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唐诗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太原030012

 

摘    要：

文章从唐诗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有多种社会功能的角度说明了唐诗之所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从而为如何发展新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

角度; 功能; 发展;

 

收稿日期：2001-05-07

 

Reading Tang Poetry by Changing Angles

Abstract：

The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many social functions of Ta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social life, illustrate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ang Poetry was flourishing in order to create a new thinking on how to develop new poetry.

 

Keyword：

angles; function; develop;

 

Received： 2001-05-07

 

换个角度, 是说不从文学的角度, 而从生活的角度;不看思想性、艺术性之类, 而看唐代的诗歌在人们生活中起什么作用, 有哪些功能。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现代诗歌不景气。其实, 诗歌式微的责任, 不能由现代的诗人们来负;这个过程似乎从唐末就开始了。

 

诗至唐而极盛, 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到了唐代中叶, 冒出了一种新品种:词。按照现代文学体裁的分类, 词应该归为诗歌一类, 但从诗的传统意义来说, 词却是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出世后, 毫不客气地从传统诗的题材里抢走了最肥的一块:男女之情。宋代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时代。意识形态一膨胀, 情感一类的东西就不得不缩水。所以尽管宋代有好诗, 但总的来说, 宋诗却总是难免显出清癯干瘦的面貌。元代的杂剧, 明清的小说, 又大规模地挤占了诗歌的地盘, 就象现代的电影、电视挤占了戏剧、小说的地盘一样, 诗歌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 “新体诗”以其新颖的形式和思想热闹了一阵, 但这个运动热衷于打嘴架, 毕竟更适合于杂文。新诗就象一颗流星, 在“天上的街市”一闪而过, 此后就没有多少下文了。接着是阶级斗争的时代, 诗歌自然更加不合时宜, 只好给“语录歌”让位。

 

可见, 唐末以来, 诗一直在走下坡路。有意思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诗的功能也在不断萎缩和减少。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正因为功能不断萎缩的减少, 才造成了诗的每况愈下。

 

在唐代, 诗的用处是很多的。一是可以代替信函。需要写信的时候, 吟诗一首即可。例如, 韦应物任苏州刺史的时候, 有一位友人来信向他要洞庭东山出产的橘子。这时候橘子尚未成熟, 韦应物便复诗一首, 说道:“书后欲题三百颗, 洞庭需待满林霜!”情况说得很清楚, 而且既简练, 又隽永, 那滋味恐怕比称作“洞庭红”的橘子还要好得多。又如, 王昌龄被贬龙标尉, 李白很同情这位朋友的处境, 想安慰他, 怎么办呢?寄诗一首:“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诗人的友情、愁绪, 如清风, 如明月, 将永远伴随着不幸的朋友——这样的境界, 一般的书信怎么能写得出来呢?翻开《全唐诗》, “寄人”一类的诗随处可见, 可见其用处之广。

 

二是可以当作礼物。杜甫在旅途中造访一位姓卫的朋友, 这位朋友“夜雨剪春韭, 新炊间黄粱”, 盛情款待了他。如何回报呢?赠诗一首, 这就是著名的《赠卫八处士》。诗中说:“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不胜世事沧桑之感。李白乘舟远行, 忽然听到岸上踏歌之声, 原来是一个叫汪伦的朋友为他送行来了。这使李白很感动。怎么办呢?赠诗一首, 这就是著名的《赠汪伦》。诗中说:“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中国是一个十分看重礼数的国家, 做什么事情都要以礼为先, 但送什么礼物却颇费思量, 轻了拿不出手, 重了承担不起, 还要操心人家给不给面子, 肯不肯收, 诸如此类。送诗这样的礼物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 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 送诗总是合适的, 高雅的, 得体的。如果送的是一首好诗, 它的价值更是任何礼物都比不上的。上面提到的李白和杜甫的两首诗, 就使汪伦和卫八处士两个本来默默无闻的人, 一下子名垂千古了。在唐人的集子里, “赠某某”的诗虽然不多, 但比比皆是的送行、留别诗, 也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三是可以用来交朋友。上面提到的“寄”、“赠”一类的事, 大多发生在朋友之间。以诗会友是唐人通行的做法。赠诗多了, 友谊也随之加深。唐代有许多著名的诗人朋友, 如王、孟, 元、白, 皮、陆, 等等。李、杜也常常被人称为朋友, 不过这事似乎还可以商量。老杜有些“剃头挑子一头热”, 李白好象并不怎么把他放在心上。诗还可以用来谈恋爱。如崔护的一首《题城南庄》, “桃花依旧笑春风”, 便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

 

四是可以用来比赛。当时一些大的集会, 少不了要即席赋诗。许多人同时用一个题材做诗, 有了可比性, 人们也就免不了私下较劲, 做出来的诗自然也会有人加以比较、评点, 选出最优秀的作品。比如大历时期送宰相王缙出巡时, 就有一场大型的诗歌比赛, 结果是钱起胜出, 后人记载道:“是会也, 起擅场。”在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家的大型集会上, 则是李端出足了风头:“郭暧, 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 即席赋诗, 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 有荀令、何郎之句, 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 端擅场。” (李肇《国史补》) 那情形颇有些象现在的什么大奖赛, 有参赛选手, 有评委, 有举办者, 还有提供奖品的赞助者。不过程序不象现在这么严格, 有时发了奖品以后还要更改。在武则天主持的一次诗歌比赛上, 东方虬的诗先成, 获赐一袭锦袍。他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欣赏一下这件精美的奖品, 宋之问的诗成了, 写得更好。武则天毫不客气, 命人夺过锦袍, 赏给了宋之问。连一国之主都如此重视这样的比赛, 它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就不奇怪了。大型的集会固然要赛诗, 即使是三两人在一起, 只要是唱和酬答, 也就有了比赛的性质。在社会生活中, 各种各样的比赛是很重要的。试想一下, 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各种竞技体育比赛, 没有“奥斯卡”, 没有“吉尼斯”, 没有流行歌曲排行榜, 没有斗牛斗鸡斗蟋蟀, 那该多么乏味?唐代还没有这么多玩意儿 (除了斗鸡) , 诗歌比赛很自然地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五是可以用来娱乐。上面提到的比赛, 本来就含有娱乐的成分, 至少对观众来说是如此。“参赛选手”或许会有些紧张, 但同时也很刺激, 这种紧张和刺激中, 本来也就有乐趣在。诗人们自己集会或偶然相聚在一起作诗的时候, 则主要是为了娱乐。为了寻找新的乐趣, 他们还经常想一些新花样。譬如说除了一般的唱和以外, 还有限韵诗、步韵诗, 此外还有联句诗。大书法家颜真卿就特别喜欢联句。他在湖州的时候, 只要有朋友来, 就要联句一番, 于是就有了《水亭咏风》、《溪馆听蝉》等联句诗传世。安史之乱时, 大批文士逃到了江南。逃到越州 (今浙江绍兴) 的人最多, 有一次闲来无事, 他们就聚在一起作诗。题目是限定的, 叫做“忆长安”、“状江南”, 分作十二个月, 每人做一至两个月;字数也是限定的, “状江南”是五言, “忆长安”则是长短句;前者要求夸张地写江南给他们的新鲜印象, 后者则写他们对京师的留恋。试举两首为例:“江南孟春天, 荇叶大如钱。白雪妆梅树, 青袍似葑船。” (鲍防《状江南》) “忆长安, 正月时, 和风喜气相随。献寿彤庭万国, 烧灯青玉五枝。终南往往残雪, 渭水处处流澌。” (谢良辅《忆长安·正月》) 这种想出种种限制的办法, 已经象后世所行的酒令了。而这一类做法, 又往往起着推动诗歌创新的作用。后来的词亦即所谓“长短句”的出现, 与这一类的创作冲动未必没有关系。

 

如果说这种情况是诗的“群居之乐”, 那么, 诗的“独居之乐”要大得多。唐人在独处的时候, 往往以吟诗来达到自得其乐的目的。可以说, 大部分的山水、田园诗, 和大量的闲适诗, 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多么悠闲自在!“今夜偏知春气暖, 虫声新透绿窗纱”, 多么清新可喜!白居易早年主张以诗干预时政, 后来也热心作起闲适诗来。即使是始终忧国忧民的杜甫, 也时不时的要写一些自我消遣的诗。如著名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里玩的是数字对、色彩对、方位对、当句对, 而在茅草房里说什么“千秋雪”、“万里船”, 不也是自我调侃式的闹着玩吗?写这一类自得其乐的诗, 古人叫做“吟咏性情”, 大概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陶冶情操的意思。说是自得其乐, 对一些苦吟诗人来说, 其实并不轻松。有一位诗人说:“两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多么艰难!但是, 从这“一吟双泪流”中, 不是也可以体会到那种终于成功了的快感吗?

 

群居之乐也好, 独处之乐也好, 毕竟还限于文人的圈子。应该指出的是, 诗歌的娱乐作用当时已经跨过了这个圈子, 进入了社会。一首好的七言绝句流传以后, 很快就会被配上乐谱, 广为传唱。王昌龄的“闺中少妇不知愁”、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诗篇, 就都曾流行一时。

 

不过, 说到唐诗的功能, 最重要的自然是它的“敲门砖”的作用:可以敲开做官之门。唐代以诗赋取士, 诗作得好, 就有可能考中进士, 就可以做官, 可以改变身份地位, 可以“鹏程万里”, “前途似锦”。唐代入仕的途径有多种, 但“举进士”最为人们看重。“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 解褐多拜清紧, 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为之语曰:‘及第进士, 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 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 头上七尺焰光。’” (《封氏闻见录》) “开元以后, 四海宴清, 士无贤不肖, 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 多则二千人, 少犹不减千人, 所取才百有一。” (《通典》) 这就是说, 正因为进士的仕途通达, 前途看好, 所以也就最难考。当时有“五十少进士, 三十老明经”之说。三十岁考取明经, 人们认为不稀罕, 而五十岁考取进士 (以十八岁应试计, 已经考了几十年了) , 人们则认为十分难能可贵了。当时对一个人来说, 举进士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所谓“一举成名天下闻”, 赴鹿鸣宴, 游曲江池, 雁塔题诗, 真是风光已极。孟郊举进士后吟诗道:“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观遍长安花!”你看这位年已五十的老人家有多么高兴!

 

由于诗歌可以敲开入仕之门, 因此被人们称为“敲门砖”。从更广泛的角度看, 其实应该称之为“指挥棒”。“指挥棒”一挥, 人们便都向着一个方向奔去。经历过取消高考和恢复高考的人, 应该很清楚这根“指挥棒”的力量。唐代的‘指挥棒’指向诗赋, 人们便都热衷于学诗吟诗, 而无暇他顾。唐太宗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也就是说, 他不必担心有人象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人那样聚众闹事, 向他的江山挑战了。从这个角度说, 诗赋取士的办法又不失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一策。

 

诗赋取士虽然实行多年, 但也常常遭到批评和非议。这些批评和非议其实是有道理的。平平仄仄学得再好, 跟治理国家有什么关系呢?差不多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即以作诗本身来说, 中举者也未必就是好诗人, 李白、杜甫就没有中过举。当时做了那么多试贴诗, 流传下来的并不多, 除了钱起的“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一联外, 还有哪些诗句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呢?有鉴与此, 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对这种办法加以改革。到了唐德宗建中年间, 这种呼声终于付诸实践。怎么改的呢?一是不试诗赋, 全部改试策问;二是恢复魏晋时期的推荐制, 从地方到中央, 推荐那些“孝著乡里”、“德声流闻”之士应试, 也就是说, 把德育标准放到了第一位, 首先强调的是“讲政治”。结果如何呢?三个字:不理想。“走后门”之风重新盛行起来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被抛弃了。于是, 没过多久, 不得不重新恢复诗赋取士的办法。有趣的是, 过了一千一百多年后, 历史又来了一次循环, 不过这次用了一个新名词, 叫做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名词虽新, 办法却还是老祖宗的。实行的结果, 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学好数理化, 不如有个好爸爸。

 

吟诗作赋与治理国家确实没有多少关系。不过, 重视文化素养, 多少总会有一些好的影响。“流水声中视公事, 寒山影里见人家”, 这样的官, 比起那些成天忙着吃鱼翅, 喝洋酒, 泡桑那, 串歌厅的官来, 至少要显得风雅一些吧。

 

与此相关的是“表现”的功能, 即可以表现自己的才学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敲门砖”功能的衍生物。应试赋诗也是一种表现。所不同的是, 后者面对的是朝廷的主考官, 是特定的, 前者的对象则是泛泛的;后者走的是正途, 前者则往往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属于另谋生路。最著名的例子大概要算李白。心高气傲的李白从来没有进过科场, 但他的一首《蜀道难》, 使贺知章惊呼为“谪仙人”, 天子请他作客, 宰相下嫁孙女, 不论走到哪里, 都会有高官待为上宾。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 名气大了有时候也会招来麻烦。就说李白吧。永王遴东巡的时候, 为了壮大声势, 邀请一些有名的人物加入自己的幕府, 其中就有李白。永王失败以后, 李白落了个从逆谋反的罪名, 成了阶下囚。

 

李白还只是被捕下狱, 流放夜郎, 而且到了三峡, 便遇赦放回了, 李冶的遭遇要惨得多。李冶又名李季兰, 是中唐时期的一位女诗人。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说她“自鲍照以下, 罕有其伦。如‘远水浮仙卓, 寒星伴使车’, 盖五言之佳境也。”这位女诗人为人洒脱, 与当时的许多著名诗人如朱放、陆羽、刘长卿等都有交往。一次诗人聚会, 她问候刘长卿道:“山气日夕佳?”刘长卿患有疝气, 男女有别, 不便明言, 她却用了一句陶渊明的诗, 问得十分巧妙。刘长卿也不弱, 回答道:“众 (重) 鸟欣有托!”也用了一句陶诗, 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了。在座的人都觉得这一问一答既得体, 又有趣, 于是“论者两美之”。虽然这是一件小事, 但也足以说明李季兰的聪慧与脱俗。李季兰诗名远播, 震动了当朝皇帝, 唐德宗特地把她请到了长安。没有料到的是, 她刚到长安, “造反派”朱氵此的部队就打来了。皇帝、大臣们纷纷逃命, 一个初来乍到的弱女子躲避不及, 为乱军所获。更糟糕的是, 朱氵此也知道她的诗才, 命她作诗。她不得已, 作了一首诗, 就此闯下了大祸。唐德宗回京后, 闻知此事, 大怒, 命“扑杀此妪”。后人提起这件事时, 评论说, 手握重兵的国君大臣抵御不了乱军的进攻, 弃守京城, 逃命不迭, 反而苛责一弱女子 (而且是他请来的客人) 失节事贼, 置之于死, 可谓“大谬不然”!

 

不过唐德宗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传统观念把气节看得特别重要, 所谓“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讲究气节自然是对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那是何等的气概!问题是怕绝对化、简单化。李季兰这件事就是一个绝对化所例子。听说美国兵上前线时, 先要教他们说几句敌方的话:“我缴枪!”“我投降!”以免山穷水尽时被人一枪打死。 在我们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难道美国人就那么喜欢搞投降主义吗?恐怕未必。他们想的似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在高谈气节和保全性命之间, 他们选择了后者, 先留下命来再说。这与我们主张的讲人权首先要讲生存权和发展权, 似乎又有殊途同归之妙。世上的事情真是很难说清楚, 有些看似相反的事情实际是相同的, 有些看似相同的事情实际又是相反的。据说朝鲜战争时我们有一些士兵被俘, 美国人将其中的一些送到了台湾, 另一些人坚决不从, 交换俘虏时回到了国内。这些回来的人, 在历次运动中常常被怀疑有叛变行为, 不断遭到审查和批斗, 日子过得很不舒心。而那些到了台湾的人呢, 回到祖国时已经变成了“台商”, 处处有人远接高迎, 满面堆笑, 握手言欢, 亲切拥抱。要说清楚这里面的道理, 形式逻辑显然不行了, 只好求教现代“辩证法”。

 

现在要说到宣泄功能。以前我们爱说诗反映现实、揭露矛盾、讽谕时政的功能, 以致于把宣泄功能也归并进去了, 其实这是不合适的。人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片面性。《毛诗序》的作者强调讽谕, 就把什么诗都看得有讽刺意义。明明是一首讲男女之情的诗, 他却偏要说:“刺周王也。”唐诗中有一些揭露现实矛盾的作品, 但强调得过了头, 也就脱离了现实。杜甫的《三吏》、《三别》也好, 元结的《贼退示官吏》也好, 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也好, 客观地说, 这一类作品在当时的诗坛上都没有占到主流的位置。他们确实想要唱响主旋律, 无奈应者寥寥, 难成气候。这些人们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诗歌里, 有些其实也只是宣泄自己的愤懑。即以人们引用最多的“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而言, 也未尝不可以看作诗人发的牢骚。

 

唐诗中发牢骚的作品是很多的。感遇、抒怀之类的诗有牢骚, 寄赠、酬答之类的诗有牢骚, 连山水、田园之类的诗也有牢骚。恬淡冲远如韦应物, 也要说“直方难为进, 守此微贱班”之类的话, 不是发牢骚又是什么呢?

 

宣泄功能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个人, 对社会, 都是如此。对个人来说, 肚子里有话, 不说出来是憋得慌的, 是要憋出病来的, 所谓“骨鲠在喉, 不吐不快”。说了出来, 顿时会有“一轻松”之感。用时髦的话说, 叫做求得了心理平衡, 可以延年益寿。对社会来说, 尤其是如此, 古人早就说过:“防民之口, 胜于防川。”应该象大禹治水那样, 用疏导的办法, 而不应该象他的父亲鲧那样, 用堵的办法。堵是堵不住的, 一旦决口, 那就难以收拾。改革开放以后, 牢骚也“开放”了, 可以“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有肉吃, 自然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 但可以“骂娘”也许是更大的成就。其实, 让别人发几句牢骚有什么关系呢, 哪里就会亡党亡国, “改变颜色”了呢?发完牢骚以后, 人们照样干活, 或许还干得更来劲, 因为心里痛快了。改革开放事业, 不正是在各种牢骚声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吗?人们并不奢望“从谏如流”之类, 只是希望别人听一听自己想说的话。但在有些人看来, 这一点要求也是过分的。比如有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的电视剧《雍正王朝》, 似乎就主张涤荡六合之内的一切清议, 叫所有的人闭嘴, 全听皇帝老子一个人的话。

 

上面说了一些唐诗的功能或者说是当时生活中的作用, 说得不全面, 更不细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因为诗歌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用处, 唐诗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和普及。夸张一点说, 唐代几乎人人是诗人。上至王公大臣、文人墨客, 下至渔父樵夫、商贾妓女,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上一首。连挑着担子卖油的张打油途中遇雪, 也诗兴大发, 口占一绝:“天地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从此开创了“打油诗”一体。这样巧妙地写景状物的诗, 现在一些自命为诗人的人恐怕还做不出来吧。