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7日,本世纪在位最久的君主——日本天皇裕仁因病去世,享年88岁。裕仁在位时身体一直很好,直到1987年,在他生日宴会上,他突然感到不适,中途离席。从此健康每况愈下。这一年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手术是在宫内一个设备极其完善的诊所里进行的。御医发表的天皇健康公报十分筒短,但是新闻界探明为他做的是胃癌手术,并切除了一部分结肠。
        他恢复得相当好,1988年又开始履行某些正式职务,特别还参加了昙祭。但他显然仍患有重病,传说他是患了无法动手术的胰肿瘤,不过这种肿瘤发展比较缓慢。宫内厅对天皇病情不加证论,守口如瓶,甚至对天皇本人也隐瞒了真相。1987年天皇在养病期间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自己病情的一些细节,对宫内厅向他隐瞒实情的做法十分生气。
        据驻宫廷记者报道,手术后,裕仁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请人为他打开电视机,他要看相扑比赛。他的孙女们第一次探望他时,给他带去一个皮毛玩具熊。
        天皇的后事早在多年前即已着手推备。政界和新闻界将天皇驾崩的那一天定为“X”日,1987年天皇动过手术之后,政界代表,宫内厅以及新闻界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确定了X日后各种悼念活动和仪式的一切细节。
        1988年9月17日,天皇旧病复发,死亡已不可避免。尽管宫内厅发布的公报措辞谨慎,所有日本人都知道,天皇在世之日已经屈指可数。
        然而天皇存活的时间超过所有人的预料。御医靠不断地大量输血,人为地使天皇的生命延长了4个月。临终时,天皇体重只有25公斤,早已处于半永久性的昏迷状态。
        在裕仁逝世后的一个星期里,出乎所有人意料,日本股票没有下跌,反而较大幅度地上升了。然而此时日本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远比服票市场行情变化重要得多。
        按日本传统,天皇驾崩后数星期才举行葬礼。此间不仅要对许多政治问题做出决定,而尤为重要的是要对天皇丧仪做出决定。在野各党希望裕仁作为普通公民下葬,而执政党中的许多人和一些右翼认为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后代,必须举行一系列神道仪式。经过激烈争论,宫内厅与政界人物达成协议,先皇丧仪必须考虑到天皇与国民之间的神秘联系要足够隆重,但也不能忘记先皇战后毕意已是不具神格的普通人了。
        裕仁葬礼于1989年2月24日举行。这是一次世界性的政治外交巨头聚会的机会。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整个世界或派国家元首,或派政府首脑,或派高级代表来到东京。这不仅是对裕仁表示敬意,也是对重新强大的现代日本表示敬意。
        死者谥称昭和天皇,直至死后仍是众说纷纭的人物。昭和时代,日本经历了盛和衰,强和弱,胜和败,荣和辱,而至今成为连战前军人“极右分子”都不曾想过的强盛国家。昭和天皇象征着一个走过曲折道路的民族的名字,也是一个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的人的名字。
        1945年9月27日,一次异乎寻常的会见使日本2600年未曾被征服过的英名付诸东流。这天上午10时,一列与昔日不同的车队从皇宫大门徐徐开出,越过护城河,穿过遍地废墟瓦砾的东京街头,爬向一座小山丘。
        “奔驰”车里,日本天皇裕仁正襟危坐。他瘦小,胡须细密,下巴微微向后倾斜,衣冠齐整,上身穿黑色礼服,下身穿条纹长裤,头戴大礼帽。
        此时,在9月的这个早晨,天皇一行正行驶在通往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路上,他将在美国使馆的客厅里与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会面。
        当“奔驰”车随另外两辆车驶入使馆时,卫队竟不知该向谁敬礼。上级只说一位重要人物将要来访,命令他们表现出特殊的敬意。
        天皇的紧张是明显的,也是有理由的。3周前,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天,重光葵外相顺舷梯爬上甲板,这对一位年逾七旬而且只有一条腿的老人来说确是一件极艰苦的事。待他终于登上军舰时,已精疲力竭。他缓缓气,定了定神,请求给他一杯水,遭到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的拒绝。现在裕仁真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何种待遇。当时他提出拜会麦克阿瑟的请求时,只得到一个冷冰冰的回答:可以。
        如果美军中能有人使天皇松驰下来的话,那就只能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了。明治年间,他曾作为他的父亲老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陪父亲在日本一直住到191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麦克阿瑟向裕仁提起他的这段经历,天皇露出笑容,坚冰就此打破。
        这当然只是一个姿态而已。广岛投弹两个月之后,天皇就已经明确知道,麦克阿瑟不想看到他作为战犯受审,人们也几乎肯定不会要求他逊位。他的天皇身份即使有所修改,也不会完全被废除。麦克阿瑟将军也并非不知道天皇了解所有这些情况。
        麦克阿瑟将军向裕仁明确表示,美国无意象殖民国家那样行事。会见共进行了35分钟。这次会见是天皇个人在战后取得的首次胜利,麦克阿瑟迅速予以承认。他对自己的参谋部说:“裕仁是天生的皇帝。会见时,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头号‘高贵人物’。”麦克阿瑟从未向他的顶头上司杜鲁门总统报告过他与裕仁在使馆会谈的内容。这似乎是失职,但他有意如此。裕仁天皇曾表示,希望把他们的会谈不仅看成是非正式的,而且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对于他们首次以及以后的所有会谈(占领结束前共有10次左右),麦克阿瑟始终尊重裕仁天皇的愿望。
        1946年元旦,裕仁向人民发表了“新春宣言”。在这篇经过精心准备和反复推敲的宣言中,天皇正式否认了自己的“神格”。他说:“是互信、互爱和互敬,朕将和你们——人民,时刻在 一起。我们之间的联系并非简单地建立在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把天皇看作活着的神,视日本民族优于其他一切民族,并因此而认为它具有统治世界的天职,是一种虚妄的观念。我们的联系绝非建筑在这种观念之上。”
        “新春宣言”还表达了天皇的主要忧虑:“朕料想,由于我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的人民可能会因惊惧不安而陷入绝望的深渊。令朕深为担忧的是,异端邪说正在败坏伦理常纲,道德观念的淡漠已造成精神上的混乱。”
        裕仁的历史有如一团乱麻,难以理出头绪,特别是天皇决定投降之后到美国占领到达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秘密档案均被付之一炬。投降前不久,宫相下令焚毁宫内一切“敏感”文件,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以及陆海军总长也都在所辖范围内下达了同样的命令。下属执行这些命令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法庭前来收集证据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可供查阅的材料,这与纳粹机构留下的堆积如山的文件形成强烈对比。
        时隔40几年,回顾当时情况,确实令人感到奇特。1945年8月,由于裕仁天皇在以袭击珍珠港为高潮的各种事件中负有责任,他以战争罪受审的可能是极其现实的。不只是苏联坚持要求把他送上被告席并希望日本君主制被废除,许多国家也都有此愿望。澳大利亚希望逮捕他,认为日军完全无视日内瓦公约,残暴屠杀和虐待澳大利亚战俘,裕仁对此视而不见,罪责难逃。新西兰持有同样观点。美国有一股强大的舆论,认为在美国首次空袭日本本土时,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当中,许多人惨遭杀害,而天皇袖手旁观,没做任何可以试图拯救他们生命的努力,裕仁理应遭到同样的命运。1945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共同决议,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要日本裕仁天皇作为战犯受审。”负责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亦称东京审判)准备起诉材料的美国、英联邦和中国等国小组的许多成员都认为应将裕仁列入被告名单。1945年8月以后获得解放的那些饱受摧残、奄奄一息的战俘们,要求惩办裕仁的呼声自然更高。然而他们的愤怒比起死了几百万人口的中国对裕仁的仇恨,则显得微不足道了。日本对中国的罪行始于1931年9月的“柳条沟事件”(9·18事变),日本军官精心策划了这次阴谋,借机将满洲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次年发生“上海事变”,杀戳几千中国人。自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烧杀掠,惨案暴行接连不断,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人还在一些极端秘密的实验室里,以中国战俘做试验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活体试验……艾森豪维尔甚至寄给麦克阿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拟写的“三军联合参谋长指示”,提醒他裕仁不一定会免于因战争罪而受审,总司令部和盟军最高司令部应收集有关他的材料并寄往华盛顿,以使首都的官员对他的命运做出裁决。
        在任何其他政治环境中,具有日本那种战争行为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将受到审判,也许会被处决。此外,人们可以注意到,在纽伦堡,许多被告为了远比这轻微的责任而受到审判。
        二战结束时,主张审判天皇的看法占压倒优势。但是今天,暗示天皇应该为袭击珍珠港和造成几百万西方人和亚洲人死亡和各种事件受到某些指责,会被视为对天皇的卑劣而不公正的“攻击”。一个热爱和平、受制于左右而无能为力的裕仁的形象已被普遍接受。
        裕仁对其前20年统治中造成创伤的一切事件竟毫无责任。这并不是日本独创的现象,麦克阿瑟本人对天皇的态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战争结束之前,他已得出结论,如果取缔天皇头衔,甚至连日本的社会结构都极可能支离破碎。
        现在普遍认为,天皇被军国主义者所挟制。军国主义者自1931年夺取权力后,积极对外扩张,其高潮是偷袭珍珠港以及侵占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很多人的头脑里,裕仁是被动而谨慎的人物,半是君主半是学者,海洋生物学造诣颇高。他无可奈何地听任最坏的事情发生,只能粗略了解内阁的决定,即使他能详细了解内阁决策也无力控制他那些桀骜不训的军人。
        然而,1945年9月的这一天,他同麦克阿瑟的会谈反映出他的才能和决断,使关于他任人摆布的论点显得苍白无力,以至荒廖可笑。美国将军问他何以象他这样强有力的人未能阻止战争,确是切中要害的!正如会谈所表现出的那样,麦克阿瑟将军面对的是一个精明强干,对情况了若指掌而掌握主动的人。1936年2月26日,他曾表现出果断行动的本领,几乎单枪匹马地制服了一起危及政权的严重兵变。而1945年8月,他又一次几乎是独自一人地决定结束战争。
        日本的“官方”说法是,裕仁不能对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决定负责,这是因为尽管他是“活着的神”,但是由于他无需向任何人交待情况,所以他对任何情况都一无所知,而且他也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权力。这种说法是牵强的。尽管天皇有时明确反对军事扩张主义者,但是他们的企图,他们的目标,有时甚至他们的方法,都得到天皇无条件的支持。
        他批准了日本1937年开始的全面对华战争,只是责备他的将军们用迅速取胜的诺言欺骗了他。他毫无保留地信奉能使日本有权在亚洲称霸的“门罗主义”,直到事实证明他的错误之前,他始终相信轴心国意大利和德国对欧洲拥有同样的权利。他认为德国在欧洲取得最后胜利之后,只要美国尊重日本和轴心国的“合法”区域,西半球便可以一直是美国的天然势力范围。
        尽管裕仁也曾表现出某种保留态度,但这显然是故做姿态而已。他听任了“奉天事件”和“中国事变”的发生,擢升事变主要责任者,亲自监督太平洋战争的准备,从未采取任何可以扭转战争倾向的具体措施。正如他的亲信木户幸一的私人日记所披露的,他知道1941年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陆、空基地,而且曾公开询问这一决定是应伴随着对泰国的入侵。至于袭击珍珠港,他与参谋部将领关于9月8日的讨论,留有文字记录。9月8日在日本是星期1,在美国是星期日。讨论中,将领告诉天皇,星期日是进攻的最佳时间,因为美国军人喜欢在星期6晚上寻欢作乐,因此会“疲惫不堪”。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再说什么天皇在袭击珍珠港之前并未得到通知,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据可靠消息,天皇自12岁起即开始记日记。此外,宫墙之内肯定存在由大臣逐日逐时记载天皇活动的录事簿。由于这些材料的内容可提出确凿证据,证明裕仁有罪——或无罪,东京法庭负责预审战争罪犯的调查人员曾极力说服检察方面将这些材料归档,以便检查。这个申请遭到断然拒绝。提出此申请时,东京审判已经在进行中。事实上,从这时起,下面这个奇谈已成为共认:导致袭击珍珠港诸事件的责任者,仅是坐在被告席上的27人。
        这一切,使裕仁与那么多君主相反,未受任何惩罚地逃避了他的行为后果。在一段适当的时间之后,他又开始对一些大国进行正式访问。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美国福特总统给予他同样隆重的礼遇。许多日本人把他视为“结束战争的人”而尊敬他。自1945年起,他成为倍受尊敬的立宪君主。日本,连同英国和西班牙,是至今仍实行君主政体的绝无仅有的大国。在日本,天皇制有朝一日可能会终结的想法,不仅被视为“亵渎君主罪”,而且被看成是神精错乱。关于天皇在引发战争事件中的责任——或无责任的“正式”说法,不仅受到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支持,也受到几乎全部大学专家的支持,至少在美国如此。面对战后日本的巨大财富和它的世界强国的新地位,再对已被当做即成事实接受下来的东西提出疑义,显然是不明智的。鉴于日本对美国投资的规模和对美国高等院校赠与的巨额款项,要某个院校学者对裕仁在30和4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
        同裕仁相比,许多卷入战争的其他君主的运气就差多了,尽管他们有的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地投入战争。1918年德国崩溃后,德皇威廉二世在流亡中了却了一生。二战中,德国占领比利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决定留在国内而不避难英国。此后,仅仅为此他便被迫逊位,尽管他并未与德国进行任何合作。
        而裕仁不仅存活下来,还成为在位最久的皇帝。他1921年摄政,1926年即位,直到1988年,体衰力弱之时,仍在履行他的正式职务。
        裕仁天皇的一生包括了如此之多的惊天动地之事和如此漫长的一段历史,相形之下,20世纪所有其他国家要人的生平都似乎显得短暂如昙花一现。仅从长寿的角度上看,他的历史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比他身体的抵抗力更令人迷惑的,是在日本穷兵黩武、疯狂扩张的时代他那有争议的权力的性质。裕仁不仅从战败中,从几乎整个国家的毁灭中,从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不光彩结局中逃脱出来,而且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的”立宪君主,受到日本国民的崇敬,也受到整个世界的尊敬——如果不能说是赞美的话。时代对日本天皇是宽宏的,出于“现实政治”的利害关系,大家对他都表现出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