都曾担任过此职。对于起居注官员的“善恶毕书”,唐太宗还是支持的。《慎言语》篇中,杜正伦进谏说修起居注,必然秉笔直书,他非常高兴地给予了赏赐。到了贞观中后期,唐太宗对起居注中的记载,很是好奇,提出想要观看,被褚遂良拒绝。理由很简单: 起居注若置于皇帝的监控之下,必将影响自己的秉笔直录。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元代戈直为《贞观政要》作注,前面有个按语,说吴兢“尝撰《则天实录》,直言无讳,当世之董狐云”(见《贞观政要序》)。董狐,春秋晋国时史官。公元前607年,晋国大臣赵盾因避晋灵公杀害而出走。还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晋灵公。他认为责任在赵盾,故以“赵盾弑其君”记下此事。董狐被誉为良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强调,“君举必书”,“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皇帝不看起居注是一贯的传统,禇遂良认为不能为唐太宗破例。但唐太宗这一念头并未打消,在第二年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观看的要求。唐太宗强调自己与古人不同,亲看史书是希望能够观得失以警戒。房玄龄拗不过,只得把国史删减,撰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呈给唐太宗。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唐太宗执意观史的行为已经对编史工作造成了干扰。这次观史,唐太宗看到了实录中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现无法获知,是否房玄龄等人因唐太宗而作出了修改。总之,唐太宗看到玄武门之变的记录颇为隐晦。唐太宗要求观本朝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曾进言劝阻:“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不因看到负面记载而诛杀史官,并不代表以后的皇帝也能这样英明。朱子奢说得很明白,此例一开,必将给后世史官秉笔直书造成可怕的阴影,破坏自古以来史官制度的良好传统!但唐太宗这回终于没有听进去。虽然唐太宗出于对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的维护,要求房玄龄“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但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客观事实。吴兢不因唐太宗早期的丰功伟业,而不直录其晚年的不足。所以说《贞观政要》是体现了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一本著作。



今日更新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