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季秋纪·顺民》)

鉴　赏

这几句名言是《吕氏春秋》关于“民”的思想的集中表述，内容涉及审民、君民、用民几个方面，分析这几句对于认识《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吕氏春秋》充分认识到民心的作用。君主要做事，先要看民心的向背然后再做。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所处的地位虽然尊贵，对于自己的安定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说，国家的政权，君主的合理性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的。上文《顺民》篇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过去的君王治理天下的策略是先顺民心，所以能够成就功名。以德得民心的而能立下大功名的人，自古以来有很多。相反，失去民心而能立功名的人，从来就没有过。因此，作为君主要懂得民心可畏的道理。《荀子·哀公》引孔子的话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把人民比作水，把统治者比作舟。舟浮水上，舟随水荡。所以得民心者，水就载舟，失民心者，水则覆舟。所以不是舟驭水，而是水载舟。在“舟”与“水”两者之间，水是主要的，舟是次要的。所以说，当官的人一定要明白“民心可畏”的道理。唐代的魏徵也曾向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唐太宗就是重视“民心可畏”，开启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所以民心所向是十分重要的。不得民心，即使拥有王位，也是不安定的。这就是“审民”。

其次，作为君主应该知道如何赢得民众之心。既然民心这么重要，那么，作为君主如何才能赢得民心是君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吕氏春秋》提出“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古代当君主的人，用仁和义治理百姓，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引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所谓仁，就是对自己的同类仁爱。君主要爱自己的同类，这与孔子在马厩失火后只问是否伤人，不问是否伤马是相同的，都是爱人的表现。仁爱自己的同类，实际上是大仁。君主有了仁心，才会对民众产生发自内心的爱，真心爱民众，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民众得到利益，得到实惠。这就是“爱利以安之”。民众之间因为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又往往会产生冲突，所以必须对民众加以教育，加以引导。教育的内容是忠和信。忠，是忠于君主，这是君主对民众的要求，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说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信，是《吕氏春秋》调节和维系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贵信》篇专论信，提出“信之为功大矣”。认为“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君臣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得安宁。当官不诚信，那么地位低下的就不尊敬地位高的。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轻易犯法。交友不诚信，那么朋友之间就会离散怨恨，不能互相亲近。“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能够与一个人一起开始，一起结束，一起显贵，一起卑微穷困的，只有诚信的人才能做得到。“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讲究诚信的人，就能与天意相通，依靠诚信来治理天下，那么就像天降甘露四时恰当一样，天下能够得到及时恰当的治理。信是维系国家使社会稳定人际和谐的准绳。所以要教育民众守信。做到了这些，君主就能赢得民心，得到民众的支持。

第三，民众毕竟只是国君统治的对象，国君尊重民意，但最终还是靠役使民众来使国家得到收入和安全保障。在战国时期，国家的生存是一个大问题，为了生存，必须要有军队进行保护。军事人员主要是来自民众。国家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都需要财政收入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财政所需要的钱粮也都得靠百姓的贡献。因此，如何使民是一个问题。君主既要爱民，君主要为民众奉献，又要使民，从民众那里索取民力，这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这样的矛盾呢?《吕氏春秋》提出“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最好的办法是“义”，不得已再用赏罚。《高义》篇即倡导君子“动不缘义，行必诚义”。可见“义”的确是君主行动的法则。《吕氏春秋》中的“义”是与“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利，即私利。“义”即不为私利而行动。“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无义》)，《吕氏春秋》认为“义”是“万利之本”。君主要讲“义”，实际上就是要求君主不要为个人谋私利，使用民力不是满足君主个人的喜好，而是为了国家，为了全体大众。这样来使民用民，百姓无不服从。如果以“义”不行，再行赏罚。根据一定的准则，于国有利则赏，于国有害则罚。通过赏罚来建立秩序，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

当然，无论是畏民心，还是得民意，吕不韦的本意不是为了同情人民，而是“用民”，是出于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目的。其中尤其是暗含有对秦始皇的劝说的意图。归根结底只是统治者的一种统治策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