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张仁熙

        十月云雷报雨天,夜半雨急雷阗阗。雷声雨声喧不歇,掣电相与为周旋。是时比屋无灯火,家家胆破眠复坐。一百五十日苦晴,此雨此雷何滂沱。俗儒读书苦不通,十日五日问天公。九月不瑞冬宁好,低声欲死心忡忡。须臾五更鸡鼓翼,鸡鸣不畏雷雨亟。鸡虽细小亦知时,人生何事长悲衋。君不见居民望麦终宵泣,十月不雨嗟何及。须臾天明雨不休,农夫喜雨雨中立。
        《十月雷雨歌》为张仁熙自创的新题乐府诗。这首诗的表层意义完全符合乐府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精神,通过现实生活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诗中的意象组合,就会发现这首诗的深层意义所在。
        诗的第一个意象是一场猛烈的雷暴雨。你看:苦旱了五个月之后的一个夜晚,阴云密布,雷声隐隐,预告着大雨将临。到了半夜,雷声大作,雷声伴着雨声,闪电划过夜空,交织出一幅立体的暴雨鸣奏曲。这时,诗人从熟睡中惊起,看到四周没有一丝灯火,似乎听到那些惧怕雷电的人惊叫着,不敢入睡,诗人不禁感叹:“好大的雷!好大的雨!”读到这里,我们本想为诗人精细的描摹而赞叹,可我们发现了问题:十月雷雨,这可能吗?这段描写,有无其他含义?我们知道:清代采用夏历,十月已是初冬,除了低纬度地区,根本听不到雷声,更不用说“望麦”的地区会有雷电交加的滂沱大雨。如果翻检古代文献,十月雷雨的记载依然是零的记录,只有对冬雷的否定,一再被人们提起著名的汉乐府民歌《上邪》,为了表达男女主人公情爱的天长地久,就有“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的诗句,用反经失常的比喻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因此,张仁熙的“十月雷雨”无疑也是“违理”的诗句,他的错误恰好是艺术创作中“意识腐蚀”现象的又一例证。写景咏物,诗人本应”即目直寻” (钟嵘《诗品》), “眼处心生”。 (元好问《论诗绝句》),可是,有些诗人“其观赏当前风物时,于前人妙笔,熟处难忘,虽增契悟,亦被笼罩,每不能心眼空灵,直凑真景。”(钱钟书《管锥编》588页)张仁熙就是如此。他夜半被雨声惊醒,为了表现雨的迅猛浩大,不自觉地联想到雷暴雨,并借用“雷暴雨”的意象,在电闪雷鸣中,叙说自己的感受。
        诗的第二部分只有四句:“俗儒读书苦不通,十日五日问天公。九月不瑞冬宁好,低声欲死心忡忡。”所谓俗儒,就是指诗人自己,当然是自我解嘲的称呼。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说张仁熙”喜读史有识,颇知当世之务”,即使明亡入清后“无意世事,专寄情于诗文”,仍是“民生疾苦,犹言不休。”所以,诗人所谓的“读书苦不通”,实则是“读通有何用”。诗人所抒发的忧心忡忡,低声欲死的悲哀是人生失意的喟叹呢?还是亡国之恨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做为一个封建文人,读书是为了“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但作为明代遗民,忠君排满的心理又使得他“无意世事”,“鸿博之荐则不赴”。在这严重的二律背反中,张仁熙根本无法解脱,这很可能是他忧心忡忡的根源。这种忧伤,使张仁熙渐渐失去了生活的信念,他看到九月天气不好,对冬天也不抱希望,甚至因自然界的反常而联想人生的悲哀,忧伤地想到了死。突然,大雨惊醒了他,他看到了另外两个意象,他领悟了,懂得了人生的真谛。诗自然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一个意象是雄鸡,第二个意象是农夫。五更时分,诗人看到雄鸡展翅,在雷雨声中引亢高歌,天明以后,雨声仍未停歇,原来因盼雨而日夜悲啼的农夫,现在忘情地在雨中停立,与大自然溶为一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我们知道:雄鸡是低级的动物,在大自然中是极其细微的东西。但雄鸡却知道大自然的法则,雷雨的狂暴并没有影响其五更的啼鸣。而诗人呢?一是“胆破”,二是“低声欲死心忡忡”,这难道不可笑吗?农夫本是无知识的人,原来为苦旱而“终宵”哭泣,大雨的降临解救了他们。更为难得的是在简单的劳作中他们寻求到了欢乐。这对诗人是多么深刻的启示。他看到雄鸡,想到人生应顺应自然,不以物喜,不以物忧,不应该悲衋(xi),也就是不应该沉溺于忧愁伤痛。同时,诗人借农夫的意象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就在这些质朴农夫的劳作之中,如果要彻底解除人生的苦恼,只有走陶渊明躬耕自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