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杨雄《甘泉》、《羽猎》^①，司马相如《子虚》、《上林》^②，班固《两都》等赋^③，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④?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⑤表请编次^⑥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⑦，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⑧及陈后主^⑨、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⑩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⑪。太宗问曰：“卿比^⑫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⑬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⑭，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⑮书，庶几^⑯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⑰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⑱，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⑲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⑳，语多微文^㉑，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㉒，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㉓至公之道。”

〔注释〕　①　杨雄：　又作扬雄，字子云，成都人，汉代文学家。汉成帝时从帝自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后从帝羽猎，作《羽猎赋》以讽。 ②　司马相如：　汉文学家，成都人。撰《子虚赋》，汉武帝读而善之;又撰《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有讽谏之意。 ③　班固：　字孟坚，陕西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历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又善作赋，成《西都赋》、《东都赋》，合称《两都赋》。 ④　史策：　即史册。 ⑤　邓隆：　即邓世隆，避唐太宗讳，除“世”字。历任修史学士、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职。据《资治通鉴》载，其上疏请编御集之事在贞观十二年(638年)。 ⑥　编次：　按次序编排起来。 ⑦　制事出令：　制定政策、下达诏令。 ⑧　梁武帝父子：　南朝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萧统曾召集文学之士，撰集《文选》30卷。 ⑨　陈后主：　名叔宝，南朝陈朝末代皇帝。在位时多与狎客赋诗，如《玉树后庭花》之类。陈被隋灭后，封长城公。 ⑩　事：　从事，写作。 ⑪　知起居 注：　唐朝史官名，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起居注，记载君王言行的史书。 ⑫　比：　近来。 ⑬　却观：　再看一看。 ⑭　左、右史：　《礼记》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⑮　毕：　全，都。 ⑯　庶几：　希望，但愿。 ⑰　躬自：　亲自。 ⑱　载笔：　从事记录。载，从事。 ⑲　瘅：　憎恨，抨击。 ⑳　六月四日事：　指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丁巳，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 ㉑　微文：　意思含蓄，不明白讲出来。 ㉒　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　春秋时鲁庄公有三弟，庆父、叔牙、季友。庄公想立儿子班为嗣君，故意问叔牙谁可继承爵位，叔牙说：“庆父可立。”庄公恨他，又问季友，季友请求立班为嗣君。于是季友就秉承庄公的意思，叫人用毒酒药死叔牙。 ㉓　雅合：　正好相合，真正符合。

【鉴赏】　本篇内容主要记载了太宗对编撰文集、史书及“实录”内容的一些看法及行为。

唐太宗曾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任贤》)重视以史为鉴是贞观之治盛世出现的原因之一，也是执政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正因为此，贞观时期非常重视修史，成果空前辉煌。25部正史中，有8部出自这一时期，其中6部即《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都是唐太宗诏令史官撰修而成。(《南史》、《北史》由李延寿父子私家修撰)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旧唐书》卷七十三)。从分工来看，宰相房玄龄是总监修，而魏徵以秘书监“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史通·外篇卷十二》)。除《隋书》绪论外，《北齐书》、《梁书》、《陈书》的总论部分，由魏徵撰写。唐太宗还专门成立史馆，直属于宰相机关的门下省，使其取代秘书省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正式设立史馆，是对历代官方修史形式的制度化。从这一时期始，由国家设馆修史、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沿袭的定制。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诏令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此书直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方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正史中书志编纂的里程碑。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下令重修《晋书》，史馆人员广泛参与修撰，历时两年多成书。此外，本朝历史的编纂亦为唐太宗所重视。

唐太宗重史，重在从中吸取执政的经验教训。反对在史书中收录辞藻华丽却无益于劝诫的文章，是他这一观点的体现。太宗提到的《汉书》、《后汉书》中的几篇文章，均为两汉时期著名辞赋家的代表作。扬雄《甘泉赋》描写了甘泉宫的气势，《羽猎赋》描写帝王盛大的打猎场面;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都是用铺张扬厉的手法表现帝王宫苑之大，游猎之壮观;班固《两都赋》描写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的壮观景色，颂扬东汉帝王。太宗读后，觉得文章虽美，但内容浮华，无益于劝诫，何必写在史书上面。他把这一观点告诉房玄龄，意在对修史工作作出指导：　史书收录文章要以有益于教化为标准。依此标准，当今上书论事者，只要词理切直，有裨益于政治的，不论是否被采纳，都应完备记录下来。

重视实际，在唐太宗拒绝为自己编辑文集一事上也得到清晰反映。唐太宗文武双全，非为一介武夫。在文的方面，他喜爱书法、擅长辞赋。但他认为自己作为“人主”，“事文章”非职责所在。若制定的政策、下达的诏令有益于世人，史书上必会载录，足以流传后世;反之，若政策诏令危害国家百姓，虽有辞赋出众的文章，只会成为子孙后代的笑柄。如此看来，编辑自己的文集没有丝毫益处。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发达，文士辈出，文集的编辑蔚然成风，很多皇帝受到影响，如唐太宗提到的梁武帝父子、陈后主和隋炀帝即染上此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父子，史称“一门能文”、“人人有集”。尤其8个儿子中的3个和梁武帝并称“四萧”，在文学史上如“三曹”、“二主”一样享有盛名。梁武帝萧衍博学多才，著述丰富，其中自己的文集就有兵法、诗赋、杂文等各种，明代张溥称赞其“艺能博学，人君罕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武帝集》)。昭明太子萧统，短短一生也编有多种文集，除自己的文集20卷外，其编撰的《陶渊明集》8卷、《文选》30卷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现存《昭明太子集》五卷为明人辑录而成。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亦均有诸多文集传世。但萧氏父子不事朝政，导致侯景之乱，政权为他人所夺。号称“二主”之一的陈后主，为南北朝时代陈国皇帝。其热衷诗文，不理朝政，后国家为隋军所灭，自己也做了亡国奴。陈后主著有文集50卷行于世(《隋书志》作39卷，此从《两唐书志》)。《隋书·炀帝纪》说隋炀帝“好学，善属文”。《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炀帝集》30卷，但此二本今已佚失。今所传《隋炀帝集》8卷为明人辑录。后人对其诗歌的评价甚高，甚至视其为隋朝的文坛领袖。唐太宗总结：　此三人均擅长辞赋且都有文集传世，但政权并不能因此长久，反而由于行为不端而很快覆亡。因此须得引以为戒，不允许臣下编撰自己的文集。

后两则内容，是有关当朝历史的编撰。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有三种形式：　国史、实录、起居注。起居注是“录天子法度”的一种编年体史书，以年时月日为序记事。作为记录天子言行法令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起居注是编修实录的重要依据。最早的起居注，是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帝时，也有《明帝起居注》，但多为宫廷内部自行编撰，往往由有文才的后妃担任(如明帝时的马皇后)，名为女史。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身边始设专职与专人负责编撰。隋代在内史省设起居舍人。唐初除在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两名外，又于门下省设起居郎两名，共同记录皇帝每日言行。天子御殿，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参照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起居郎掌录皇帝起居法度，起居舍人掌录皇帝制诰。唐初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流传至今。贞观时期，起居注官员常由其他官员兼任，称“知起居注”、“知起居事”。给事中杜正伦、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都曾担任过此职。对于起居注官员的“善恶毕书”，唐太宗还是支持的。《慎言语》篇中，杜正伦进谏说修起居注，必然秉笔直书，他非常高兴地给予了赏赐。到了贞观中后期，唐太宗对起居注中的记载，很是好奇，提出想要观看，被褚遂良拒绝。理由很简单：　起居注若置于皇帝的监控之下，必将影响自己的秉笔直录。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元代戈直为《贞观政要》作注，前面有个按语，说吴兢“尝撰《则天实录》，直言无讳，当世之董狐云”(见《贞观政要序》)。董狐，春秋晋国时史官。公元前607年，晋国大臣赵盾因避晋灵公杀害而出走。还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晋灵公。他认为责任在赵盾，故以“赵盾弑其君”记下此事。董狐被誉为良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强调，“君举必书”，“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皇帝不看起居注是一贯的传统，禇遂良认为不能为唐太宗破例。但唐太宗这一念头并未打消，在第二年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观看的要求。唐太宗强调自己与古人不同，亲看史书是希望能够观得失以警戒。房玄龄拗不过，只得把国史删减，撰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呈给唐太宗。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唐太宗执意观史的行为已经对编史工作造成了干扰。这次观史，唐太宗看到了实录中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现无法获知，是否房玄龄等人因唐太宗而作出了修改。总之，唐太宗看到玄武门之变的记录颇为隐晦。唐太宗要求观本朝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曾进言劝阻：“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不因看到负面记载而诛杀史官，并不代表以后的皇帝也能这样英明。朱子奢说得很明白，此例一开，必将给后世史官秉笔直书造成可怕的阴影，破坏自古以来史官制度的良好传统!但唐太宗这回终于没有听进去。虽然唐太宗出于对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的维护，要求房玄龄“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但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客观事实。吴兢不因唐太宗早期的丰功伟业，而不直录其晚年的不足。所以说《贞观政要》是体现了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一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