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歌

        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此诗收在《乐府诗集》第八十八卷,属《杂歌谣辞》,为乐府古辞。该篇与上一篇“燕燕尾涎涎”,在《汉书·五行志》中都被解释为征兆诗,这是封建文人的偏见,不足凭信。其实二者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分别反映了汉成帝时的两大事件。
        汉成帝在位期间, 由于他的“湛于酒色” (篇中所引成帝世的文、事,除另有署名的外,均见《资治通鉴·汉纪·成帝纪》)和闇于为政,导致了“赵氏乱内,外家擅朝”的局面,刘氏王朝走到了穷途末路,名存实亡了。这首诗所反映的就是“外家擅朝”方面的现实和人民对此的深沉反思。
        成帝登基伊始,就猛升外戚。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总揽军政大权,从此开始了西汉后期直至东汉将近五十年的王氏外戚掌握实权的特殊时代。
        诗的头两句以直抒胸臆的手法描述和评论了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锋芒直指王氏外戚和其他朝臣的奸邪行为。汉代的外戚政治,各有各的特点。西汉后期的元后王氏外戚集团的特点是虚伪。从开始垄断朝政的王凤直至终于篡汉的王莽,莫不具备这一鲜明特点。正如刘向在上给成帝的封事中所说: “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 “内有管蔡之荫,外假周公之论。”例如,王凤明明野心勃勃,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攥在手中,甚至连皇帝想录用一个侍从近臣也得经他批准,但却时时作出避府归私第,上书讫骸骨等引退姿态;王商(与下文所言的王商不是一个人)、王根等人在惹怒了成帝后明明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荣耀、却先后作出要割掉自己的鼻子和背着斧质(垫板)请成帝砍头的姿态。他们用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手法发展自己的势力,打击和排斥异己力量,这就必然要把原来较为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搞坏,这就如同在良田中开出一条条邪径,使之变得荒芜破败。与此相反,朝中诬陷好人的事情层出不穷。如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张忠诬奏功绩卓著、执法严明, “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的京兆尹王尊,使他被黜免,险些“制于仇人之手”。又如丞相王商沉稳大度,执法严谨,不循私枉法,拒受王凤请托,王凤就诬陷他;朝中依附于王氏的佞臣张匡更是闻风而动,以恶毒的语言中伤王商,使他被黜免,三日忧愤呕血而死。紧继王商之后遇害的是“素刚直敢言”的王章,他虽为王凤举荐,但忠于朝廷,不附后党,看不惯王氏到处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妄图专擅朝政的作法,对王氏及其徒党诬陷王商的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向成帝当面揭发了王凤的阴谋诡计,劝成帝以忠臣取代王凤。但几经周折,王章反而被治死狱中,家属也被流放到几千里之外的蛮荒地带。这两句就是作者对这种社会现实的高度概括。
        三、四两句勾画刘氏王朝的衰朽,王氏外戚的炽盛。在王氏外戚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汉成帝却懦弱无能,举措乖张。对王氏外戚擅权的局面,他也曾有过愤愤不平的时候;但王氏稍作姿态,他就迷惑如初。例如,王章的面奏曾使他如梦初醒,叹道: “微京兆(王章官为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下决心惩治王凤;但经王凤“称病出就第” “上疏乞骸骨”的一番姿态,再加上母亲王太后的几滴眼泪,他便不仅对王凤的怒气烟消云散,而且指令主管官员办王章的罪。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氏集团为所欲为,兄弟五人同日封侯, “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刘氏王朝内部,俨然形成了一个王氏小朝廷。这就如同华美的桂树上没有结果实,而筑满了黄雀的鸟巢一样。诗篇用两句新奇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时代政治的这一典型特征。
        最后两句是作者的感慨。在王氏外戚日甚一日的冲击下,昔日高贵无比的刘氏宗室处于可怜虫般的境地。例如,阳朔四年,成帝的兄弟定陶恭王来朝,成帝想把他留在身边。王凤猜疑,便奏其“诡正非常”,坚请遣返归国。不得已,兄弟二人涕泣而别。永始四年,梁王刘立因“对外家怨望有恶言”,被有司按验,奏请诛灭……作者未必倾向刘氏王朝,但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还是愤愤不平。
        诗的写法很别致。虽云诗歌,颇类散文。开头两句是直抒胸臆,使人们误认为接下去要大发一通议论,直接指斥某些社会现象;不料三、四两句笔锋一转,却轻松幽默地打起了比喻, “桂树” “黄爵(雀)”把读者的思路从社会引向自然。五、六两句又归于议论。随意写来,无拘无束,其形颇散。但细加分析,就会感到其间有联贯的情思脉络。诗中所言及的各种现象都被人民对复杂的社会斗争的深沉思考这根意脉紧紧联缀着,一气相贯,百辐凑首,其神实聚。
        此诗是我国早期出现的五言体诗(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最可靠的五言诗”。),但已注意到对偶的运用,如一、二两句就对得相当工稳,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