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
六十年代初我曾在拙作《白诗臆札》中提到,白居易当然是
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但他的诗中也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情调和因
素,甚至在创作方法上也不全是现实主义的。当时颇自谓有新
意,今日追思,仍属老生常谈。他的代表作如《长恨歌》,便是一
首以浪漫主义为主导的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型名篇。这里想
谈的乃是白诗的另一侧面,即他同杜甫、韩愈一样,也有“以文为
诗”的作品,而且这类作品还不在少数。
通常我们评论唐宋诗,总说“以文为诗”是宋人特点,这并不 错。但一般说法都认为宋人所宗法者主要是唐代的杜甫和韩 愈,充其量再加上一位元结。余下的诗人好像同“以文为诗”就 没有多少关系了。其实我国的诗歌传统从建安发展到唐人,原 是从渐入佳境逐步发展到新的高峰。唐诗之所以被视为高峰, 主要有两条:一是全面发展,二是有所创新;而后一点又同前一 点密不可分。所谓全面发展,即诗歌本身日趋完善而无美不备, 达到体制、风格、题材、技巧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又与创作上的变 化多端、日新月异分不开。其实事物的新变之道是离不开传统 基础的。传统基础愈厚,作家修养愈深,则新变以后的面貌便会 愈引人注目,它本身也就站得住脚,能传之久远。反之,如果没 有什么基础,作家也缺乏一定功底,那么,所谓的“创新”之路看 似有所变异而实际上却落入了另一窠臼,形成了单调而浅薄的 “新”条条框框,作家陷于其中受其束缚而不自知,还以为走上了 一条什么新的阳关大道。结果路子反而愈走愈窄,终于到了不 能自拔的境地。这一点,我们从中晚唐诗歌发展的总趋势与个 别作家的创作道路可以得到一定启发。
在唐诗这个浩瀚无垠的艺术领域中,既要达到无善不臻、无 美不备的水平,又要力求新变,以不同于前人的精神面貌昭示后 来的读者(若照我的看法,作者更不能脱离深厚的传统基础和丰 富的文化修养),那么,“以文为诗”实在是诗歌发展中的一条无 可回避的渠道,也是某些作者在探索中前进的通向高峰的一条 必经之路。杜甫、元结、韩愈诸人不过是试着走这条路走得比较 有意识,因此其成效也比较明显的诗人罢了。试看陈子昂的“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李白的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 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其为诗也,不已经是典型散文 化了的作品乎?说到白居易,只由于他写诗所用的语言比较朴 素浅显(只有少数例外如《长恨歌》,但这种所谓“元和长庆”体诗 歌比起后来的摹仿者所作还是容易懂得多),风格比较明快开 朗,不像韩愈、李贺诸家走古奥险怪、生硬深涩的道路,他的以文 为诗的特点便不大为人注意。其实,《秦中吟》、“新乐府”一类所 谓白居易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以散文的间架结构来布局的,有的 诗句也朴素得明白如话,成为押韵的散文。所以我说白居易以 文为诗的作品并不少。至于贾岛、姚合(尤其是姚合)和皮日休、 陆龟蒙,我以为,他们的作品即属于无形中又落入另一窠臼中 者,因此到头来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第一流诗人。
闲言少叙。现在只谈白居易这首不大为人注意的五言绝句 《勤政楼西老柳》:
我第一次读此诗是从废名先生的《谈新诗》里发现的。他把这首 诗同李白、王之涣、柳宗元、杜牧等大家的五七绝一并抄录,然后 加按语说:“这些诗大约说得上读来爽口听来爽耳,文字里的意 义并没有什么,用了许多数目字,却最表现旧诗文字的音乐性。” 好像这首白诗的特色只在于后两句的数目字具有旧诗词文字上 的音乐性而已。后来读白居易的作品稍多,发现《长庆集》中咏 柳者远不止一首,而这一首确乎也不算最好。但无论从思想或 艺术上来看,都有它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只有二十个字,而以文 为诗的特点却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我就先从这一点谈起。
作品中记载年月原是史官笔法,当然属于散文范畴。《春 秋》与《三传》肇其端,从《史记》开始的历代帝王本纪纂其绪,下 而至于后来的日记、年谱,这些都不消说了。直到今天,我们写 散文,或在开头处郑重写上年月,或在结尾处附加一笔写作时 间,都是沿袭古代散文的惯例。而在诗中明标年月的,杜甫的 《北征》该是一个典型。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第二点,仍从此诗的形式来谈。古人对“绝句”的涵义有各 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认为绝句是截八句律诗里面的四句 成为一首诗。这说法是否可信姑置勿论,但这首诗确是两副对 联,宛如截律诗的中四句而成。此诗第三句是拗句,即“一株柳” 为“仄平仄”而非“平仄仄”,因而读起来略存古诗意趣。可是这 种拗句在近体诗格律中是允许采用的,所以它仍是一首无懈可 击的有着两副对联的五言绝句。前二句对仗工整自不待言,后 两句尤见工力。以“开元”对“长庆”,用本朝年号相对,既巧而 工;而从全句看,既似流水对却又比流水对工整,这就太难得了。 因此我们读起来毫无牵强生涩之感,却有流走飞动之趣,更体现 出白诗的特色。诚然,白诗平易浅近,能“令老妪都解”,但我以 为他的推敲斟酌功夫,初不减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坛巨匠 也。
说到此诗的思想性,必先回顾一下作者的身世。白居易生 于公元七七二年即唐代宗大历七年,到穆宗长庆二年即公元八 二二年,他已年逾半百。而从他的经历看,他于元和间先贬江州 司马,后来又到过四川忠州,然后展转于江南各地,仕途亦颇为 坎坷。这时他已回到长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比过去顺利多 了;然而岁月不待人,他已步入老境,不无迟暮之感了。至于勤 政楼西的那株柳树,乃开元年间所植,假定它栽种于开元十年 (公元722年)前后,则此时已成阅尽沧桑的百年老树。它经过 安史之乱、朱泚之乱,而至今竟未枯死,仍在骀荡春风中婆娑摇 曳,虽云“半朽”,犹见生机。而自己呢,虽屡遭贬谪却终于回到 长安,抚今追昔,能不“多情”?每逢出入朝堂,总要从这树旁经 过,因人之渐衰而感慨老树之半朽,又因柳树之未死而联想到世 事的变化迁移,自然为之踌躇“立马”,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之叹了。何况开元乃全盛之日,这株柳是见过世面的;如今已是 长庆二年,多少宦海浮沉,多少人事代谢,它都经历过,它才是真 正的历史的见证人! 因柳及人,又由人及柳,个中况味,真是一 言难尽。然而全诗仅寥寥二十字,故又余味无穷。夫前二句深 得人柳互文见义之趣,今昔语含双关之美;而后二句则不仅纪年 而已,既说明柳树经历的岁月,也点出自己已逝的年华,这就比 《北征》的单纯记录时间要显得复杂深远了。废名先生之论似乎 有点言之过浅呢。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
最后,我认为,白居易的组诗如《秦中吟》、“新乐府”,长诗如 《长恨歌》、《琵琶行》,固然千古传诵,脍炙人口;而类似《勤政楼 西老柳》、《问刘十九》这样的小诗短作,造语浅近而余韵深远,却 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灼灼光焰。这正是使我们后来人值得服膺 和借鉴的“唐人高处”。
通常我们评论唐宋诗,总说“以文为诗”是宋人特点,这并不 错。但一般说法都认为宋人所宗法者主要是唐代的杜甫和韩 愈,充其量再加上一位元结。余下的诗人好像同“以文为诗”就 没有多少关系了。其实我国的诗歌传统从建安发展到唐人,原 是从渐入佳境逐步发展到新的高峰。唐诗之所以被视为高峰, 主要有两条:一是全面发展,二是有所创新;而后一点又同前一 点密不可分。所谓全面发展,即诗歌本身日趋完善而无美不备, 达到体制、风格、题材、技巧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又与创作上的变 化多端、日新月异分不开。其实事物的新变之道是离不开传统 基础的。传统基础愈厚,作家修养愈深,则新变以后的面貌便会 愈引人注目,它本身也就站得住脚,能传之久远。反之,如果没 有什么基础,作家也缺乏一定功底,那么,所谓的“创新”之路看 似有所变异而实际上却落入了另一窠臼,形成了单调而浅薄的 “新”条条框框,作家陷于其中受其束缚而不自知,还以为走上了 一条什么新的阳关大道。结果路子反而愈走愈窄,终于到了不 能自拔的境地。这一点,我们从中晚唐诗歌发展的总趋势与个 别作家的创作道路可以得到一定启发。
在唐诗这个浩瀚无垠的艺术领域中,既要达到无善不臻、无 美不备的水平,又要力求新变,以不同于前人的精神面貌昭示后 来的读者(若照我的看法,作者更不能脱离深厚的传统基础和丰 富的文化修养),那么,“以文为诗”实在是诗歌发展中的一条无 可回避的渠道,也是某些作者在探索中前进的通向高峰的一条 必经之路。杜甫、元结、韩愈诸人不过是试着走这条路走得比较 有意识,因此其成效也比较明显的诗人罢了。试看陈子昂的“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李白的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 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其为诗也,不已经是典型散文 化了的作品乎?说到白居易,只由于他写诗所用的语言比较朴 素浅显(只有少数例外如《长恨歌》,但这种所谓“元和长庆”体诗 歌比起后来的摹仿者所作还是容易懂得多),风格比较明快开 朗,不像韩愈、李贺诸家走古奥险怪、生硬深涩的道路,他的以文 为诗的特点便不大为人注意。其实,《秦中吟》、“新乐府”一类所 谓白居易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以散文的间架结构来布局的,有的 诗句也朴素得明白如话,成为押韵的散文。所以我说白居易以 文为诗的作品并不少。至于贾岛、姚合(尤其是姚合)和皮日休、 陆龟蒙,我以为,他们的作品即属于无形中又落入另一窠臼中 者,因此到头来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第一流诗人。
闲言少叙。现在只谈白居易这首不大为人注意的五言绝句 《勤政楼西老柳》: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
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
我第一次读此诗是从废名先生的《谈新诗》里发现的。他把这首 诗同李白、王之涣、柳宗元、杜牧等大家的五七绝一并抄录,然后 加按语说:“这些诗大约说得上读来爽口听来爽耳,文字里的意 义并没有什么,用了许多数目字,却最表现旧诗文字的音乐性。” 好像这首白诗的特色只在于后两句的数目字具有旧诗词文字上 的音乐性而已。后来读白居易的作品稍多,发现《长庆集》中咏 柳者远不止一首,而这一首确乎也不算最好。但无论从思想或 艺术上来看,都有它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只有二十个字,而以文 为诗的特点却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我就先从这一点谈起。
作品中记载年月原是史官笔法,当然属于散文范畴。《春 秋》与《三传》肇其端,从《史记》开始的历代帝王本纪纂其绪,下 而至于后来的日记、年谱,这些都不消说了。直到今天,我们写 散文,或在开头处郑重写上年月,或在结尾处附加一笔写作时 间,都是沿袭古代散文的惯例。而在诗中明标年月的,杜甫的 《北征》该是一个典型。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第二点,仍从此诗的形式来谈。古人对“绝句”的涵义有各 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认为绝句是截八句律诗里面的四句 成为一首诗。这说法是否可信姑置勿论,但这首诗确是两副对 联,宛如截律诗的中四句而成。此诗第三句是拗句,即“一株柳” 为“仄平仄”而非“平仄仄”,因而读起来略存古诗意趣。可是这 种拗句在近体诗格律中是允许采用的,所以它仍是一首无懈可 击的有着两副对联的五言绝句。前二句对仗工整自不待言,后 两句尤见工力。以“开元”对“长庆”,用本朝年号相对,既巧而 工;而从全句看,既似流水对却又比流水对工整,这就太难得了。 因此我们读起来毫无牵强生涩之感,却有流走飞动之趣,更体现 出白诗的特色。诚然,白诗平易浅近,能“令老妪都解”,但我以 为他的推敲斟酌功夫,初不减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坛巨匠 也。
说到此诗的思想性,必先回顾一下作者的身世。白居易生 于公元七七二年即唐代宗大历七年,到穆宗长庆二年即公元八 二二年,他已年逾半百。而从他的经历看,他于元和间先贬江州 司马,后来又到过四川忠州,然后展转于江南各地,仕途亦颇为 坎坷。这时他已回到长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比过去顺利多 了;然而岁月不待人,他已步入老境,不无迟暮之感了。至于勤 政楼西的那株柳树,乃开元年间所植,假定它栽种于开元十年 (公元722年)前后,则此时已成阅尽沧桑的百年老树。它经过 安史之乱、朱泚之乱,而至今竟未枯死,仍在骀荡春风中婆娑摇 曳,虽云“半朽”,犹见生机。而自己呢,虽屡遭贬谪却终于回到 长安,抚今追昔,能不“多情”?每逢出入朝堂,总要从这树旁经 过,因人之渐衰而感慨老树之半朽,又因柳树之未死而联想到世 事的变化迁移,自然为之踌躇“立马”,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之叹了。何况开元乃全盛之日,这株柳是见过世面的;如今已是 长庆二年,多少宦海浮沉,多少人事代谢,它都经历过,它才是真 正的历史的见证人! 因柳及人,又由人及柳,个中况味,真是一 言难尽。然而全诗仅寥寥二十字,故又余味无穷。夫前二句深 得人柳互文见义之趣,今昔语含双关之美;而后二句则不仅纪年 而已,既说明柳树经历的岁月,也点出自己已逝的年华,这就比 《北征》的单纯记录时间要显得复杂深远了。废名先生之论似乎 有点言之过浅呢。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
最后,我认为,白居易的组诗如《秦中吟》、“新乐府”,长诗如 《长恨歌》、《琵琶行》,固然千古传诵,脍炙人口;而类似《勤政楼 西老柳》、《问刘十九》这样的小诗短作,造语浅近而余韵深远,却 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灼灼光焰。这正是使我们后来人值得服膺 和借鉴的“唐人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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