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民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解。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二解。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三解。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四解。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五解。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六解。
        《西门行》为乐府旧题,在《乐府诗集》中属于《相和歌辞·瑟调曲》。此诗是晋代乐府机关所用的经过修改的《西门行》古辞,与汉代本辞相比,增多删少,词句较繁,诗意醒豁,抒情性强。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其主旨是写人生短暂、及时行乐,宣扬的是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我们认为,此说仅道出了作品的字面意,而未能发明作者的心内情。从“愁怫郁”、 “解愁忧”等字词看,作者不是无所追求、唯乐是图的凡夫俗子,而是志在济世、力不从心的志士仁人。他汲汲于功名,以天下大治为己任。但生逢末世,遭排挤,受冷遇,才无所施,志无所酬,蹉跎岁月,空耗生命,看天下昏暗动乱,想自己回天无力。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人情、世态、国家运,件件发愁。忧至深,愁至重,无以排遣,难以自任,正话反说以消愁泄愤。这是一种被极度忧愁扭曲了的情绪,是理想与现实尖锐对立、怀才不遇而又不甘自暴自弃的追求精神的折光反映,同那种看破红尘、享乐为本的思想具有本质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 《古诗十九首》的部分“消极”作品当如是解,李白的《将进酒》亦当如是解。否则,就不好解释李白晚年仍然执着地追求建功立业这一现象。
        本诗的六解乃乐曲的六章,即今天所说的六段。六个段落可以归纳为两个部分。
        一至三段为第一部分,写借酒浇愁。这一部分首点行乐诗眼,次写行乐原因,再写行乐方式,章法层层递进,主旨节节明显。 “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语的口气表明,诗人的西门之行乃为“作乐”而往,它是诗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横下心来所作出的一种抉择这首诗歌或许就是诗人“作乐”过程中心理活动的实录。他之所以外出作乐,是因为呆坐家中愁苦难熬,必须以乐解愁。乐在何处?乐在“心欢”。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于是,诗人便邀来“心欢”沽酒椎牛,开怀畅饮。借酒浇愁,古今皆然,常人尚且如此,诗人尤重此道。曹操、陶潜、李白、杜甫,莫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下了不朽诗篇。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的名句与“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的古辞词近意同,化用之迹甚明。虽然一个语言质朴,一个词采华美;一个情绪低沉,一个精神高亢;一个格调沉郁,一个风格豪放,但是,作者苦中行乐、强颜作欢的心理机制是毫无二致的。这种内苦外乐、正意反出的情感变异的作品,非历经忧患者写不出。它比那种“为赋新诗强说愁”式的无病呻吟之作深沉得多,感人得多。
        四至六段为第二部分,写以游消愁。上文写借酒浇愁,酣畅淋漓,文意已足,而作者感慨至深,意犹未尽。于是,另辟蹊径,别开境界,由忧愁的深重想到人生的短暂,由自己的现世之愁想到了他人的千岁之忧。生亦忧,死亦忧,愁苦何其多,忧患何其久!既然“举杯消愁愁复愁”,那就纵情遨游以释忧!行乐方式的变换显示了忧愁的深重难除。反用王子乔之典,嘲笑贪吝之人,旨在说明长生是妄想,悭吝为愚行,均不及尽情享乐。此乃愤世嫉俗之言,兼具达观豪爽之情,对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侠性格也不无影响。
        正话反说、言甘意苦是本诗表情达意方面的基本特点。这是一种情感扭变,是一种强烈的、短暂的、非改变本质的心态失衡现象。一旦理智抑制了它,心态就会恢复平衡,本质的思想情感仍然主导人的言行。说穿了,这种举动实属感情掩盖了理智情况下的牢骚行为,这种作品是情智矛盾而言意相反的产物。阅读这类作品,尤应知人论世以免曲解其意。欣赏这篇无名氏古诗,必须放在东汉末年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下层知识分子的境遇方能解其真意。
        这是一首杂言体诗歌,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成章的五言句、七言句,一章之中杂以三言到六言的长短句,结构严整的诗句中间之以散文句。杂而不乱、整而不滞,节奏的缓急变换恰到好处地展示了情感的弛张变化。 “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复沓回还,一咏三叹,准确地表达了感慨不尽之意,读之有余音袅袅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