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1日凌晨零点6分,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遇刺身亡。他的死,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一时间,瑞典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奥洛夫·帕尔梅于1927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名门之家。他从小便受到了严格、正规的教育。早年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锡格蒂纳学校学习,1944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军队服役。在部队的两年时间里,他荣获骑兵少尉军衔。1947年,帕尔梅赴美国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读书,1948年获得了该学院文学士学位。回国后他就读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系,1951年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
        还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书的时候,帕尔梅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0年,他加入了瑞典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工人党。1952～1953年担任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在这斯间,他还代表瑞典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大会。1953～1954年他担任总参谋部秘书。1954年,帕尔梅开始担任埃兰德首相的秘书,专门负责为首相起草文件。他那渊博的知识,娴熟的语言能力,踏实肯干、谦虚好学的作风以及接受事物的敏感性等,深受埃兰德首相的赞赏。
        1955年,帕尔梅担任瑞典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研究部主任。1958年,他进入瑞典议会,成为年轻的上议员。1961年,他担任首相府处长。1963年,他被埃兰德首相任命为不管部大臣。1965年改任交通大臣,1967年又开始担任教育大臣。
        1969年,首相埃兰德年迈告退,帕尔梅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同年在竞选中获胜,出任首相,时年42岁,成为欧洲最年轻的首相。此后,他连选连任,一直领导了3届社会民主党政府。1976年,竞选失败下野。随后,他出任社会党国际事务副主席。1979～1980年担任北欧理事会主席。1980年,担任联合国裁军安全委员会主席,并充任联合国特使调停两伊战争。
        1982年,帕尔梅东山再起,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一举击败了中央党、温和联合党和人民党,重新执政。在1985年的大选中,他又一次赢得了胜利。
        作为首相,帕尔梅执政前后长达11年之久,在瑞典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为发展瑞典经济,加强瑞典国防和提高瑞典在国际上的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瑞典就不断有意识地寻找一条具有瑞典特色的发展道路。作为首相,帕尔梅不断试图修改和完善这种“特色”。他坚持汉森提出的“福利社会主义”理论、阿德勒·卡尔松提出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和瓦尔特科皮等人提出的“基金社会主义”理论。早在1975年,帕尔梅就主张以“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人民间的伙伴关系的社会”来代替“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强调生产的决定权和分配权应由国家掌握;主张社会改良和采取社会福利措施,赞同每个民族享有自决权和实行社会及经济公正原则。1982年10月帕尔梅再次出任首相时,对内进一步主张维持和改善瑞典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紧缩私人消费,刺激企业投资,发展生产,减少失业。1983年10月,帕尔梅又正式提出“雇员投资基金”改革方案。主张年利润超过50万瑞典克朗的大公司每年提交纳税前的20%的公司利润,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由工会集体控制并购买公司股份:基金分别在企业部门及其上属机关建立,各级基金均由多级工会代表工人管理;短期目标是促进投资,扩大生产,从而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长期目标则是改变资本私人所有制构成,增加“社会所有制”成分,推进经济管理民主化。这项政策已于1984年1月起正式实施,对瑞典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宁,也使人民的生活和待遇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被世界誉之为“福利国家”的美称。这同时,也使作为首相的帕尔梅,在瑞典人民的心目中享有一种特殊的声望。
        帕尔梅还长期为世界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用他的话说,就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进化而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不属于一两个或几个国家。它属于全世界和各国人民,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虽然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文化、社会风俗和政治体制,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保护人类文明而不是毁灭它。”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帕尔梅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不懈地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着。他重视南北对话,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别国内政,主张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应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1980年,他曾作为联合国特使,出使两伊进行调解,力主双方停火,通过谈判求得双方的谅解,避免两国人民再遭战乱的煎熬。他还强烈谴责苏联出兵阿富汗,坚决主张必须尽快撤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帕尔梅的这一系列活动,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赞誉,使他在国际上颇负盛名。
        然而,就在帕尔梅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悲剧却发生了。
        1986年2月28日深夜11时,帕尔梅和夫人在格兰德电影院看完影片《莫扎特兄弟》后,随同其它散场观众一起走出电影院。帕尔梅和往常一样,没有带保镖,也没有乘车,漫步沿着大街朝家里走去。他们经过几个市区,来到斯维亚大街和通内加坦胡同的交叉路口。突然,身后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声,帕尔梅后背中弹,立即一头栽倒在尚未融化的雪地上。帕尔梅夫人的背部也受了轻伤。她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当她清醒过来时,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帕尔梅,便立即大声呼救,被路过此地的出租汽车司机发现,向警方报了警,并向医院要了救护车。
        在这期间,有两名过路少女也闻声赶到,对帕尔梅进行了心脏按摩。4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随后开到了现场。救护人员试图进行现场急救,但发现帕尔梅伤势严重,于是马上把他送到附近的萨巴茨贝医院进行抢救。当时,这些救护人员还不知道他们救护的是他们所爱戴的首相。
        半小时后,帕尔梅因一颗9毫米的子弹穿透胸膛,打断了心脏边上的一颗主动脉,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
        噩耗传出,举世震惊。人们几乎不敢相信,在瑞典这样平静的社会里,会发生如此恶性事件。因为自1792年瑞典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在一次化装舞会上被人暗杀以后,瑞典在近200年的时间里,还从未发生过重要人物被暗杀。不仅如此,自1814年以来,瑞典连战争都没有卷入过,它一直是一个“和平之邦”。瑞典人民十分珍惜这种和平并以此为荣。然而,就是在这块安宁平静的土地上,帕尔梅倒下了。这使瑞典人民感到难以接受,他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以自己民族特有的方式,自发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来纪念他们所深深爱戴的国家领导人。
        3月10日中午12时整,瑞典议会举行了追悼会,全国人民向帕尔梅首相默哀一分钟。在这一时刻,瑞典境内所有的车辆全部停驶,电台停止了广播,机场停止播音,工厂停止工作。所有的瑞典公民都就地肃立,悼念帕尔梅。此时,在瑞典寂静的国土上,只有教堂的钟声在悲壮地回荡。
        3月15日,帕尔梅首相的葬礼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市政厅兰厅举行。帕尔梅的白色灵柩停放在大理石台阶的平台上,两旁摆满了鲜花和花圈。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以及与帕尔梅首相同事多年的新首相英瓦尔·卡尔松出席了葬礼。
        出席葬礼的还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葬礼由外交大臣斯腾·安德松主持。
        在葬礼上,国王古斯塔夫说,帕尔梅的死,使瑞典失去了“一个大家都听从的声音、一个热情地公开反对暴力和压迫的声音”。他希望并且相信帕尔梅“为和平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由此也会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也称赞“帕尔梅是联合国宪章最高理想的化身。他使和平战士这一概念富有活力,是一位为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先锋战士”。
        葬礼后,帕尔梅的灵柩被移往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教堂。途中,10多万市民不顾严寒,默默地为帕尔梅送葬。
        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首相,斯德哥尔摩议会决定将帕尔梅遇难的那条街改名为“奥洛夫·帕尔梅大街”。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帕尔梅的家属还共同设立了“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以此促进帕尔梅为之终身奋斗的和平事业。
        事发后,为了缉拿凶手,瑞典警方动用了大批的人力、物力,抽调了全国最佳的侦缉人员,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特别侦缉队。瑞典政府还开始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重金悬赏提供线索者。
        警方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与案情有关的线索1万余条,审查了17000名有嫌疑的人,侦察纪录达29000份,并向10500名证人做了调查。最后,两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一是当时在出事现场附近的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曾经看到凶手提着还在冒烟的手枪,登上了一辆在路旁等候的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二是出事时,一位22岁的女画家曾在斯韦亚瓦根大街上同一位神情紧张、匆匆从迎面跑来的男子相撞,她凭记忆画下了一张据认为是凶手的头像速写。从画面上看,这个人长脸形、黑头发、高鼻子、黑睛睛,深眼窝,年龄约在35岁左右,模样象中东人或拉丁人。根据已掌握的线索,瑞典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对200辆在瑞典注册的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进行了检查,并拘押了30余人,但仍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3月9日,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透露,警方曾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人声称,他看到了一件与刺杀帕尔梅一案有关的“武器和其它物证”。警方对此信很感兴趣。呼吁投信人与警方合作,并宣布一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遗憾的是,这位投信人没有再和警方联系,警方也没有找到他。
        案发后,警方还在发案现场找到了两发直径9毫米的穿甲子弹。以技术鉴定,这种子弹杀伤力强,能穿透防弹衣,但瑞典却没有这种型号的子弹。因此,警方推断,凶手系外国人。为此,警方通过移民局和海关查看了入境的外国人。同时,还与外国情报机关联系,以取得多方面的帮助。
        3月12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叫贡纳松的瑞典人。此人32岁,曾是一直反对帕尔梅首相的右翼政党“欧洲工人党”成员。17日,瑞典检查长斯文松发表一项公报,要求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允许对这名嫌疑犯进行正式拘留审查,直到把所有的疑点调查清楚。公报还列举了对这名瑞典人被指控与谋杀帕尔梅首相案件有关的根据:从这个人家里查收的材料看,他仇视帕尔梅。证人说,在1986年2月初的一次电话中,这个人说过“帕尔梅已被列在死亡名单上”、“血将流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之类的话。帕尔梅遇害时,他在现场附近,穿的外衣与目击者提供的情况相符。但后来贡纳松在同一位关键证人对证时,证人没有提供证据,因此整个起诉就不能成立。3月19日下午,嫌疑犯贡纳松被释放。
        实际上线索是很多的。就在帕尔梅被谋杀的当晚,一个匿名者打电话给瑞典《快报》,声称谋杀事件是一个叫“PNK”的组织干的。同一天夜里,驻伦敦的一家国际通讯社也接到了一名匿名者打来的电话,他说是一个叫做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的组织打死了帕尔梅。这个组织同西德左翼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后改称赤军派)有联系。这个打电话的男子讲英语时有北欧口音,他说:“你们可以从历史书上查到进行这次袭击的理由,我不准备通过电话告诉你们。”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但是,根据分析,瑞典和西德警方认为这次谋杀不象是赤军派所为。而且,在他们的地下刊物中也可看到袭击的报道,而这次却没有。因此很难证实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凶手。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一家报纸曾推测总部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库尔德工人党可能同此事有关,因为帕尔梅曾拒绝接纳它的一位领导人到瑞典避难。但是该组织很快就出面否认了这一消息,瑞典警方也认为这一说法没有根据。瑞典警方还曾怀疑是克罗地亚分裂分子所为,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只好推翻这一推测。
        1988年12月14日上午9时,瑞典警方在斯德哥尔摩城北苏伦托那一幢居民楼里,正式拘捕了一名与本案有关的重大嫌疑犯克里斯特·彼得松。第二天,《瑞典日报》以大半版的篇幅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还刊载了该嫌疑犯作案和逃离现场的路线图。
        彼得松现年41岁,无正当职业,有着盗窃、嗜毒和长期施暴的历史。他曾因谋杀和谋杀未遂而被判过刑。这次,有4名证人证实他在帕尔梅出事的当天晚上,在出事地点看到他跟踪帕尔梅夫妇。同时,还有人证明,彼得松仇恨帕尔梅,曾多次以威胁性的语言谈论过帕尔梅。帕尔梅夫人也证实此人与凶犯相似。
        至此,案情似乎有了重大的突破。于是,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指控彼得松杀害了帕尔梅,并企图杀害其夫人丽丝贝特·帕尔梅。但彼得松却一口咬定此案与他无关。他的辩护律师也认为,法院起诉证据不足,应予以释放。
        法庭对彼得松的审判持续了几个星期,相继有近40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只有6人认出彼得松,其余的人都以“记不清”为由,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
        1989年7月6日,检查官在听取证人作证后提出最后报告,认定彼得松就是凶手。为此他要求法庭判处被告无期徒刑。
        7月27日,克里斯特·彼得松以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为此,彼得松提出上诉。
        1989年9月12日,瑞典中部地区的斯维亚上诉法院在斯德哥尔摩开庭,重新审理帕尔梅遇刺一案。
        10月12日,斯维亚上诉审判庭在经过认真地审理之后,认为此案证据不足,应立即释放彼得松。
        至此,帕尔梅一案又陷入困境。也许,这又将是一个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