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陶潜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域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汉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有《怨歌行》一题。陶潜仿其体制而作,故称“怨诗楚调”。庞主薄,名遵,字通之,为作者故交。邓冶中,其人不详,亦当为作者故交。因诗中有“��俛六九年”之句,得知此诗作于义熙十四年,即公元418年。当时作者54岁,已归隐多年,家境十分贫寒。诗歌通过陶潜历叙平生艰辛,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以及在极端困苦时仍坚持操守、不肯阿俗的精神。《乐府诗集》第41卷录有此诗。
        全诗分三层。前二句为第一层,意思是说“天道”和“鬼神”都是幽远玄妙的,我不懂也不想去谈它。“天道”,此犹孔子所谓“天命”,指超出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主宰人类命运、主持人类善恶公道的神秘法则。“鬼神”,指人死后的精灵。“天道幽且远”两句乃愤激之语,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而发,实际上,他是把批判矛头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主宰人类命运的统治集团。
        后十二句为第二层,它着重描写作者平生的不幸遭遇。 “结发念善事”两句,写作者从青年起一直到五十四岁,每天都勤勉努力,心念善事。 “俛”,意即“努力”“勉力”。“弱冠逢世阻”至“收敛不盈廛”六句,写作者遭遇到的一系列天灾人祸。 “弱冠”,指二十岁左右。古代男子二十岁加冠,体犹未壮,故称“弱冠。”“丧其偏”指丧妻。 “始室”,指三十岁左右。《礼记·内则》曰:“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诗人二十岁时是晋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当时前秦入侵,时局混乱。三十岁时,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江西一带又气候屡变,先是旱灾不已,螟蜮滋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庄稼收成大大减产。战乱之灾,丧妻之灾、旱灾、水灾、虫灾等种种不幸之事降到作者头上,使诗人陷入穷愁潦倒之中。 “夏日长抱饥”四句极写自己饥寒交迫之苦,刻画出作者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特殊的心理感受。 “到了晚上就盼望天明,到了天明又希望太阳早早下山”,这种体会,如果没有切身经历,是不会感受到的。
        诗歌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它侧重写诗人对穷困生活的反思,表现出作者的愤懑不平和愁苦。 “在己何怨天”一句顺承“天道幽且远”二句而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天道鬼神怨不得,收住上层,该怨的只能是自己,转入下层。怨自己什么呢?这里又暗承“结发念善事”一句。 自己本来一生行善,未做任何丑事, 又有什么值得可怨呢?难道该怨自己不肯迎合世俗、毅然弃官归隐吗?可见此句是用反语表达愤激之情的。 “吁嗟身后名”两句又递进一层意思:自己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以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图的是什么呢?是图名吗?作者对名又视若浮烟。究竟图的是什么,作者没有正面回答。因为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谁又能理解他呢? “慷慨独悲歌”二句,固以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来说明庞、邓二友能够体会自己的深意。然一个“独”字,无疑又表白自己尚无知音。
        “怨愤”象一条红线贯串此诗全篇。作者怨天道、怨鬼神、怨天灾、怨人祸,后来经过思想斗争,以为穷困之境乃为自己选择,怨不得上述的一切。既然如此,怨气自该消减,然“知音难觅”的“慷慨悲歌”,显然又是怨愤之情的清楚表现。正是从这种怨——不怨——怨的一唱三叹中,正是从这种无所不怨而又一无可怨的矛盾中,作者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境。
        我们知道,陶潜归耕田园的前一时期,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可居(见其《归园田居》第一),饮食条件也不差: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见其《和郭主薄二首》之一)。然而四十四岁那年发生的一场大火,把诗人的家当烧得净光,所谓“一宅无遗宇”是也(见其《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从此,陶潜开始了他的困顿生活。中国历史上隐士颇多,但这些隐士,不过是“清闲地主”的代名词,一般都有较充裕的物质基础。而象陶潜这样忍饥挨饿的隐士,历史上实属罕见。孔子曾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孟子也曾说: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陶潜一生所固守的,不正是孔孟所赞的那种硬骨头精神吗?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陶潜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 “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共话桑麻”、“披衣言笑”、“欢沽新酒”等等最为平淡的农村生活,在诗人笔下都获得了一种高远幽邃、空灵安谧的美。无怪乎朱光潜先生以为“陶潜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然而朱先生却没有发现隐藏在陶潜静穆外表里的忧伤,尤其,他没有发现陶潜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因而遭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朱熹评陶诗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明徐师曾《诗体明辩》卷二引)其实不止《咏荆轲》一篇,本诗又何尝不能视为陶潜豪放诗的代表之作呢?只是陶诗的豪放,不似李白那样狂狷激切,一泄千里,而是用舒缓之笔写激愤之情,以平淡之语表刚毅之志, 自是与其诗歌的主体风格——平淡自然,有相通之处。在词汇的选择上,此诗没用什么奇字险字。象“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怨乌迁”之类的句子,完全象不经意随口而出的家常用语,然而却又显得那么贴切、凝炼、生动、准确,达到了“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的境界,显示了作者卓然的艺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