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①，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②，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③，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④，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⑤，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注释〕　①　苑：　禁苑，帝王蓄养禽兽和种植林木的园林，供帝王游玩、打猎之用。 ②　冠礼：　古代男子成年时要举行加冠的仪式。 ③　东作：　春耕生产。 ④　阴阳家：“三教九流”中九流之一，在战国与秦汉时代，阴阳家声名显赫，影响很大。后世把以看星相、占卜、择日、看风水等为业的人，也称为阴阳家。 ⑤　不登：　歉收。

【鉴赏】　本篇记录了唐初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些言论与措施。唐太宗在贞观二年(628年)，对侍从的大臣提出“三本”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国以人为本”，详见名言篇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条。这里剖析的是唐太宗的农本思想。

农本思想从历史渊源角度说，是自古就有的。汉代皇帝经常下诏表明此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汉书·文帝纪》)，“天下以农桑为本”(《汉书·昭帝纪》)，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清代未变。雍正帝还在老调重弹：“凡士农工商，皆赖于食农，故农为天下之本，而工贾皆其末也。”(《世宗实录》卷五十七)岁月流逝了2000年，调子始终如一。这表明其基础是何等稳固。

农本思想政治为历代帝王所青睐，因为农业是古代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有效地实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劳动力和劳动条件保持统一的主要形式，构成了封建生产方式最为坚实的基础。任何一个王朝的赋税与地租的主要来源就是农业生产，农业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财政状况与物质储备。一定数量的军粮储备是军队的命脉所在，一定数目的兵源是军队存在的前提。在古代中国，只有农业才能对一支强大而有力的军队提供物质与人力的保证。统治者最怕农民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成为流民，即使是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也会让最高统治者皇帝忧心忡忡。像唐太宗这样，年轻时就经历战乱，在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过程中，知道土地荒废是民众缺衣少食的原委所在。唐高宗武德七年(624年)，规定了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规定男丁18岁以上给田1顷的均田制，这是朝廷在鼓励农民开垦，因为唐初荒地很多。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禅，魏徵谏阻道，现在自洛阳以东到泰山，人烟稀少，让随从的外国君长看到中国的虚弱，有什么好处!

唐太宗在位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农政策，如轻徭薄役，不夺农时等。农业生产在贞观中叶有了较快的发展，为“贞观之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贞观十六年(642年)，“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盛世气象。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对“贞观之治”如此的描绘，可能有些美化，但物质资源丰富、社会治安良好，却是不争的事实。本篇记载了一件奇事，即唐太宗在贞观二年生吞蝗虫，为的是让百姓免于虫灾。侍臣说，生吃蝗虫恐怕要得病。唐太宗不听劝阻，说有什么灾祸算到我头上好了。他希望通过自己这一行动，达到“蝗不复为灾”的目的。此后，果然没有虫灾了。虽然有神化的因素，不过唐太宗要是没有想引灾于自身，为民众祈福免灾的决心，是绝对吞咽不下令人作呕的蝗虫的。以上说的是“以衣食为本”。

“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就是不占用农忙时节。唐太宗的太子李治，成年将行冠礼。按照阴阳家的理论，冠礼应该放在2月为宜。唐太宗以为，2月是春耕大忙开始的季节，将太子冠礼放在2月举行会影响农耕。遵从“不失时为本”的原则，他决定延后到10月。“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农业生产是按照自然界的季节性而获取果实的过程，由于时间节律不同，农业生产的内容和方式也就各有所别。《吕氏春秋》中有《审时》篇，专讲这一问题，对小麦作了得时、先时、后时的比较。得时(不失时)的小麦，穗深色深，小穗七、八对，子粒大而饱满，有香味，不易受虫害。先时的小麦，粒小而不饱满。后时的小麦，易遭病虫害，苗弱穗青，子实不成熟。先时与后时，均为“失时”。北魏贾勰《齐民要术·种谷》中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阴阳家的那一套，除了占星术、看风水、相人术、算命术之外，还有择日的内容。所谓择日，就是人们在从事重大的活动时，必须考虑到自然界的情况，如气候、天象、物候等因素。按俗话说就是要找个黄道吉日。这是自古至今的习俗，农民盖房上大梁、青年男女结婚，无论是当事人或相关的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去寻找好日子的。当择日与农时发生冲突时，唐太宗毫不迟疑的选择了后者。“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显现了一代雄主的英明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