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宋韵的流变——文运与世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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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风宋韵的流变——文运与世运之间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摘    要:
唐代诗歌的审美风格特征及其成因 ,宋代文人词的审美风格特征及其成因 ,诗词审美取向变迁的心理因素。
 
关键词:
诗境; 词境; 风韵; 流变;
 
收稿日期:2001-01-15
 
Evolution of Tang Poetry′s Style and Song Ci Poetry′s Charm ——Between the literary and world′s destini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 styles and their causes of the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i poetry by scholar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aesthetic orientational changes of the poetry.
 
Keyword:
poetic atmosphere; ci poetic atmosphere; graceful bearing ; evolution.;
 
Received: 2001-01-15
 
中华古文明的顶峰归于唐,盛极而衰,归于宋。世运之移,造成中国文学史上唐宋两体的分殊。唐体宋调之别,论者夥矣,千载不绝。人多以少好唐音,老为宋调,其实不惟个人心绪随时而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整个群体的心路历程。其中多少兴革,多少生发,足为今日社会文化之鉴。
 
一、蓬郁勃发之诗境
两汉大赋多出于宫廷侍臣,魏晋文章多出于门阀世胄,唐则不然,文学之士流布天下。李唐以降,门阀式微,世俗地主阶级上升并参加和控制了宰相以下各级政权。门阀的垄断政治被破除。科举、南选使唐士子不再有左思之叹。开疆拓土,立功异域,是唐代士人的普遍心理,这一点便与宋儒迥异。现实事功的追求和崇文经武的风气,使建国伊始的大唐天下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和蓬勃向上的生机。宋儒的“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真是相形见绌。这种提倡,于学者未为不可,但以此规范天下,专尚静坐谈心性,实为赵宋覆亡之一大原因。
 
唐太宗一中华,破突厥,败吐蕃,安回纥,时称天可汗,奠定了盛世强音的基调。这就是蓬郁勃发的审美意识倾向性。文士不甘白首下帷,士子操戈蔚然成风。影响了盛唐的独特审美意识。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岑参“侧身仕戎幕,敛衽事边陲”,高适“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杨炯“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从军之外,还有游侠之风:李白《行行且游猎篇》,“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跨轻超。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指血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亦何益。”此诗透出的英风豪气,令人心折。六朝轻靡柔弱之态全无。
 
从军游侠之风,促成了边塞诗的兴盛。边塞诗非起于唐,非终于唐,然而唐代边塞之作却卓绝千古,无出其右。此不惟诗体发展所致,亦是时代精神使然。唐又以其特有的激昂笔调和豪迈情怀描绘了诗化的江山塞漠,风骨气韵之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殷《河岳英灵集》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唐不逮。”建安风骨、两晋意境,宋齐藻绘,齐梁声律、宫体绮艳,无不被唐人兼收并蓄,并以其高昂的时代精神贯注其中,从而呈现一派兴盛气象。
 
唯在这种精神境界中的诗人,才会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雪景,才会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来宣言。也只有亲历战争的士子,才会吟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寻章摘句的腐儒,不可能高歌“万箭千刀一夜寻,平明流血染空城”的浴血奋战。盛唐边塞诗中的意象,是狂风,是火云,是严冰,是热海,是奇瑰壮丽的异域边庭,是人格化的自然。这些诗中熔铸了盛唐精神。历阅盛唐边塞诗,总觉神气激扬,有长歌高蹈之想。盛唐边塞诗是壮美的一面。
 
与边塞诗相比,山水诗从另一种情韵中折射出了唐诗明丽清幽的一面,即优美的一面。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这是一种轻快的忧思;“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一种梦境般的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一种诗人的哲思。正在这无限与有限之间,创造了代代无穷生生不息的活力,创造了“落月摇情满江树”的醉人意境。张若虚笔下这个空旷辽远的世界中,简直有长江的私语,明月的微笑。绝不似宋词中望月怀人之作总离不了浓浓的愁绪。轻愁与浓怨之别,是唐风宋韵的审美倾向迥异的表现之一。
 
另外一种表现是隐逸情趣的差异。《辋川集》突出体现了盛唐山水诗的特有情韵。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些诗句中透着健康,透着自然,透着盎然生机。这个幽静世界令人远离尘嚣,但异于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小丘。读之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却不会生出寒意。更异于宋末《眉妩·新月》中的凄苦情调。盛唐甚至连伤春之作都是明丽活泼而非低徊哀婉。如孟浩然《春晓》,以问句为结句,自然而然引导人的想象朝远方飞去。
 
第三种表现是盛唐诗的笑傲态度。对人生、对世俗、对权贵的笑傲态度。
 
李白《将进酒》中写过“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之后,笔锋一转,便是“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种情感与审美取向,既不同于夫子“逝者如斯夫”的深沉浩叹,也不同于后人的哀痛时光流逝。李白的态度,是举杯销愁、抽刀断水的狂放。这是对人生的笑傲。
 
更可贵的是对权贵的笑傲。“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李白的魅力,在于毫无约束,痛快淋漓,任意所之。弃青紫而游山水,绝无酸葡萄的味道。他称赞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他自己则直接同大自然对话:“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种物我两忘,天人相应的境界,是一种诗意的哲思。太白诗的奇异,更在于他的笔能重塑自然:“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尝称人意。不能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在这个李白按他自己的意志创造的“第二自然”里,可以看到一个笑傲江山的超世人物,这个人物身上闪耀着最可贵的人性的光辉。盛唐风韵在这里显出了它最具魅力的一面。确有“驰走风云,鞭挞海岳”之势。
 
上述三种表现是盛唐诗风优美的一面,是一种蕴蓄生机的优美。它与边塞诗共同体现了盛唐的蓬郁勃发的审美倾向。然而自“渔阳鼙鼓动地来”,这种倾向性便起了变化。从太宗的“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一变而为明皇的“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历经巨变的李唐王室虽得以重返长安,然而面对宫苑未改,池柳依然,却不免黯然神伤。其时太白被逐,子美困顿。尽管杜甫时名不显,“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但终因他最早、最好地写出了这种时代巨变而成诗中之圣。
 
七律在杜甫那里达到巅峰。“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行云流水。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胡震亭《唐音癸签》)这种种复杂深沉的风格、沉郁顿挫的笔致,极好地写出了乱世时人的心绪:追忆繁华,反思历史,怀忧黎民,作歌自叹,厌倦兵燹……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更工”了。因此,唐自开元天宝而后,诗格为一大变。
 
二、清拔与缛丽之变易
至于藩镇略平,中唐苟安,社会又趋繁荣安定。刘晏理财,杨炎改税,大大改善了唐的财政状况。以至于“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耽玩宴游之乐取代了车马弓刀的志向。宣宗时进士尤盛,旷古无俦。“仆马豪华,宴游崇侈”。这时进士们所想的并非“我以一箭书,能取夺城功”。世风既移,诗风亦易。这是唐体之第二变。
 
“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代明。”(《唐诗品汇·总序》)
 
中唐之体,异于初、盛唐之处颇多,然而最突出的是清远出世之想和忧虑自危之思。“邑有流亡愧俸钱”的韦应物尚且感到“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曾怀壮志的柳宗元看到的是“惊风乱点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生性倔强、“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刘禹锡也感叹:“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凡此种种,浸透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士大夫的隐隐忧患。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忧虑自危之际,难免回到穷达兼济的老思路。白香山从“惟歌生民病”转入“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柳宗元《永州八记》虽是散文,却有诗的意境,那种悄怆幽邃的寒意,迥然异于盛唐山水。
 
中唐后十四帝虽屡欲振作,但终究还是每况愈下。“秋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晚唐诗的绮艳柔靡透着萧杀悲凉之气,盛唐之俊朗已不复见。胡应麟《诗薮》中谈到:“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所谓气运,亦不过世易时移罢了。时代变迁造成的社会审美取向的变化,使新的文学样式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唐诗向宋词的过渡,晚唐已肇其端。因为词这一形式适应了那个时代的审美心理要求。
 
温李浓艳,已染宋调。“残曙微星当户没,淡烟斜月照楼低。上阳宫里钟初动,不语垂鞭过柳堤。”体物入微,有过前人;词气清拔,却不免略逊了。“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绮丽精工是不错,然而毕竟脂粉气太重。王杨卢骆将题材扩展,由宫廷而市井,由台阁而江山塞漠,开有唐一代之阔大境界,到了温庭筠,却又重新回到水榭绣楼里去了。
 
李商隐咏史、刺政,颇有杜甫遗风。但非杜甫那种感时伤世的沉郁顿挫 之音,而是多在平和的语言中蕴深意,如《马嵬》、《贾生》、《北齐》等。咏甘露之变的《有感》、《重有感》略见激愤,也已不及杜甫的洪钟巨响。
 
李商隐的无题诗,是晚唐的一股清新之风。深情绵邈却不调朱弄粉,自然感人。“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一种舒缓的笔致;“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这是书生的爱情,深挚纤巧,却伤于文弱,比之七绝圣手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大有逊色。同是写离愁别绪,境界高远阔大,远为过之,楼高百尺,独坐临长风,耳闻羌笛,思接万里。盛唐之愁亦自高格!
 
俊朗如杜牧,也不由警醒于“烟笼寒水月笼纱”,这样的月色,是一种柔靡的“冷”,大不同于“琵琶起舞唤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中那刚劲的“冷”。杜牧无所施展,只有十年一觉,薄幸青楼了。
 
唐诗历初、盛、中、晚四时三变,已由蓬郁勃发而低徊深婉,由黄云雪山而脂粉画屏。内容决定形式的文学规律起作用了,词开始了它的时代。原因是词符合这种社会审美取向变化的要求。《花间集》序文中已把这种审美心理描摹尽致了。诗词两种体裁之兴替,实为唐风宋韵两种审美心理取向的外化。所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于一代有一代之世事。
 
三、英华内敛的词境
唐刘禹锡的《竹枝词》颇具清新自然之趣;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寥寥数首词,境界深沉阔大,旨趣高华中正,均为词中之唐体,有别宋调。自花间以来,词凡历三变:侑觞之曲、以诗为词、为词而词。直到赵宋倾覆。
 
词为艳科,这是文人词开始定下的基调。至于题材,多为离愁别绪,绮语醉歌。大致不脱儿女情态。冯延巳为个中高者,也是当“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宋陈世修序《阳春集》)。这些词中的意象,无非帘幕画楼,凤笙箫管之属,其中情绪,全为韶华易逝之思、碧天云尽之叹。词在它的初期,唯李煜特殊。一扫纤艳轻薄之气,而至于深哀浅貌,短语长情。不仅承五代余韵,而且开后世新声。人言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为帝王所短处,亦为词人所长处”。这话极有见地。李煜一身集天才禀赋与绝佳素养,是词史之大幸。在他个人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在文学史而言,却迎来了词的春天。
 
宋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雕绘满眼,给宋诗开了个不好的头。词则不同,“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又“当头一曲情无限,入破铮琮金凤战”,在一片急管繁弦中登上了文坛。这些词里流动的韵律,是寒雪寂寥,是春风悠扬,是红笺小字,是柳丝草芽。即如仕途拔萃的晏殊,人以其词为珠圆玉润之章,然闲雅富丽之中总蕴凄婉意味。这似乎不宜简单看作为文造情,而是宋廷隐忧的一种体现。这种隐忧来自赵宋不太漂亮的开局:宋太祖统一之功未竟而崩,其弟轻敌冒进,又几殁于契丹。开边不利而反轻武功,杯酒之议又滋奢靡。这种情势下的宴乐,当然不会有初唐士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达观,更缺乏“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潇洒。晏殊显达,而词境凄婉,王勃困顿,却诗意超迈。这岂只是个人的情性不同所致,实为时世有别使然。
 
美学上的优美壮美之分,于唐诗表现为边塞诗和山水诗的审美追求之别(当然只是总体上),于宋词则表现为婉约和豪放的分殊。“翡翠兰苕、鲸鱼碧海”,本各擅胜场。只是须注意到,唐之优美,不与宋之优美同;唐之壮美,更与宋之壮美异。
 
以诗为词的苏轼“为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词进入第二阶段,题材、手法均有大的突破。词登了弱宋的大雅之堂。苏轼不负欧阳修“吾老将休,付子斯文”的重托,继之而起为文坛领袖,最终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进而开创豪放词派,遂成词史之新变。这是在尽扫“西昆”流弊的前提下才能做出的创新。
 
苏轼的豪放词并不多,但影响极大,至后来朱敦儒、辛弃疾、陆游遂成一大宗 。苏论为文,曰:“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正是这种随物赋形,无所拘束的创作风格,使他开辟了词的新意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尽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豪放词完全摆脱了相思离别的吟咏,闺阁画楼的徘徊。有一种词所特有的豪迈与超逸之美。“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不拘声律,横放杰出,绝不让内容迁就形式。
 
“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已走过顶峰的封建社会的一种自振。扬鞭策马,牵黄擎苍,自有一股气势,然而“鬓微霜”毕竟是无法改变的,雕弓天狼之志还必须寄托于“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种无可奈何的浩叹,隐藏在充满活力动感的出猎场景之下,一如他在追缅周郎、意气风发之后作出的“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于是人生如梦,于是举酒酹江,苏词中的这些常见意境不正是“盛世”的衰音吗?
 
词至辛弃疾,真可谓“千峰云起”、“万千潇洒”。少年时即以智勇双全名震宋金,归宋后又屡任安抚。这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词境自非拈管苦吟之作可比。大量用典,寄托甚深,而无迂腐之气。赋物以情,更勾画了一个有生趣的自然。“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这样一位豪杰却在宋廷难以施展,真是“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腐朽的宋室却造就了一位不朽的词人。就境界而言,词至稼轩已臻极致。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自然豪迈,毫无文人学武之做作;“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清新之极,不似五代残月烟柳之江。“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豪情万丈不让李白,而英武之气犹有过之。然而时局却是“风雷怒,鱼龙惨”,只好作卸片帆、系斜缆之想了。若使他生在盛唐,以其英风豪气,何至作此语!“为赋新词强说愁”,一个“强”字,岂只单是讥讽少年浅薄?唯他能看出陶翁的凛然生气,也是在他眼中“玉环飞燕皆尘土”。故辛词虽称豪放,总有抑郁之气,唐风宋韵之别判然。
 
至于婉约一派,似更适合词。有宋一代,自“绿杨烟外晓寒轻”而至“杨柳岸晓风残月”,最后至“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这种寄于风花雪月之间的审美情趣的转变,恰恰是宋朝日危的和声。
 
欧词柔婉,尚称清丽;子瞻咏怀,已见寒意。“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以春水比愁还无压抑之感;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则有如肠中置冰。柳永唾红,清真创调,固然各有情韵,但究属宋调中靡靡之音;易安虽被轻巧尖新之讥,却是巾帼翘楚,宋词在她由轻愁而转浓怨。宋调之于唐体,恰似“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周密也号公谨,然而他的“纵英游,叠鼓清瑟,骏马名姬”却分明少了豪侠意味而多了书卷习气,至姜白石清角空城之叹,已明言末宋不及晚唐了。
 
终宋之世,少有畅快淋漓、发扬蹈厉的词境。只是音律日见讲究,文字益求出处而已。宋非无才,只是文乏时势。积贫积弱之宋,自会有英华内敛之词。
 
四、审美取向变迁之因
唐宋审美取向的变迁,与士大夫忧患意识大有关联。唐时虽称儒道释并立,但凡欲有所作为的士大夫,必然在儒这一边。入世精神作为儒学的突出特点长期影响封建士大夫的心理,形成特有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特定心理,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忧愁和苦闷。它是一种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冲突与紧张的特殊感悟。往往能导致士大夫人格境界的提升。
 
封建社会的较积极的知识分子,往往有较强忧患意识;反之亦然。杜子美“自谓颇腾达,立登路要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韩退之“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陆务观“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可见儒家精神绝非只存于经学家心中笔下,不专治经而专治世的这些文人具有更强烈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因人而异,且随时而迁。甘露之变后,白居易一改“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初衷,转为“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早年用力甚勤的新乐府,反不如后来的闲适诗更流行,“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争唱琵琶行”。这正反映了中唐以后社会审美趣味及士大夫忧患意识的变化。
 
创作是一种作家用以表达自我,反映现实进而艺术地超越现实的方式。是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统一,个体需求与社会审美需求的共生体,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统一。创作主体的忧患意识对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审美倾向必然有重大影响。那些蕴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进步的社会关怀的作品,会具有一种高层次的情感美。它不仅是一个高层次的审美主体的外化,也使审美客体得到精神上的极大愉悦。忧患意识的产生来自于关怀现实、提升自我的主体意识和人生信念,这又返过来使主体意识得到升华,把自我关怀与群体关怀沟通,激起审美者或高远、或激越、或清幽、或苍凉等等情感。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型政治使士大夫具有强烈的“角色意识”:修齐治平。而上有天子下有万民的社会角色定位与这种意识之间有内在矛盾,即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而世袭制本身无法保证最高统治者的素质。陈寅恪先生讲旧时圆滑世故者往往身泰名遂,而志欲兼济者却难以施展,这种怪圈是封建文化型政治本身划定的。加以科举致仕的文人本身的能力结构有极大缺陷,十年寒窗往往读出一个不通世务的书呆子。中国历史上久演不衰的贤达失意之事自孔子便已开幕。“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而帝王可用可不用,士子便只有在出入儒道之间找寻平衡了。唐风宋韵的分野,唐之蓬郁勃发与宋之英华内敛的分野本有历史的前定。
 
755年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总体上盛极而衰的趋势已无可挽回。唐音遂成绝响。赵宋薄武厚文,却终归败于道学空论。“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理学经典万卷,救不了大宋兆民!
 
一代有一代之忧患意识与审美意识,即一代有一代之时代精神,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未必与世同盛,然文运与世运之间实有莫大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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